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清明上河圖」暗藏的兩大覆滅危機

《清明上河圖》為宋代風俗畫，由北宋畫師張擇端（1085年-1145年）所繪，內容勾勒徽宗時期的汴京風物。

其中「清明」二字或為「清明節」的時間暗示，或為「正值清明」的政績宣揚，也或指成外東郊「清明坊」，時至今日仍無定論；正如「上河」二字，究竟意味「汴河上游」、「逆水行舟」或「趕集上街」，後世同樣眾說紛紜。然不論畫名有何寓意，畫作內容無疑是對太平意象的描摹，由林立酒肆至熙攘街頭，汴京的繁榮富足一覽無遺；往復如織的大型漕船、不立橋柱的汴水虹橋，更是烘托北宋的發達商貿、先進科工。

但《清明上河圖》的現實命運不如畫中工筆，反而更像徽宗的離亂人生。此圖成畫不久後，北境狼煙乍起，靖康之禍恰似一柄沉重巨斧，於1127年劈裂了宋代國祚，汴京的黃金歲月戛然而止，《清明上河圖》也由此流入金國，幾經輾轉，才於元代再度入宮。

對南宋而言，《清明上河圖》既是汴京陷落的時代回憶，亦為前人逃避現實的粉飾太平。畢竟北宋為求收復燕雲十六州，於長達11年的金遼之役中選擇倒向前者，以致遼國覆滅、北方頓失屏障，為金國南侵掃清了阻礙；役下交戰更是暴露宋軍戰力羸弱、國庫吃緊等諸多弊病，致使金國先得隴復望蜀；與此同時，北宋朝廷受黨爭荼毒多年，政風敗壞、忠良寒心，眾臣只見派系得失，不顧國家大局。種種脈絡疊加作用，促成了北宋政權殞落，也讓《清明上河圖》的紙上繁華淪為殘酷諷刺。

而今民進黨主政下的台灣，同樣深陷這般如夢幻影。據其宣傳，台灣經濟一片繁榮，國際「友人」正為「抗中保台」前仆後繼，台獨的《清明上河圖》持續延展，綿延數里，彷彿沒有盡頭的風和日麗。然若仔細觀察，從小橋流水至人物臉孔，圖紙盡是危機四伏的赤裸荒唐，在黨爭與政客好大喜功交織作用下，畫景越走越遠，卻也註定越走越險。

黨爭行至殘酷尾聲

首先，台灣政局恰似深陷黨爭的北宋朝廷，意氣之爭凌駕治理實務，派系分贓勝過大局考量。脱軌的政治讓政權向着毀滅狂奔，吶喊與動員到了極致，便是除卻僵化口號、盲動群眾外，半點建樹不剩。

北宋黨爭之源，乃宋神宗年間的王安石變法。由於新法未獲多數共識，更將衝擊既得利益結構，朝廷由此裂解出新舊兩派，新黨最終因宋神宗支持而獲勝，舊黨重臣則不免要遭冷落；神宗逝世後，新繼位的哲宗根基未穩，遂在宣仁太后主導下一改前風，重新啟用司馬光等舊黨重臣，朝廷瞬間颳起報復的血雨腥風，不僅新法盡遭譭棄，主張改革者亦被重貶，最遠直至嶺南一帶，創下北宋貶斥紀錄。

而後北宋朝政便在新舊兩黨的輪流失勢間，腐化敗壞，即便司馬光與王安石先後病逝，爭鬥歪風依舊難止。例如哲宗親政後複用新法，舊黨自會淪為新黨權臣的俎上肉；徽宗即位之初，也曾改立無黨色彩的宰相，期望停下黨爭，卻已藥石罔效，最後只能再用新黨、回覆新法，舊黨終至萬劫不復的完敗局面。在此過程中，諸如蘇軾這般不願過度選邊者，遭到了兩黨的共同打壓；不少庸碌無為者，則因從屬朋黨而能加官晉爵；關乎民生外交的國家大策，成了兩黨的權鬥獵物，遭到無情玩弄撕扯。

平心而論，黨爭之初或許僅是理念之爭、地域歧視，但隨鬥爭時序延長、規模擴大、成本加重，新仇舊恨反覆發酵，兩大集團早就殺紅了眼；而神宗等君王初時尚能駕馭分歧，卻終因急於革弊，失去持中角色、一再與新黨結盟。最後局面失控，縱使君王介入都不能勸和兩黨，直到徽宗時新黨徹底清算舊黨，黨爭方告終結，但朝政腐化已難復原，吏治更是一片污濁。新黨少了掣肘，終於肆無忌憚獨攬大權。

如今的台灣亦深陷此般困境。2020年以前，台灣黨爭大抵是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相互鬥爭，雙方在國族認同、兩岸政策、環境保護、同性婚姻、勞工權益、農畜產品進口等場域拉開戰線，藍綠各自動員了支持群眾，為張張選票比試過招。如此雖成功喚起群眾的政治熱情，卻也讓渡了決策專業，更有不少民粹政客庸碌無能，卻因色彩鮮明、敢於上竄下跳，而能崛起為政治明星。要而論之，藍綠黨爭結構雖與北宋不甚相同，卻同樣是因集團權鬥，犧牲政策整體規劃。

在此過程中，民進黨既有民主光環加持，又潛心鑽研共產黨動員群眾的組織系統，很快便替自己打造出關懷少數的「左翼人設」，遮掩奪權的貪婪渴望，「逢藍必反」的挑釁姿態更是吸引不少天真青年；反觀國民黨，既身負「威權統治」包袱，又未從大陸失守的潰敗中深切反省，雖有傑出的技術官僚，卻不諳群眾動員又派系林立，以致在多場選戰下次次退守，兩黨相爭的結構逐漸傾斜。

2020年起，蔡英文確定連任、韓國瑜聲量一夕潰散，台灣政局悄然滑入民進黨獨大時代，國民黨便恰似徽宗時期舊黨，遭到無情政治清算。放眼今日台灣政壇，專業技術官僚難以見用，倒是甘為綠營朋黨鷹犬者，能高居部會首長之職。以2021年5月爆發的新冠疫情為例，台灣先後上演各種脱離醫學常識的政治操作，從自創「校正回歸」到護航高端疫苗，防疫指揮官陳時中連番秀下限，其目的自然不為拯民水火，而是確保所屬集團長遠執政，以換取自身政治前途。

好大喜功的執政心態

上述現象牽引出北宋覆亡另一關鍵，即黨爭末期，已無勢力可抗衡新黨，就連徽宗也縱容權臣好大喜功、把持朝政，以致在「聯金滅遼」等決策場域犯下重大謬誤。

回顧靖康之禍前夕，北宋朝廷對於金遼戰役，大抵可分為三種立場，主流便是「聯金滅遼」派，代表人物為宰相蔡京、王黼等新黨權臣，以及同其勾結、掌管軍權的宦官童貫，其大體是利用了宋代開國以來，對遼屢戰屢敗的民族怨恨，遮掩自身好大喜功的攬權心態，妄想能藉金兵之力，收復燕雲十六州，為派系擴權增添籌碼，全然不顧宋軍無力出戰、國庫空虛的蒼白現實。

與之相對的，乃位處弱勢的第二種立場：「助遼抗金」派，代表人物為中書舍人宇文虛中。其思路大抵可歸結為「唇亡齒寒」四字，即金人是比遼更具威脅的強鄰，絕非宋軍所能抗擊，故眼下需先助遼渡此劫難，莫因兩族仇怨引火自焚。第三種立場，則是相對無為的「坐待遼亡」派，以少傅領樞密院鄭居中為代表，其更多是擔憂蔡京派系因「聯金滅遼」計成，吞噬政治場域僅存不多的異見空間，換言之，是對「戰後失權」的恐懼，讓其提出此般論述。

然而朝臣論辯多日，優柔的徽宗終究倒向蔡京等新黨權臣派系，將作戰方針一律交由童貫決定，即便宋軍進攻燕京時，遼朝曾遣使求降，表示願「上表稱臣納貢」，宋若此時罷兵休戰，將可收回燕雲十六州，同時保有阻卻金兵的北境屏障，可謂同時收穫「聯金滅遼」、「助遼抗金」的雙面益處。但把持朝政的新黨權臣卻沉浸在莫名的自大中，不知見好就收的道理，以致最後門户洞開、兵敗如山倒。

類似場景，也於台灣政壇出現，尤其是關乎兩岸的決策議題。民進黨自權奪起，便在「抗中親美」的主旋律上好大喜功，極盡挑釁之能事，彷彿一日不激怒北京，自己便沒有存在價值。觀其心態，與只求權力擴張、不顧現實大局的「聯金滅遼」派並無二致；差別只在，北宋新黨利用了仇遼情緒，台灣民進黨則利用了反中民粹。

而過往國民黨據有民意半壁江山時，尚能壓制綠營無理取鬧，如今便只能如徽宗時期的北宋舊黨，坐觀民進黨肆無忌憚、譭棄兩岸互信；黨內縱有反抗聲音，也大抵是如「坐待遼亡」派，「擔憂失權」的選票恐懼凌駕兩岸政治大局，國民黨本土派、選舉派盡屬此類。

至於類似「助遼抗金」派的冷眼操盤者，藍綠兩黨皆有，其主張放棄意識形態教條，以保全兩岸和平、促進往來互動為最高目標。民進黨郭正亮、藍營張亞中堪為代表，前者早在1999年便主張，民進黨應修改台獨黨綱；後者則於馬英九任內提出「和平協議」路線，主張兩岸於謀求統一的前提下結束敵對狀態。然此派至多擁有媒體聲量、民間粉絲，距離權力核心十分遙遠，於政治實務上更是全無影響力。

綜觀今日台灣政局，內有大黨專擅，酬庸遍地、治理失能；對外則一味逞兇鬥狠、不顧現實，台獨的《清明上河圖》再怎麼筆墨橫姿，也終究難以久持。歷史趨勢，才是真能雕琢萬物的鬼斧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