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會︱回顧習近平執政九年　《歷史決議》出爐鋪塾已久？

《決議》+領導人思想+主要矛盾論述是「三位一體」，都是通過對歷史進行總結評判，從而對當下中國社會所處時期進行判斷，歸納出社會主要矛盾，進而指導政策制定。這是今天影響中國多個行業的「共同富裕」理念的由來，也是習近平希望同毛澤東、鄧小平比肩的具體實現路徑。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即將召開，這是習近平第二個任期內最後一次重要的中央全會。屆時，掌握中國最高權力的數百名中央委員將聚集在北京。

儘管外界普遍猜測，習近平將會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後，繼續開始他的第三任黨的總書記任期。此次中共六中的主要議題，就是將推出一份重要的歷史決議，對1921年至2021年這100年間中國共產黨歷史進行一次回溯和總結。在此之前，只有毛澤東和鄧小平主導過此類工作，也被視為習近平比肩毛鄧的又一個案例。

習近平已經執政中國9年，為了成為可以與毛澤東，鄧小平比肩的政治人物，他和他的團隊究竟做了哪些具有標誌性的事情？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點圖放大）：

2021年：「第三份歷史決議」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第一百年，7月份的時候，在北京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中共黨內，政治局已經確定「以史為鑑」將是這第一個一百年的主題。

這證明，中共六中全會上出爐「第三份歷史決議」並非心血來潮，而是在更早時候已經得到了習近平的首肯確認。

如果暫時忽略這份歷史決議的現實意義，僅在象徵性上，它意味着習近平本人正在繼續有意識地向毛澤東和鄧小平靠攏。

歷史上，中共曾經通過兩個「歷史決議」，一是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二是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中共的官方語境中，兩份文件都是在中共「面臨重大轉折時刻」、「重大歷史關頭」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而前者是由毛澤東主導撰寫的，後者則進一步確立了鄧小平在黨內的領袖地位。

歷史學家認為，前兩份「歷史決議」出台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前者是中國剛剛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取得勝利，中共面臨與國民黨爭奪國內政權的局面，毛澤東通過這份文件對黨內的歷史爭議進行了理清，凝聚了全黨，並在隨後的內戰中取得了勝利，開了中共執政的序幕。

後者則是在中國經歷頻繁的政治運動後，當時剛剛重新掌握黨內權力不久的鄧小平，需要通過一系列手段去重新凝聚黨內共識，尤其要回去回應「如何評價毛澤東」、「社會主義左右之爭」等一系列問題，第二份歷史決議回答了這一切，並同一系列其他措施——如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思想上的解放與辯論，軍事上的對越戰爭共同開啟了鄧小平時代。

2012年：「新南巡」

如果時間重新回到9年前，可以看到在那個時候，習近平就已經有意識的向自己父親曾經的同僚，開創了改革開放時期的鄧小平靠攏。

2012年12月，習近平在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後不到一個月，便前往廣東深圳、珠海、佛山及廣東四座城市考察。這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通常具有高度的象徵意味，中國共產黨本身也並不否認這一點。

由於與鄧小平「南巡」路線類似，被稱作「新南巡」的這次行程在當時被視作習近平進一步釋放經濟開放與改革信號之舉。他在那次視察中表示：「所以到廣東來，就是要到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

在那之後習近平進行了他轟動一時的「新南巡」，信號明確，全面深化改革起步。

雖然在以後9年的執政中，中國政策展現了一種撕裂狀態，一方面不斷推動開放的承諾，另一方面例如言論、人權甚至部分行業出現收縮保守的趨勢。同時，中國政府推動了包括政府機構、軍隊、經濟政策在內的大規模改革。

2015年：「習近平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簡稱「習近平思想」，下同）在2017年正式寫入中共黨章之前，曾被觀察人士視為習近平是否要與毛澤東、鄧小平看齊的指標符號。

以中共斷代史劃分，每一代領導人也都有其「指導思想」，作為其執政時期的理論總結並被寫入黨章，分別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思想。再加上中共早期的馬列主義，這六個階段的理論成果，被中共視為其執政的思想精華。

其中，只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習近平思想」，直接以領導者名字冠名。

2017年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通過了關於黨章修改決議，「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從此，「習近平思想」成為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第三個以領導人的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導思想。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中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習近平思想」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2017年：調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

在中國政治文化中，只有最高領導人才能定義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

毛澤東他認為「主要矛盾」仍然是「敵我矛盾」，因此「鬥爭」成為毛澤東時代的主旋律。但是他開啟了中國最高領導人對中國時代下論斷的傳統。

毛澤東之後的鄧小平，從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開始，正是在「第二份歷史決議中」，鄧小平將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做了規範的表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社會的重心開始轉型經濟建設而非政治運動。

從此之後，這個表述在中國延續了40年，江澤民和胡錦濤並未進行更改。直至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四十年來首度對中共這個核心論述進行了調整。

由此可見，《決議》+領導人思想+主要矛盾論述是「三位一體」，都是通過對歷史進行總結評判，從而對當下中國社會所處時期進行判斷，歸納出社會主要矛盾，進而指導政策制定。這是今天影響中國多個行業的「共同富裕」理念的由來，也是習近平希望同毛澤東、鄧小平比肩的具體實現路徑。

貫穿習時代的主旋律：加強中央集權

加強中央集權是習近平時代最重要的政治特徵之一，也是他認為自己可以與毛澤東、鄧小平站在一個歷史位置的信心來源。

從2012年習近平執掌權力以來，在中共黨內掀起的反腐風暴，那些曾經手握重權的官員——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倒在了他發起的大規模反腐運動中，這讓習近平本人在黨內和民眾之間樹立了權威。

2018年通過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的連任限制，習近平獲得了可以連任第三個任期的權力，被視為他要為奠基民族復興需要主導這個時代前進的標誌性事件。

此外，在人事任免，機構改革和財稅政策上，中央所樹立的權威都成為習近平時代的主旋律。人事上，來自習近平執政舊地的上海、浙江和福建等地官員得到重用。在軍隊，源於徐才厚、郭伯雄等人的影響，軍改讓軍事將領的權力被極大的削弱，軍委主席的權力得到加強。同時，武裝警察也從地方政府被剝離。人大，政協，國務院需要向黨委每年進行匯報，同時中央政府再度進行財稅改革，繼續弱化地方政府收稅的權力，越來越多的稅種徵收由中央政府掌控，對地方政府實行轉移支付……

或許是認為，要與擔負起國家的復興重任以及全球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作為後盾支撐。總之，2012年之後，「黨和其他機構」、「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就開始進入一個「強化中央」的歷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