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任：憶老曹 悼景行
編按：張宏任曾任傳訊電視中天新聞台副總編輯，與曹景行共事，是曹多年老友，這是他特別為曹寫的悼文。
曹景行，我們都叫他老曹，一個永遠笑眯眯的人，2月11日凌晨走了，生命終止在七十五歲。去年楊錦麟兄告訴我，老曹病了，得了胃癌，動了大手術，還發來了他病後和夫人在江南水鄉一起拍的照片，看上去恢復的不錯，精神氣色都很好，當時就默默祝願他早日康復，不想，他最終還是沒能扛過去。
老曹是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香港明報和香港傳訊電視中天新聞台的老同事。但我第一次見到老曹時，他還沒擔任明報主筆，還在《亞洲週刊》任副總編輯。那是一個星期天，明報老闆于品海先生打電話給我，讓我去灣仔皇朝會跟他一起見幾個人。落座不久，只見一個中等身材、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中年男子，陪著另外兩個年齡差不多的人，徑直向我們走來。那個中年儒雅男子，便是曹景行，另外兩位是剛從美國學成來港、曹景行推薦給于先生的兩個「筆桿子」。
我和老曹都在柴灣同一個明報大廈上班，可謂抬頭不見低頭見，但認識之後除了見面打招呼外，並沒有太多交集。第一次跟老曹深入交流，還是在一次于老闆組織的「頭腦風暴」會後。1994年整個一年，明報集團都在緊鑼密鼓地籌建全球第一個華人24小時衛星電視新聞台 – 香港傳訊電視（Chinese Television Network, CTN），于品海時常組織集團內跨媒體的編採骨幹坐在一起，為這個即將誕生的亞洲第一個全數碼電視台出主意，在一次討論中天新聞台的編輯方針時，我和老曹都參加了，記得那天討論的是如何妥善處理有關海峽兩岸的新聞報道，傳訊電視預定當年九月一日開台試播，遇上的第一個敏感問題就是怎樣報道兩岸的「國慶」，十月一日是大陸的國慶節，十月十日是台灣的「國慶日」，新聞要能在兩岸都落地播出，在當時的現實政治環境下，是不能「順得哥情失嫂意」的，有印象是老曹出了個主意，最後被大家接受了，就是以「國慶節」來報道北京十月一日的活動，以「雙十慶典」來報道台北的慶祝活動，後來我們中天新聞台一直沿用這個處理方法。會後，我和老曹在明報大廈的飯堂聊了許久，那時才知道，他出身新聞世家，我們父輩在抗戰時有大致相同的經歷，而他父親曹聚仁1949年後在兩岸交流中的重要角色，則是後來才瞭解的。
我和老曹接觸最多、交流最多的，是我們在香港傳訊電視（CTN）同事的時候。我是1994年中從明報調到電視台的，參與了電視台後期籌建和當年十一月的正式開播，先是任中天新聞台的財經部主任，後任中天新聞的副總編輯。老曹則是1996年末從平面媒體《亞洲週刊》調來，出任中天新聞台總編輯的。老曹這位「頂頭上司」，待人謙和寬厚，沒有一點總編輯的架子，一天到晚，臉上總是掛著笑容。作為總編輯，他抓港聞、兩岸和國際新聞較多，對財經新聞不怎麼關注，對我十分「放心」，現在都想不起幾次和他正正式式討論或報告財經新聞部的工作，反而留下記憶的多是我們天南地北閒談涉及到的一些內容。老曹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人，每天早早就來到辦公室，而且非常注重新聞資料的收集，九十年代中，互聯網剛剛面世，還沒有搜索引擎可用，他就每天復印大量的報刊資料，辦公室復印機旁，總有他的身影，後來聽說他到鳳凰衛視後，也保持了復印收集資料的習慣，被鳳凰同事笑稱「影帝」，影則是「影印」的影。我是很佩服老曹在這方面的堅持，他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搞研究出身，對於資料、素材的積累和掌握，是他個人知識庫的「基本建設」，也是他在香港新聞職場拼搏奮鬥、筆下生花、旁徵博引的功底。
和老曹同事最難忘的經歷，發生在1997年的2月19日。我當晚12點多鐘下班，已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接到老曹的電話，讓我立刻返回辦公室。原來，于品海和老曹等從北京不同渠道得到消息，鄧小平有可能已經去世。如果是真的，這可是大新聞，但此前鄧公已被傳「往生」多次，都被事後證明是「謠言」。于品海先生是老闆，他對新聞事業格外熱情、執著、投入、認真，曹景行是總編輯，他處理新聞事件一向嚴肅、細心、冷靜、專業，在對待這單有可能是世紀大新聞的消息時，他們兩個都非常鎮靜，認為必須查證查實鄧小平是否已經去世，才能對外發出這個大獨家新聞。我將近深夜一點鐘回到辦公室後，立即加入了消息查證工作。通過多人多路多方詢問查證，通過駐京記者發回的重要地點觀察，通過對現場信息的抽絲剝繭式的分析，我們判斷這次鄧公真的是離世了，于品海和老曹最後拍板：要以明確和肯定的用語，而不用「據說」、「據傳」、「消息人士透露」等方式，率先發佈鄧小平的死訊。這則深夜1點18分從香港發出的消息，馬上轟動了全球，之後，中天新聞台的電話就沒有斷過，都是全球各地新聞機構、政府部門致電詢問查證鄧小平去世消息的。凌晨2點44分，官方新華社用英文正式對外宣告鄧小平已於五個多小時前（2月19日晚9點08分）在北京逝世，我從電腦屏幕上看到新華社的消息後，馬上衝到老曹的辦公室，告訴他鄧公去世官方已經確認，他迅即報告了于品海先生。事後多年，我們談起那一晚的經歷時，他說直到看到新華社發的英文稿，心裏一塊石頭才落了地，才知道那場關於全球關注的鄧小平去世的新聞戰我們贏了，他還跟我要去了我保存的，傳訊電視記錄此事的專題片《世紀新聞戰》的副本。
1997年3月初開始，剛剛打了一場漂亮新聞戰的傳訊電視內部，就傳出公司不穩的消息。4月，傳訊電視被台灣的辜振甫家族收購，台灣的「接收大員」被陸續派了過來，老曹就此離開了他任職不到半年的傳訊電視。我雖然接受不了台灣的管理文化（一名曾任國民黨駐外「宣傳官員」的接收人員，一天半夜巡視編輯部時，要我特別注意防備員工搞破壞，說如果有人把咖啡倒在公司電腦鍵盤上，就可以癱瘓整個播出系統！），但因為捨不得放棄參與7月1日香港主權回歸的報道，不得不隱忍著，等到7月1日在香港會展中心做完自己負責的那部份CTN現場報道，第二天就交辭職報告走人了。
離開傳訊電視不久，老闆于品海先生在灣仔皇朝會會所，宴請我們這些離開CTN的員工，以示慰問，在這裏，見到了不少曾經為CTN共同奮鬥的老同事，但不見老曹的身影，問其他舊同事，他們說沒有老曹的消息，我當時很是惦念。後來聽說老曹去了鳳凰衛視了，才放下心來，因為在他那個年紀，在香港需要養家呀。
大概一年多以後，老曹給我打電話，說鳳凰衛視正在籌備開一個類似CTN的24小時資訊台，鳳凰的執行副總裁王紀言請他推薦負責財經新聞的人選，他認為我比較合適，問我願不願意加入鳳凰衛視。老實說，對於老曹的盛情之邀，當時我真有些心動，我從做平面媒體到「觸電」做電子媒體，特別是為號稱全球第一家華語CNN的傳訊電視服務，只有三年多時間，可以說剛剛有些心得和經驗，就離開了，確實還沒有「過夠癮」，能到鳳凰再做一次財經新聞的開拓性工作，對我確實很吸引，但當時又很猶豫：一方面是現實層面考慮，鳳凰的工資比較低，不說同我當時任職的那間上市公司的薪水比較，就是跟CTN時的工資比，也差了好一大截；另一方面，那時，許多離開CTN的前同事去了鳳凰（老曹、呂寧思、閭丘露薇、程治平、李志勤、李慧、曹櫻等主持人以及駱北榮等一些導播技術人員），因而對鳳凰的內部運作有所耳聞，聽最早去鳳凰的我們財經新聞的同事講，他們在剪新聞片時，主管甚至高層，經常站在身後指指點點，進行現場「指導」，所以，我擔心去了之後不能適應，最終還是婉拒了老曹的邀請，沒有能再跟他做同事。之後，因為工作重心逐步轉移到了內地，除了偶爾在外面碰到互相問候一下之外，我和老曹之間的聯絡漸疏，從鳳凰的電視節目上看，他老兄精神飽滿風采依然，但滿頭灰發已經全白了。
一晃就是十年！2008年金融危機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輻射影響到香港，突出的表現是無休無止的政制爭拗，已使香港「變身」成為一個「准政治城市」，在特區政府產業政策缺失的現實下，對香港不會特別寬容的全球化激烈競爭，又使香港的經濟發展，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我這個本質上還是一介書生的「外來人」，開始「不自量力」的考慮要為我曾經熱愛和生活過多年的香港做點什麼。由於一直沒有停止關注香港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所以，就動筆把自己對香港經濟、政治發展的一些觀察、思考和體會，系統一些的寫了下來，在出版界朋友的建議和幫助下，集成了一個三部專著的小系列，準備在港出版。三部之中的第一部：《從東方之珠到東方碳都－低碳經濟下香港的生存發展機遇》，擬於2009年底在香港出版發行，書稿編好之後，責任編輯說最好找個熟悉的名人給這本書寫個序，找誰呀？我馬上想到了老曹！老曹那時已成了紅遍內地的名人！他那時已經離開鳳凰，在內地多個電視台甚至央廣都有節目，還在北京清華大學講學，做高級訪問學者。想妥之後，毫不猶豫找來老曹的新電話就打了過去，寒暄不多，直接提出「要求」，老曹則是二話不說，讓我把書稿先傳給他看下（這符合他一向的做事風格），並要了我的電子郵箱地址。大概兩三天後，他就把寫的序傳給了我！雖然老曹向來筆頭快，寫一篇1600字文算不了什麼，但我打開一看，其實不然：關於低碳經濟或是碳交易，在當時尚屬新概念，特別是建議在香港設立遠東碳交易中心，助力香港經濟轉型，更是新課題，但從老曹文字看，他對此不僅不陌生，還在序言里進一步提出了具體建議，例如他寫道：「奧巴馬的訪華，中國在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峰會上對世界、對未來的承諾，把「低碳」經濟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也必然成為未來全球碳交易中的一大角」。但一切還只是剛剛起步。11月26日，四川大渡河造林局與香港的低碳亞洲公司簽約，出售五個縣的兩千多公頃森林未來二十年吸收的二氧化碳指標，涉及金額將達數百萬美元。香港公司則代理尋找國外買家。如果這樣的交易推展到全國，如果香港都能夠成為中介，香港的國際碳金融交易中心不就有了基礎？ 」
這就是老曹的功底！另外，從他序言的字裏行間，看得出他和我一樣，對香港這座他移居生活多年的城市的深厚感情，對香港政治經濟發展前景的深切擔憂，他說：「本書的論述中，為香港點明瞭一個新的機會：把香港變成國際碳金融交易中心。問題是香港能抓住嗎？需要的是洞察能力和行動能力，還要有緊迫感，香港有嗎？」，「 如果，香港作為當前中國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竟然不能抓住其中的機會，不能發揮關鍵作用，那麼，香港即使淪為華南的一個普通城市，世人也不會感到驚奇。」 老曹這是對香港愛之深，「恨」之切，是恨鐵不成鋼啊！
老曹在虎年正月十一走了，他的家人說，他走的安然、平靜，但他的離世，在網絡上、在新聞界、在大陸官媒，在社交媒體、在各種朋友圈，卻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的發小，他的醫生，用各種文字和形式，表示了對他的悼念、懷念和紀念，給與了他很高的評價。于品海先生，老曹的前老闆和老朋友，親自撰文悼念，給了他非常高的評價，說老曹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批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和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是一個極具中國知識分子風采的新聞人，是深懂香港的筆桿子，是引領變化的新聞人，是年輕一代新聞人應該學習的榜樣，他的去世是世界的損失！老曹走了，他可能想不到在自己身後，大家會這樣懷念他、看待他、評價他，此刻，當我凝視著他那一頭白髮、微笑著的遺像時，「銀發師奶殺手」、「影帝」、「電視時評第一人」、「新聞雷達」、「朋友圈中的個人通訊社」，這些他生前獲得的「名號」，一一從我腦海中掠過，同時，也想起楊錦麟，知名媒體人，也是老曹多年的摯友，前兩天的一句感慨：老曹，沒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