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燈初上|夜訪沒落的「台灣銀座」 直擊時代變局下媽媽桑求生術

撰文:祁賓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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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劇《華燈初上》上線,特殊題材、緊湊情節引發兩岸觀影熱潮。此劇劇本打磨4年,以1988年的台北林森北路條通(台灣日式酒店)為舞台,講述一起環繞「光」酒店的兇殺事件,線索指向媽媽桑、陪酒小姐、酒店來客、男性公關與幫派人士,推理之餘折射風月場的浮生百態,人物刻劃亦是立體鮮活。

而在網上諸多討論中,對「條通生活」好奇名列前茅。《華燈初上》為求貼近現實,也在籌拍過程中請來曾為條通小姐、如今已是酒吧「媽媽桑」(日文意指老闆娘)的席耶娜(化名),作為本劇背景指導,為劇中演員提供服務訓練。跟隨席耶娜的腳步,《香港01》記者夜訪條通商圈,一窺「台灣銀座」的時光流轉,捕捉燈紅酒綠下的職人百工,獲授權轉載。此為系列採訪第一篇(共兩篇)。

撐起「條通」的政經格局

2006年,20餘歲的席耶娜為償還高額卡債,由百貨公司專櫃投身條通,開始日式酒店小姐職涯,並在十年浮沉後,成為條通知名媽媽桑,開有「BAR NINE」等兩間日式酒吧。

回顧由小姐到媽媽桑的心路歷程,席耶娜談起「條通」的面貌變遷。如今的「條通」商圈,大抵是南京東路一段、中山北路一段、長安東路一段及新生北路一段所圍區域,在日本殖民時期為高級住宅區,街道規劃仿照京都棋盤式規劃,分佈獨門獨院的和洋混合式住宅,供在台日人居住。

1950年代起,美蘇冷戰日趨劇烈,在防堵共產勢力擴張的背景下,美軍顧問團進駐台灣,條通因而湧現大量酒吧、舞廳,住宅區成了供美軍流連的不夜城;1970年代美軍撤出台灣,與此同時日本經濟高速起飛,各家商社大量派員來台拓展業務,條通再度改頭換面,出現大量日本料理店,以及供日商駐員娛樂的酒店、酒吧。最繁榮時期,曾有上百家日式酒店在此營業,堪稱「台版銀座」。

然而1990年代後,日本經濟泡沫化,不僅本土的銀座生意不如過往,台灣的條通亦受打擊,再加上日本商社大量轉駐東南亞,來台日商數量鋭減,條通的日式酒店只能紛紛熄燈。如今雖仍有十餘間,卻已不復過往繁華。

條通日式酒吧「BAR NINE」老闆娘,席耶娜媽媽桑。(祁賓鴻攝)

鬆動的規矩與模式

面對此番變局,條通的經營型態再度變化。

首先,早年的日式酒店極少接待台籍客人,如今在蕭條與疫情夾擊下,已難再堅持過往規範。席耶娜表示,婉拒台籍客人無關歧視,而是台日飲酒習慣極為不同。

「台灣客人喝醉後,容易與店內所有人打成一片,除了喜歡大聲劃酒拳外,還會拉着小姐到別桌互相認識」,席耶娜打趣模仿「喔喔喔,東京來的喔,小姐小姐,你幫我翻譯,跟他說我最喜歡東京」;相較之下,日本客人雖也「玩得很瘋」,但還是帶有日本特殊的人際疏離與邊界,「如果喝醉之後到別桌,通常是去打招呼,說抱歉我們太吵」,但回桌後繼續玩樂。

長此以往,台式與日式酒店自然出現客群分離。台式酒店採「私檯制」,設有包廂,店家通常是安排小姐幾個一組,進入包廂供客人挑選,小姐坐下便開始計費,時間越長收入越多;日式酒店則仿照銀座模式,採「公檯制」,全店為開放式空間、不設包廂,小姐會輪桌與客人互動,計價項目為酒錢與人頭費,與客人來店時長無關。如今條通雖仍維持「公檯制」,卻已不再堅持台日客人分離,但有些店家仍會強調會員制,避免不熟店內模式的陌生台客誤闖。

記者走訪夜色下的條通日式酒店:(點擊大圖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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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早年的日式酒店以店家為核心,店內階級森嚴,堪比金字塔,小姐是店內資產,受媽媽桑管理。席耶娜接着補充,若是較大規模的店,人員通常分為以下幾個階級:最上層為「大媽媽」(業內用語發音:歐媽媽),下轄多位「媽媽桑」,媽媽桑之下還有「小媽媽」(業內用語發音:姬媽媽),角色內似店內經理,接着才是小姐們。而小姐又分為領月薪的、打工領日薪的,前者高於後者,最後則是少爺與會計。

席耶娜補充,早年的條通大多逃漏稅,會計只負責計算店內薪資與酒水帳,不負責複雜報稅,人手不夠時,偶爾也要下場陪唱歌與喝酒,但薪資往往不及小姐一半,故不少會計最後都受高收入引誘,轉職小姐。

然而上述結構的運轉,是以店家權威為基礎。如今條通生態改變,企業型日式酒店減少,加上網路崛起,「主君/家臣」的酒店管理模式開始鬆動,小姐與媽媽桑的跳槽門檻降低,甚至出現由經紀公司仲介工作的「經紀型小姐」,「派遣制」逐步侵蝕「店家制」的獨大江山。

「條通經濟」餵養眾生

席耶娜回憶,過往的日式酒店小姐,並非只是純粹的陪酒女,而是驅動餐館、衣飾、酒品、妝發、日語教學、土產等「條通產業鏈」的重要環節。

以「衣飾」為例,除了條通附近目不暇給、供小姐工作選購的服裝店外,過去許多日式酒店也會為小姐訂做旗袍,席耶娜就戲稱,「過程好像大尋寶」。首先,小姐必須拿着店內名片,到媽媽桑指定的迪化街布行,由老師傅選布、量身,再持布至指定的西門町裁縫店,待幾日後再來取衣。

此外,不少日客也會帶小姐逛街買衣服,席耶娜笑稱許多同行會趁機施展「內衣抽成密技」,即要求客户帶其採購內衣,並在試衣時讓客户進入試衣間,觀看「穿好後的優美風景」,藉此撒嬌讓客人掏腰包,買下動輒新台幣上千元的昂貴內衣,作為禮物討其歡心。「但小姐們通常都不會拆下標籤,而是在與客人離店後,又偷偷尋日送回,同時拿店家給我們的抽成,算是這行心照不宣的默契。」

夜色下的林森北路台式酒店:(點擊大圖瀏覽)

而有鑑於日客就像過境候鳥、無法在台長久定居,條通小姐便身兼其翻譯、導遊與地陪,不僅要帶客人逛故宮、九份、台北101等景點,也須為其安排土產採購行程,讓客人帶回日本,贈送長官、同事與家人。「茶葉店、糕餅店等也都跟我們有抽成合作」,席耶娜燦笑。

然而如今日客減少,風月場的生態由此變化。「現在的條通,選擇比以前更多元,除了傳統的女公關店外,還有男公關店,以及第三性公關,我偶爾也會帶小姐們去光顧」。而目睹大環境改變,席耶娜也在30餘歲獨立門户開店時,選擇了「日式酒吧」,而非過去長待的日式酒店。

「以前我到日本玩,也有去當地的日式酒吧。店主是一對老夫妻,媽媽桑在櫃枱與客人聊天,爸爸桑就在廚房做下酒菜,店內是一種近乎家庭的温馨氛圍,也是我當媽媽桑後,想經營的新方式」。與日式酒店相比,酒吧的氣氛更加單純,小姐們雖也在吧枱與客人聊天,互動方式卻更像「友人」,而非日式酒店的「情人」,並不坐在沙發上提供陪酒服務。「當然部分原因,也是我以前在日式酒店當小姐時,經歷過太多女人的勾心鬥角,剪衣服、藏鞋子、丟化妝品、搶客人,實在太累了,所以自己出來開店後,就不想再經歷這些。」

條通內的日式酒吧:(點擊大圖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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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媽媽桑這些年,席耶娜開了7間日式酒吧,受到不少前客户資助,雖因景氣不佳,如今只剩「BAR NINE」、「BAR NINE VIP」兩間仍在運營,席耶娜依舊充滿幹勁。「當年在條通開日式酒吧時,客人還不習慣talking bar的形式,常常一推門進來,發現不能唱歌、沒有陪酒,就轉身出去」,如今酒吧文化已相對普遍,席耶娜又進軍新領域,經營「擒欲實驗所」,請來男女公關開設性愛技巧相關課程,學生既有條通人、也有一般民眾,成為紙醉金迷外的新風景。

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各國頻出封城、隔離禁令,台北的條通亦受重創,「商家倒了大概一半」。席耶娜的日式酒吧雖領餐館牌照,比其它八大行業幸運,卻同樣要受2021年5月起的三級警戒禁令限制,無法正常營業。過去每月超過新台幣80萬元的營業額瞬間歸零,旗下小姐們為求温飽,只能離職或轉為兼職。見此困局,席耶娜力求生存,推出調酒外送、線上直播陪聊等服務。雖是杯水車薪,卻也算勉強維持店內士氣。

如今台灣疫情受控,禁令得解,條通漸復元氣,開始重回燈紅酒綠的夜生活。然而通脹如影隨形,經濟重擔令不少舊客「近鄉情怯」,極難一瞬重回過往繁榮,席耶娜除了運營酒吧、開設課程外,也在《華燈初上》熱播際,推出「條通導覽團」,帶領民眾走訪外界看來神秘、自己卻再習慣不過的夜世界。

早在疫情前,條通便經歷幾次劇變,聚合離散頻繁上演;而今挑戰再臨,包含席耶娜在內的條通人,仍要在疫後的百業蕭條中,奮力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