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百年一問：中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政黨

今年是中共建黨百年，百年以來，中國從曾經分崩離析、軍閥混戰的失敗國家一步步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有望在未來數年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這一切的發生與中共密不可分。作為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中國的唯一執政黨，中共一直以來在海內外都不乏關注和研究。但長期以來，中國官方學者和宣傳系統總是以政治背書和歌功頌德為主，流於口號和形式，而那些能獨立發出聲音，對中共進行客觀分析研究的學者，並不多見。海外社會雖然普遍認同中國改革開放成績，但是多數時候僅停留於經濟層面，許多人傾向於認為中共體制只是歷史的過渡而已，未能放下意識形態，以同情理解的態度來認識中共。
這種狀況顯然與中共100年建黨歷史、72年執政歷史和43年改革開放歷史不匹配，未能有效解釋究竟一個什麼樣的政黨讓近代四分五裂、內憂外患的超大型國家實現主權統一，並在建政後犯下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等一系列嚴重錯誤後，居然還能帶領中國告別封閉落後的積貧積弱狀態，實現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家發展奇蹟。
在中共建黨百年之際，《香港01》刊發系列文章，通過傳統文化、馬列主義、西方政黨對比等三重視角來認識中共，此為系列文章第一篇。

中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政黨？

回答這個問題有很多角度，主管黨際交往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季思在《當代世界》給出的回答應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他説：「真正瞭解中國，要從瞭解中國文化開始；真正瞭解中國共產黨，更要從瞭解中國文化開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從來沒有脱離中國文化，其政策主張始終深深紮根於中國文化。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看中共，是理解中共的一把鑰匙。

中共不斷中國化

在世人眼裏，中共一般被稱為列寧主義（Leninism）政黨，這自然是不錯的，因為它説明了中共的歷史來源。但如果只觀察到此，並無法真實認知中共，因為中共已經不斷地中國化，並還在持續進行中，甚至可以説，沒有中國化就沒有今天的中共。從毛澤東時代起，中共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中國化轉變，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毛澤東思想並用來指導中共的革命和建設。

實事求是地説，中共剛開始的中國化具有較多被動的成分，因為中共誕生於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後的年代。彼時的中國在經歷鴉片戰爭及學習西方技術、制度後，始終未能讓國家擺脱內憂外患，於是從剛開始盛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轉向學習西方文化甚至全面反傳統，片面地將中國傳統文化當作落後的代名詞，認為只有摒棄傳統的包袱，才能克服國家困境。繼承五四運動遺產、信奉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的中共更是對傳統持強烈反對態度。比如，身為中共首位總書記的陳獨秀，曾嚴厲批判孔教是「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

再如，繼陳獨秀之後擔任中共領導人的瞿秋白，批判傳統文化是「宗法社會的文化，裝滿着一大堆的禮教綱常」。只是，在蘇俄化的馬列主義引領下，簡單複製蘇聯革命經驗，忽略中國實際情況，中共的革命頻繁遇到挫折。直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派逐漸取得中共的領導權，情況才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共才認真將馬列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走有中國特色的革命之路。

不過，此時的中國特色不是中共對中國文化的自覺肯定，而是因為其領導人毛澤東熟知中國國情和社會文化，有意將馬列主義與中國現實相融合，發展出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和指導思想，帶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馬列主義中國化取得初步成果。

毛澤東熟知中國傳統文化，並且在治理國家時借鑑傳統政治的平衡手段，但這並不妨礙他信奉馬列主義，懷疑乃至否定傳統文化的衝動。也正因此，1956年後中共的中國化轉變遇到挫折，列寧主義政黨常有的強烈的階級鬥爭思維，和當時世界特別是中國不斷左轉的趨勢相疊加，令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一度走向強烈反傳統的歧途，甚至不惜以整個國家的力量來破壞傳統，釀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既給中國社會造成巨大災難，又導致中國傳統文化的嚴重斷層。

在「文革」慘痛教訓的背景下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上任後力挽狂瀾，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回歸常識理性和中國自古以來的務實主義、選賢任能傳統，中共的中國化演變進入有序融合的新階段。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走出否定傳統文化的歷史陰影，開始用積極態度審視傳統文化。自此之後，不光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有所恢復，由「封建糟粕」變成了「輝煌燦爛的文明」，而且中共開始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和營養，中國文化對中共的影響力和塑造力逐漸增強。其中一大例證是，「小康」社會成為指導中共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目標。

據瞭解，「小康」一詞最早出現於《詩經》中的《大雅·民勞》中，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句子。後來儒家把比「大同」社會較低一級的社會稱為小康，意指民眾的生活比較寬裕。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概念。1984年鄧小平進一步表示，「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

如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所説，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開放是中國文明最主要的特徵。和其他基於宗教之上的文明不同，中國文明的主題是世俗主義。宗教文明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排他性（exclusive），而世俗文明的最大特徵就是包容性（inclusive）。包容性的代名詞就是開放，就是説中國文明向其他文明開放，不排斥其他文明。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放下對馬列主義的教條理解，面向全世界學習有益的發展經驗，充分展現了中國兼容幷蓄、經世致用的傳統思維。他重新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發展才是硬道理」等觀點，透着傳統智慧，成為引領中國發展的思想。其中因他引用而出名的民間諺語「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更是體現了鄧小平對中國傳統智慧的認同。如果説鄧小平時代，中國文化對中共的影響還停留在不自覺的潛移默化或者説相對積極的階段，那麼到習近平時代，中共對傳統文化的認可與學習已進入更為自覺主動和態度堅定的新階段。

2012年習近平上任以來，他多次以實際行動支持傳統文化，比如，參觀山東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北大期間瞭解《儒藏》編纂情況，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多次講話肯定傳統文化，強調學習國家治理的歷史經驗，讓中共回歸中國歷史文化序列。正如他所説，「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説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盪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可以説，在中共歷任領導人中，習近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崇態度最為鮮明。與此相應的是，中共的中國化進程持續深入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愈來愈成為習近平時代中共的核心思想資源之一。

中央集權制度與中國歷史一脈相承

文化的影響總是潛移默化，生活在文化中的人和組織很難擺脱文化的侵染，中共及其治下的龐大複雜的國家也不例外。傳承數千年的中國文化雖然在近代遇到挫折，中共一開始對它也多持批判的態度，但它對中共的影響至巨至大，其中最鮮明的自然非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莫屬。

中央集權制度在中國傳承了2,000多年，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郡縣制，地方聽命於中央的大一統政治格局即已形成。周時代的分封制被廢除，中國進入中央集權與皇權專制時代。此後朝代更迭，皇室易主，但中央集權制度不斷髮展完善，官制日漸完備，皇帝權力越來越大，至明清時期達到頂峯。一種政治體制能夠存在數千年，無疑説明其對於中國社會有較強適用性。

近代中國隨着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傳入，中央集權專制制度遇到空前挑戰，其中最不為時代所容的君主專制被掃進歷史垃圾堆，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制還是以頑強的適用性保留了下來。當年辛亥革命後，晚清政府被推翻，帝制終結，不少精英希望效仿西方的治理經驗，在中國嘗試地方自治和分權制衡，結果無一成功，甚至造成連年軍閥混戰、國家支離破碎的嚴重後果。後來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轉而效法蘇聯的經驗，建立組織嚴密的集權體制，才實現了國家統一的目標。只不過國民黨自身問題眾多，且組織建設等方面遠不如中共，再加上一系列複雜的歷史原因，最終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實現鴉片戰爭以來首次國家主權獨立和實質統一。

因為近代歷史的教訓，1949年中共建政後全面否定了民國時期地方自治和分權制衡的失敗嘗試，再次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制。可以説，中共完全繼承了中國兩千年的中央集權傳統，並以列寧主義政黨常用的組織建設方式實現中央對地方的全面掌控。民國以來軍閥分裂的混亂局面完全消失，中共重塑了現代中國的大一統政治格局，並超過歷史上任何時候。中國大陸從來沒有像中共治下這麼統一，無論是邊疆還是內地，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中央政府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追求兩岸統一，反對港獨、台獨、藏獨、疆獨，中共的大一統觀念堅如磐石。

受大一統中央集權觀念潛移默化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批評，和西方體制在實踐中不斷暴露出的深層弊病，中共對西方選舉民主基礎上的分權制衡體制持有深深的懷疑。在中共看來，治理中國如此疆域廣大、人口眾多、歷史悠久、資源和發展嚴重不均衡、內部情況極其複雜的國家，中央集權體制是避免國家分崩離析的必要之舉。由此就像它所言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一黨執政的集權體制成為中共堅守的政治邏輯。

與大一統中央集權相伴而生的還有全能政府。如有研究者所説，中國古代的政府，本質是「全能政府」。王岐山曾説過，中國歷史傳統中，「政府」歷來是廣義的，承擔着無限責任。全能，既是説政府權力廣泛，處於全社會核心位置，又是指政府負責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務。這種「全能政府」的邏輯與中共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相結合，催生了「大政府、小社會」。中共建政之初為了建設共產主義，實行計劃經濟，統一安排全體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後來計劃經濟雖然破產，中國建成了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多次政府職能改革，比如中央與地方責權劃分、完善權力監督制約制度等，但全能政府的傳統未變，「大政府、小社會」的格局依舊。

制度設計借鑑中國傳統智慧

中國傳統智慧對中共的塑造與影響，在具體制度設計方面也有鮮明體現。無論是監察委的設立，還是對多黨競爭的排斥，對協商民主的重視，抑或人才選拔制，均不難從中看出中國傳統的影子。

先説中共十九大後在中國鋪開的監察委改革，很明顯這是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學習與再造。監察之職中國古已有之，在秦代開始制度化，中央設有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掌握天下文書和監察。以後歷朝沿襲變革，明清時設立都察院，形成了完整的監察制度。進入近代，孫中山吸取中國古代政治智慧，設立五院體制，監察院是其中之一。現在中共借鑑古代智慧設立監察委，期待由監察委監督官員的權力，可謂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在現代社會的再利用。

同屬監察體系的巡視制度也與此相似。巡視是中國最古老的權力監察方式，堯舜禹時代即有「天子適諸侯，為巡守（狩）」，後發展出帝王親自巡視、帝王遣使巡視、中央監察機構對地方巡視及地方監察機構（包括地方行政長官等）對所屬州縣巡視四種形式。今天中共重新發揮巡視制度的作用，通過派往各地的巡視組對腐敗和不正之風形成震懾作用，是古為今用的例證。

其次，中共對多黨競爭的排斥，固然有複雜原因，但其中應該也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向來有「君子不黨」之説，對黨派、黨爭一般持較負面的態度。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唐朝牛李黨爭，北宋改革派與保守派黨爭，明末東林黨與閹黨之爭，皆被後人詬病，成為人們厭惡黨派之爭的歷史淵源。再加上中央集權的歷史傳統，中共堅持一黨執政反對多黨競爭，可以説其來有自。

問題是，一黨執政下的民主何以得到保障？中共的方案是協商民主。今天中國的協商民主主要表現為：中共與民主黨派座談，徵求意見；政協委員向政府提案等。不排除未來中共主導的協商民主會有新的變革和表現形式。為何中共如此青睞協商民主？中國的一句俗語「有事好商量」或許透露了一點玄機。中國雖有集權傳統，但也向來反對獨斷專行，因此形成了「議政」的傳統。不僅君臣之間有朝議、言官有諫議，民間還有清議、基層有鄉議，讓眾人議事，「導民使言、兼聽納諫」，這就是中國傳統的協商民主。當然，在現行體制下，協商民主還處於弱勢，有較大隨意性，尚需在制度層面剛性化。這也是今天中共體制被批民主不足的原因。

再者，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共影響最直接、最深切的也許是人才選拔制度。眾所周知，由於沒有西方民主選舉制度，中國官員都是一級一級層層選拔上來的。「選賢任能」是中國數千年來人才選拔的傳統，這一傳統在中共現今的用人制度中得到傳承。政績和經驗是中國古代拔擢官員的核心指標，今天依然如此，只是政績的標準或有差異。能者上，庸者下，如《舊唐書·食貨志上》所言：「設官分職，選賢任能，得其人則有益於國家，非其才則貽患於黎庶，此以不可不知也。」可謂古今同一。這也是為何當前中國官場雖存在嚴重腐敗和「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但在不少研究者看來依然具有賢能體制的一面，並有助於中國社會治理。當然，今天中共面臨的問題是能否持續保持和強化賢能體制的面向，壓縮裙帶風、阿諛奉承、投機的空間。

中共治國的傳統思想底藴

行動源於理念，中共之所以全面借鑑中國古代制度和政治智慧，根源於中共對中國傳統思想的認同和繼承。其中對中共影響至深，塑造了其行為選擇的，應該是經世致用、民惟邦本、天下大同、以德治國等思想。

經世致用思想由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提出，強調學問必須有益於國事，反對不切實際，對後世特別是近代中國影響深遠。鄧小平能在緊要關頭擺脱阻礙經濟發展的極左思想束縛，推動改革開放，並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一國兩制」等新觀念，其背後深層的邏輯應該就是中國近代廣為流傳的經世致用思想。

如天津南開大學副教授盧興所言，中國「民本」思想自古以降一脈相承，《尚書》有「民惟邦本」之訓，孟子有「民貴君輕」之論，荀卿有「民水君舟」之喻，黃梨洲有「天下為主君為客」之議。「得民心國家必安、失民心國家必危。」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曾言：「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民生是國民幸福之基，社會和諧之本。解決民生問題乃最大的政治，持續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績。古往今來，一直如是。所以與西方重視「自由民主」理念不同，中共更看重民生的改善，提出了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認為貧窮是實現人權的最大障礙，主張將全面脱貧上升至國家政策的突出位置。不過，隨着經濟社會發展，中國民眾對於政治參與、民主自由的權利訴求開始上升，能否有效回應和引導民眾訴求，考驗着中共。

治國強調民本，治民強調道德。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的儒家文化是一種道德文化，中國古代倡導的四維八德，充分體現了中國以德治國的歷史傳統。中共深受這種傳統影響，所以在主張依法治國的同時，江澤民提出了「以德治國」的理念，胡錦濤提出了「八榮八恥」的道德規範。到習近平時代，又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並且力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在外交方面，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時代以來的「永不稱霸」思想，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時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中國不會像西方一樣對外強力輸出自己的價值觀，主張「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發展道路多樣化，尊重和維護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相互借鑑，取長補短，共同推動人類文明進步」。這種外交理念來源於哪裏？習近平在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開幕式時，給出了回答。他在主旨講話中表示，中國有句古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鑑。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凡此種種，無不是傳統文化內化為中共外交理念的證明。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歷史經驗和傳統文化有諸多糟粕，並藉助文化復興的名義不斷借屍還魂。具體到政治上，最值得警惕的陋習是傳統的專制、人治和官僚主義文化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中共身上也有明顯體現。這也是今天中國和中共需要高度警惕的陷阱。不過即便如此，可以確信的是，只有瞭解中國文化，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共及其執政思想。中共雖源於馬列，學於蘇俄，但力推文化自信、不斷中國化的中共，正日益回歸中國歷史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