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錄｜傅高義最後的忠吿
因《鄧小平時代》一書被中國人所熟知的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F. Vogel）於12月20日病故。他曾經以「旁觀者」的視角解讀近代中國尤其是中共建政、改革開放後的社會變局，近來當中美關係再度出現歷史性的轉折時又頻繁發聲，給如何看待中美未來的相處方式帶來更多探索性的思考。如今，他的離世在中國輿論場引起不小的反應，一些聲音更是認為隨着他的離去，那些更願意以同情態度解讀中國的西方力量將音量日小——這不得不說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
傅高義曾長期供職於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0年代上半期和1990年代上半期兩度出任研究中心主任。與中國近代文化界名人多有交往並對中國世界處境抱持同情態度的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的1950年代創立了該研究中心。而起初研究日本問題的傅高義則接過費正清的衣缽，一直以西方人難得的坦率和理性態度主張中美應該有更多的接觸和了解。
當然，對於更多的中國人來說，熟悉傅高義還是因為他的名作《鄧小平時代》——英文版原名為《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這是少有的一部獲准在中共大陸出版的當代中共政治人物傳記。傅高義曾經披露他耗費了10年時間研究鄧小平的思想，並採訪了包括鄧小平子女在內的很多人，旁徵博引，最終完成了這部著作，並在2011年由哈佛出版社出版。其中，該書對於中國改革開放數十年的讚歎，對於鄧小平本人歷史功過的「八二分」評價等等，在西方讀者中引起爭論。
這部書次年即在香港出版了中文繁體版，在為此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中，傅高義為自己給予鄧小平的崇高評價辯解說：
「一些外國評論家認為，我對鄧小平太客氣了，對他在毛澤東手下做過的一些事，對他在1989年6月對示威者的鎮壓，對他拒絕對民主化改革更多支持，我應當有更嚴厲的批評。然而我相信，細心的讀者應會看到我確實討論了所有這些問題，並且為許多對鄧持批評立場的人提供了有助於他們理解鄧小平言行的事實依據。我也確實講述了鄧小平批評者的意見和他們批評的理由。但是我相信，儘量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
緊接着大陸在2013年初出版了它的簡體中文版。據統計，兩個版本相比，大陸簡體版還是受到了審查，被砍掉了將近10%的內容。其中正文約5.3萬字，包括「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Key People in the Deng Era）一文約2.6萬字，當然還有眾所周知的有關六四事件的約1萬字刪減，以及其他有關中共黨內矛盾和敏感國際事件的若干刪節。
不過，總體而言，這部得到中國官方認可的著作仍然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提供了不少思考。當時傅高義曾提到大陸版的內容審查，三聯書店能夠獲准出版《鄧小平時代》中文版並保留了他想表達的核心內容（佔原著篇幅90%以上），令他感到欣慰。他稱讚三聯書店「努力地呈現了所有我想要表達的核心內容」，「當我抱怨我想說的話被省掉的時候，他們（三聯）有時會想出辦法把（我想說的）話說出來。」
此間，傅高義到訪過中國「無數次」，尤其是近年即便高齡也對與中國學界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接受中國媒體的採訪，出席中國學術界的研討會，對於他來說都是家常便飯。
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後，中美一直沒有找到遏制關係惡化的方劑，一直到拜登（Joe Biden）即將上台似乎仍然都難以預料到實際好轉。
11月底，傅高義在財經年會上表示，「因為在過去兩年間中美關係變得太差了，兩國人民都對彼此非常地生氣，一夜之間是不能扭轉的。但是拜登政府將更理智地對待中國，同時美國也需要療傷。」
他的對華温和態度在北京看來是如此珍貴，就連為中美國關係正常化作出過相當貢獻的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都沒有像他那樣坦誠與温和。事實上，傅高義一直呼籲中美合作，從來沒有放棄對北京的「肯定」，而是總能設身處地地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兩國應該如何與對方相處，哪怕是在中美就香港問題，就中美貿易戰和技術糾紛大吵大嚷的時候。
「他可能不是那種班上最聰明的學生，但是大家最喜歡的學生，和誰都能相處得很好。美國現在需要療傷，我們需要這種能夠療傷的總統。」直到生命的最後，也就是傅高義離世前一個月，他都在規勸後來者糾正特朗普時期讓美國元氣大傷的做法。但是，身處在美國，他也只能作為一個「異見者」孤獨地發聲。
傅高義去世後，中國官方給予他相當高的評價和肯定。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稱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外交部稱「中方對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對他的家人表示誠摯慰問。傅高義教授為促進中美溝通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們將銘記他為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所作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