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讓「北京摺疊」的最真實場景在中國落地生根

新冠疫情是面照妖鏡，它照出了中西方的社會文化不同，照出了中西方社會制度與政黨政治人物在面臨重大公共危機時的社會動員能力與政治操守落差，打破了長久以來人們對西方制度、社會文化與價值觀的集體迷思，讓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東亞各國尤其是中國找到了民族文化與歷史自信，同時在一國、一個城市之內，也暴露出很多人們之前所忽視的嚴重問題。

北京市最近公布了兩例新冠肺炎感染者的行程軌跡，從中就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存在的已經不容再忽視的社會公平問題，而且以一個構成強烈反差對比的具體案例，折射出中共正力推的實現共同富裕政策的必要性。

這兩位新冠病毒感染者，一位是從山東到北京打工謀生的流動務工人員，從官方發布的行程軌跡可以看出，在整整14天時間裏，他一天都沒有休息，而且絕大多數都時間都是從深夜開始通宵達旦工作，從一個工地奔赴另一個工地，從事着極為繁重的體力勞動，直到在春節前回家的火車上獲得確診消息被隔離。

行程軌跡公布後，媒體進一步採訪調查還發現，他到北京打零工務工除了維持一家生計，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尋找自己已經失蹤兩年多的兒子。很多人看完這位父親的生活軌跡都極為感慨，人生的苦難與擔當，在這位普普通通的男人身上被淋漓盡致的呈現，它觸動了很多中國人內心深處那最柔軟最善良的部分。

與這位底層務工人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位生活在北京市海淀區的感染者的生活軌跡。這位在銀行工作的女性不僅從事着更體面的工作，日常生活也多在高檔食肆商場消費，兩人的生活場景與生活質量對比構成了巨大反差，讓人看後極為感慨。

事實上，不僅北京，可能整個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生活差異都在這兩份流調中有所反映，只是在多數時間，這種帶有強烈對比衝擊的反差，沒有進入媒體輿論視線罷了。中國科幻作家郝景芳2012年創作的科幻中篇小說《北京摺疊》，就以一個冷峻的視角關注過這個在中國極易引起社會共鳴的話題，並獲得了2016年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

在資本主義社會，對於貧富懸殊的生活恐怕已經麻木。縱然西方最近頻繁爆發的嚴重示威、騷亂，其實根源於貧富懸殊，但是，資本鏤刻的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已經使很多人見怪不怪，社會發展應該服務於多數人的本質意義已經被扭曲異化，精英與底層之間的鴻溝被認為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紐約市的富人區和主要由黑人、外來移民構成的貧民窟形成了兩個截然相反的世界，這種情況在新德里、倫敦、巴黎也都不陌生。但長久以來，沒有誰會真正彌合這個鴻溝，政府與政黨政治人物也不會將改變這種狀況，視為自身應盡的管理職責。

原本在中國傳統封建或奴隸制社會下，這種富者恆富、窮者恆窮的社會結構，除非到了已經維持不下去了要爆發革命，也不會有多少人提出挑戰。但是在現在的中國，因為這個國家長期形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社會歷史文化傳統，再加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更關注於社會公平與人類經濟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這種情況註定無法被長期忽視，終究有一天必然會引發社會討論，進入政府與政治人物的決策視線。

在同一個城市之內，為什麼不同階層的生活會出現如此大的反差？怎麼可以更有效地解決這種發展落差？這是一個中國傳統思想家持續關注了兩千多年的話題，也是一個在當下中國極易引發社會大眾深思的問題。貧富懸殊是一個抽象概念，但是落到每一個階層、每一個家庭與個人身上，都會有具體的呈現。如何改變貧富懸殊不斷擴大的趨勢，在保證經濟效率的同時推進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當下的社會熱點，也是中共給自己出的一道歷史必答題。

中國社會要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就必須在治理價值層面向社會主義回歸，更注重於社會公平建設，必須給弱勢群體以更多實質關愛，讓他們更多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西方由資本主導形成的已經固化了的貧富懸殊結構，決不能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落地生根。

在新冠病毒圍剿下，西方多數國家已經無奈「躺平」，任由病毒收割國民財富與生命健康，中國是少數幾個能戰勝病毒圍攻，使國人可以免受病毒威脅的國家，完成了一個在西方視角下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務。它能不能在解決貧富懸殊、實現共同富裕問題上再次創造奇蹟，完成另一個在西方資本主義觀念下根本無法完成、也無需完成的自設任務，是一個非常值得跟蹤關注、值得積極鼓勵的歷史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