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在遭遇抗疫中期關鍵考驗

正在中國多省份蔓延開來的新一波疫情，無疑對中共疫情防控帶來新的挑戰。

一方面，今次的疫情爆發不同於武漢初期，當時病毒是未知的，為了穩控疫情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可以舉全國之力，而今疫情進入第三個年頭，穩控疫情之外，更迫切需要平衡經濟民生，要用「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果」；另一方面，當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入群體免疫，開始不得不「與病毒共存」之後，中國一直以來堅持的「動態清零」政策正在遭遇外部世界的持續質疑，中國內部則因該政策指引下動輒封城封區等嚴厲管控手段開始積累民怨。

這是中共防疫的中期考驗，而且經由過去兩年多的經驗積累，作為防疫優等生的中國，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符合自身國情的防疫模式與路徑，但同時也暴露出不得不引起重視的問題。

首先是嚴厲問責制下，地方的層層加碼與一刀切。

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各地因防疫不力落馬的官員不計其數，從早期荒腔走板的武漢，到一筆筆糊塗賬之下封城的西安，再到今次的吉林、深圳，每一次的局部疫情爆發，必然有當地官員因防疫不力落馬。這樣的嚴厲問責是必要的，所謂「一將無能、拖累三軍」，這樣的嚴厲問責不僅在初期的武漢起到了扭轉防疫局面的效果，並在後續的局部疫情爆發中發揮了威懾作用。

但反者道之動，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嚴厲問責制的初衷是打消官員的消極懈怠、不作為，為了保證民眾生命安全和正常生活積極作為，並在不同階段因應局勢進行更精準的防疫，可在過去兩年多的抗疫實踐之後，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不少地方官員看來，頂格應對疫情至少不會因「防疫不力」而被問責，而精準防疫需要時間，更考驗治理現代化，多數地方官員已經無暇他顧，先用頂格防疫手段證明自己在做事情，故而每每有本土確診病例，第一反應便是封區乃至封城。基於此，雖然中央接連警告要杜絕層層加碼和一刀切，但還是屢禁不絕，由此造成的悲劇還是不斷髮生。

其次，平戰機制轉換過於隨意，缺乏科學統一的標準。

疫情在武漢爆發之後，中國各地在總動員令之下，很快陸續進入戰時狀態，疫情很快穩控之後，一個問題也隨之產生：「戰時狀態」如何向「平時狀態」銜接過渡？

2020年因疫情推遲召開的中國兩會上，習近平在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時亦強調，「要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平戰結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健全應急物資保障體系，加快構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不斷完善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切實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今年1月20日召開的中央政法委召開年度工作總結會議上，秘書長陳一新提到要深化研究的「十大戰略策略問題」，其中即包括「重視社會治理平戰機制轉換問題」。

從中國各地對於新一輪疫情的應對來看，這樣的轉換問題並沒有解決，甚至連科學統一的標準也是缺失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3月21日就此提出的建議頗有代表性，「一個百萬人以上的大城市，施行全域靜態管理，也就是封城，要非常非常謹慎，不到萬不得已不應實施，要那樣做，應該得到國家的批准。對大型街道社區施行居民足不出户的靜態封控，必要時可以，但時間應該受到限制。更長時間的封控應當針對具體居民樓和單元進行。各種情況最多允許封控多少天，國家需制定指導性標準，各地官員則應在這些標準的框架內實施危機管理。」

「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在疫情爆發初期，習近平如是表示。隨着疫情席捲世界進入第三個年頭，尤其是中國防疫遭遇中期嚴峻挑戰的今天，迫切需要進行階段性的經驗總結，進而吸取教訓。這不僅決定着中國最終在這場治理體系和能力的大考中取得怎樣的成績，也關乎中國能在百年不遇的大流疫面前能給世界提供怎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