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共政法系統開始「延安整風」的四重解讀

撰文: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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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法系統向外界宣示,自己要準備開始掀起一場如同78年前「延安整風」一樣有重大意義的內部整頓運動。這被北京觀察人士視為在「後周永康時代」,中共政法委這個被比喻為「刀把子」的國家強力部門,要發生一場大的動盪。而主導這一切的並非站在前台的政法委一眾高官,真正的「執刀人」是掌握着中國最高權力的領導者——習近平。

2019年1月15日至16日,習近平曾主持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新華社)

據中國官方消息,7月8日,中共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主持了一場主題為「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試點工作動員會」的內部會議。從中國官方的報道來看,這場特殊的政法系統會議釋放的信息並不簡單,在未來一至兩年內有可能掀起中國政法系統的巨大震盪

之所以說這場會議釋放的信息重要、敏感、亟待解讀,可有以下幾點認識。

「周永康案」後第三場運動時間表、路線圖清晰

其一,「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是2015年原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落馬後,中共掀起的第三場針對內部政法系統的有「自我革命」性質的政治運動。之前兩場分別是「清理周永康遺毒」與「掃黑除惡」,「掃黑除惡」發展到運動後期以及基層時,中國政府將目標放到了「黑惡」的「保護傘」上,而這些「保護傘」多為政法體系、公檢法系統官員。

在陳一新的講話中,對於這次運動的意義以及定性十分「看重」。用了「一項緊迫而重大的政治任務」、「刮骨療毒」、「激濁揚清式的『延安整風』」等在中共政治詞彙庫中具有特殊意義的用詞,這表明在中共高層的認知中,儘管中國政法系統經過了多次整頓,但其內部弊病未得到根除,所謂「周永康遺毒」以及各種官僚主義、蠻橫強硬工作作風並未解決。目前這支政法隊伍沒有達到中共的最高權力掌舵人習近平的要求,才會有如此嚴重的定性以及如此突然一場運動出現。由此預見,此次「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運動將會在中國政法系統再次引發「地震」。

今年是中共三年為期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收官之年。(資料圖片)

這場「整頓」的時間表、路線圖也十分清晰。第一步是試點,中共政法委選定5個市本級及4個縣市區的政法機構、2所監獄為試點單位,時間為2020年7月至10月。試點單位包括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及呼蘭區、江蘇省徐州市及雲龍區、河南省三門峽市及靈寶市、四川省宜賓市及珙縣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機構,陝西省寶雞市國家安全機構,黑龍江省呼蘭監獄、松濱監獄。分別覆蓋東北、華東、中部以及西南、西北五個地區。在試點後,2021年至2022月3月正式進行自下而上的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活動。

這是一場習近平主導的政法系統「自我革命」

其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這場運動真正的「執刀人」並非站在前台的陳一新,或者中共政法委書記郭聲琨,而是習近平。這在陳一新的講話中已經印證——「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政法隊伍建設的重要指示精神」。

「周永康案」後,中共對於政法委這個特殊的國家機器該怎樣運作,如何避免再次出現「政法王」、「獨立王國」情況,曾經進行了一系列改革。2018年12月中共審議通過的《政法工作條例》首次清晰地定位和明確了中共黨組織與各級黨委政法委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從「黨內法」否定了周永康時代政法「獨立王國」的存在依據。該條例指向明確,政法委「向黨中央和總書記請示報吿」「抄送同級黨委政法委員會」,在政情觀察人士看來,這份文件在專列的「請示與報吿」一章中措辭鮮明地透露出,中央政法大權被收歸中共中央,而地方政法大權則歸於黨委(黨組)。

這也再度印證了,在吸取周永康案教訓後,在2012年後中共強化「中央集權」的大背景下,政法系統作為國家機器的主導權與改革權,都掌握在中南海最高決策者的手中。今日這場「整頓」由習近平發起也就不言而喻,情理之中。

改革目的——整頓沒有周永康的「周永康作風」

其三,政法系統為何改革?按照會議的說法,目前中共政法系統仍存在隊伍「不純、不公、不力」,以及違法亂紀問題,甚至出現「害群之馬」。儘管清除力度加大,但形勢仍嚴峻。此外,政法中層、基層三觀——法紀觀、權力觀、利益觀——不正,導致隊伍出現「政治、思想、組織、紀律、作風不純」問題。

多維新聞此前對於中國政法系統進行過長期觀察,周永康的落馬被認為是政法系統多年亂象終結的符號,為了徹底革除過去的政法弊病,在公安改革上,中共不僅大規模肅清政法系貪腐濫權官員,如公安部李東生、夏崇源等,進行機構改革,更強調「刀刃向內」,改掉過去粗暴的執法方式,調整以維穩心態處理衝突事件的思維,推廣「楓橋經驗」等等。

但「後周永康時代」,中國政法系統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引發輿論爭議最多的事件就是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當年7月9日起,中國公安局在多達20幾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失聯、約談了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的事件,部分人士因此下落不明。這其中大部分人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到處理。儘管當時中國最法院院長周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以「維護國家安全」來回應這一爭議事件,但是709大抓捕似乎再次模糊外界對政法系統改革的判斷。

另外如2016年的「雷洋案」就引起輿論對中國公安素質的討論;2018年曾一度引起熱議的深圳醉酒女子遭當地警察鎖喉事件等等,都讓以中國公安為代表的政法體系,受到內外壓力,受到來自海外和社會上關於暴力執法和侵犯人權的指控。這些都表明,在「後周永康時代」,從上至下的公檢法粗暴執法制造爭議案件的現象並未徹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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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目的的另一種猜測

此次政法改革是否還有其他目的?有兩個信號頗值得推敲。一是陳一新在講話中頻繁提及「政治」、「忠誠」,如「清查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的『兩面人』」。顯然,政法系統作為中共對內治理的「刀把子」,「政治忠誠度」是重中之重。第二個信號是中國公安系統近年頻繁有高官落馬,如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孫立軍。甚至更高級別的政法系統前高官也陷入傳聞,以上這些現實是否也是倒逼此次政法系統「整頓」改革另一重目的,或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