上海疫情｜人們需要的是信心與預期

時間步入2022年4月，越來越多的國家正試圖走出疫情。不過頗為令人擔憂的是，在最初的感染消退後，其症狀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所謂「長新冠」（long covid）的成因和後患猶未可知，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將在未來幾年與之打持久戰。

而與此同時，多國的經濟和民生其實也在經歷「長新冠」：在初期極度痛苦的企業倒閉、供應鏈中斷、消費和投資驟減之後，還要面對大規模政府借貸和極端QE政策這些「應急藥」造成的高企債務和嚴重通脹等「長期症狀」。

即便如此，相較於2020年的「恐慌」和2021年的「災難」，多國在2022年所展現出的更多是「有序」。

中國的情況卻甚為不同。作為在過去兩年多以來唯一有能力且有效管控住疫情的國家，相較於他國別無選擇的情況，中國多了一項選擇，也即從根本上避免人身和經濟的「長新冠」。只是，這也伴隨着他國所不需面臨的未知與壓力。

好經驗值得學習　壞經驗也可參鑒

便以堪謂中國反面的美國為例，面對過去兩年失敗的防疫成績，美國而今並沒有甚麽選擇——既沒有足夠的政治意願，也沒有民意支持，復沒有堪用的工具和手段——所以只能踏着近100萬名因病殞命者的屍體，放棄那些無法拯救的，拯救那些仍能拯救的。

也是因此，過去數月的美國聯邦政府一方面全面改善疫苗接種便捷度，讓有需要的人極易獲得感冒藥、退燒藥、快檢測劑等物資；另一方面調動友善的政客、專家、媒體和網紅，在輿論維度一再釋放穩定性信號。至於諸如佛羅里達等州份「不自由毋寧死」的保守派國民，就更是全然不顧地選擇「躺平」和「共存」。

在此背景下，據美國勞工部4月1日數據，經季節性調整，美國雇主於3月新聘用了431,000個工作崗位，失業率從今年二月的3.8%進一步下降至三月的3.6%，僅略高於疫情前的3.5%；因2020年春季的疫情封鎖高峰期而失去的2,200萬個工作崗位，而今已恢復90%；過去一年間，平均工資增幅高達5.6%，遠高於2010年代2%至3%的平均水平；整體經濟復甦速度快於預期。

病毒固然仍在美國社會廣泛傳播，且美國也蒙受着嚴重的「長新冠」問題，尤其是經濟維度，但在付出極大代價後，其疫情似乎正在翻篇，至少其國民已經走出了過去兩年的恐慌和未知。

誠然，各國有各國的國情。針對疫情時，這包含了醫療資源、人口規模、居住密集度、社會資源統一籌集和調配能力、政府公信度、國民「迷信」水平、公共輿論氛圍等等——即便如此，美國如今面對疫情的策略，在全球各地可謂頗具代表性。

好經驗值得學習，壞經驗也可以參鑒。在過去兩年的「防疫之爭」、「制度之爭」、「文明之爭」中，中國成功保證了國民的公共衛生安全，並從美國的失敗中汲取了教訓，但在應對Omicron（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時，如何避免上海當下的「蔬菜之爭」、「糧油之爭」、「廁紙之爭」、「救護車之爭」，中國也可參鑒美國在恢復秩序這一方面的經驗。

不能只看見各地的開放而忽視代價

當下國內之所以對防疫政策爆發這麼大的爭議，主要是因為吉林和上海這幾波疫情讓人意識到Omicron驚人的隱蔽性和傳播性，即便是中國的官民配合度、防範力度和追蹤手段，都需要付出極大代價，才可勉強維持社會清零的基本面。

更重要的是，當官員治理能力、市民素質、基建水平、社會資源遠甚其他地區的上海，都在嘗試動態清零的過程中爆發出物資調配難、基層和市民壓力大、非新冠病患無法得到及時醫治等一系列問題，人們難免沮喪：「Omicron當真管控得住嗎？」

不過，疫情從來不是一個「封與不封」的二元對立選擇題。撇開意識形態和立場包袱，動態評估客觀環境、自身現況和堪用的手段，最大限度保證「少死人」，並最大程度予以國民更多的安全感和預期，這才是當有的態度。

即便Omicron難防，也不能因此就前功盡棄。遠有美國，近有日本、韓國、越南乃至香港，人們不能只看到各地的開放，卻選擇性忽視其所蒙受的代價。

應該說，念及環球現況，中國國民遲早需要與病毒共存，但在疫苗接種率進一步提高、病毒的危害進一步降低、有效救治方式更加齊備之前，現在還不是時候。畢竟，以4月5日中國國家衛健委數據，中國單是未接種疫苗的60歲以上長者便還有約5,000萬……

其他國家是確實防不住病毒，方與之共存。中國的情況與之不同。中國要參鑒其正面和反面的經驗，不能簡單盲從。

落實更精準的防疫　引導更平和的輿論

隨着世界多國因應其各自的情況逐步與病毒共存，圍繞中國「缺乏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的討論也越來越多，在中國內地也是如此。但觀乎近期輿論，即便是上海這全國最自由化的國際都市，「清零vs共存」的爭論都還只是五五開，其他地方只會更傾向清零，這就說明內地廣大國民還是認可整體從嚴的防疫政策的。

只不過，一面要繼續從嚴，避免前功盡棄，另一面要舒緩人們的壓力；既不能像美國一樣採取令經濟面臨「長新冠」的過度刺激性政策，又已經越發黔驢技窮……中國確實正經歷極為困難的階段——但也正因如此，才更不能病急亂投醫。

當下更應做的，是繼續制定並落實精準的防疫手段：譬如針對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微病症患者制定更適當的安排，避免醫療資源擠兌；又譬如適當舒緩地方政府所背負的政治壓力，令其可以更好地與效率更高的企業和機構共同調配分發物資；再譬如令被隔離的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微患者居家隔離，並向其提供每日數百元的經濟補貼……

美國在過去兩年蒙受了巨大的人身和經濟代價，這是中國要避免的；美國在過去數月以來盡力精準投放資源，大幅補牢疫苗接種和藥物供應，並通過有序的輿論引導降低了人們的憂慮，提振了信心和預期，這是中國可以參鑒的。

中國並非沒有「退出策略」

一如筆者前一日文章所述，解決上海一系列亂象的手段不是「放棄清零」，更不能是「一刀切」的嚴防死守，只能是更為精準的防疫。而「更為精準」的前設條件，則是予人們以信心和預期。這也就需要更為平和且有序的輿論引導。

在這一方面，上海過去的精準防疫嘗試堪謂一種「先行改革」，而今「改革」正面臨關鍵考驗的時候，不能因一時的困境而予以否定。倘若被過早地定下「行不通」、「失敗」的結論，倒回到「一刀切」的防疫老路，那老百姓就真的只能繼續說「何時是個頭」了。

另一方面，琴弦繃得太緊是會斷的，務必要調整當下高壓的公共輿論氛圍，降低人們對病毒的恐懼，讓人知道「確診不代表患病」，避免徒增各方壓力的歧視現象。

這不是在為當下上海等地的亂象開脫。面對疫情，中國最佳的「退出策略」，就是待疫苗接種進一步提高，待病毒的危害經變異進一步降低，待有效救治方式齊備之後，再放開國門，令中國可以不用面對當下多國都在面對的「長新冠」。

但要做到這一點，人們是需要有信心和預期的。信心不容易建立，預期也是奢侈品，但這才是最大的「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