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女博士混入內地外賣騎手團8年　研究成果轟動得逼平台改算法

中國每天會產生超一億外賣訂單，這意味着會有一億多次外賣騎手配送，依託平台算法的零工經濟正改變着我們的生活。

編輯：陳沁（一条）

2020年《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引起社會轟動，倒逼平台算法改革，其中援引三篇學術研究，來自80後中國社科院學者孫萍，外賣騎手研究，也從邊緣議題成為「顯學」。

2021年，「美團」向全社會公布騎手配送時間算法，接受公眾監督，算法倫理與平台勞動者權益問題進入公眾視野。

孫萍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一個「e值99.9%」的青年學者。過去8年間，她和調研團隊走訪中國19個省份，也深入縣域，採訪了三百多位外賣騎手，最終將她的田野調查出版成《過渡勞動：平台經濟下的外賣騎手》一書。

混入內地外賣騎手團8年　逼得平台改算法　點圖放大看看中大博士孫萍的研究：

8月，一条在北京社科院大學和她聊了聊。

零工經濟大趨勢下　8年外賣騎手田野調查

（以下是孫萍的自述。）

我2017年開始做外賣騎手研究，那一年我剛剛入職社科院，趕上了外賣發展蓬勃的時期。有一段時間補貼大戰，花10塊錢（人民幣，下同）就能買一個肯德基全家桶，騎手送一單比如10塊錢，平台再補貼10塊錢，一單可能能掙20塊錢，也出現了很多媒體所說的外賣小哥收入過萬的情況。看到街上來來往往奔跑的騎手，每個人邊跑單邊拿着手機，也是一種技術化的勞動，我就覺得騎手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議題。

做田野調查，一開始挺難融入的。最初在我們學校旁邊的一家粥店，到了飯點我就去蹲點，粥店老闆發現我總是在那兒抓騎手，但不在那吃飯，就把我趕出來了，後來我就意識到我應該在那兒吃飯，再去門口和騎手聊天。

跑外賣的人五花八門，70%是農民工群體，和他們聊天不能太過正式。有一次我們的學生去跟一個師傅聊天，開場白是：「我是來自中國社科院的學生，想對您進行一個訪談。」師傅嚇得從椅子上掉在了地上，迅速跑掉了。後來我們轉變策略，先上去跟騎手搭訕一下，比如問問他今天跑了多少單，距離感就會很快拉近。有一些騎手其實挺有傾訴欲，我們的友誼會持續很久。

我們採訪了有三四百位外賣騎手，有農民工、創業失敗的老闆、負債的個體工商戶等等，境遇各不相同。還有大學生和白領，前者主要是做暑期工，後者則是想通過跑外賣體驗生活。我們去調研騎手，問他們：「你為什麼跑外賣？」給我的反饋都是：

我想先過渡一下。

這是當下普遍的零工勞動者的狀態，他們想在快速的流轉和不確定當中，尋找一個緩衝地帶，跑外賣並不是他們終極追求的目標。我在書裏提出的「過渡勞動」，第一層意思指的就是這種臨時性、周轉性。第二層意思，和騎手的人群有關。他們多數來自於工廠、建築工地，一旦加入外賣之後，很難回到工廠擰螺絲，或者回到工地搬磚。這些工作都過於嚴苛，不像外賣這麼「自由」。第三層意思，即使離開外賣平台，還會跳到其他數字化平台，比如從美團跳到餓了麼，再跳到閃送。不停的過渡中，逐漸就變成一個持續性的、永久的過渡狀態。

從2017年做問卷到現在，我們發現騎手平均的勞動時長變得越來越長。一開始跑外賣更多是一種兼職化的勞動，現在越來越全職化。經濟下行，大家找工作都很難。越來越多人加入外賣行業，僧多粥少，比如一個地區每天出單量是5000單，原本有200個騎手，現在增加到300個，人均拿到訂單變少，我一天希望能掙夠200塊錢，現在發現跑了8小時只掙了150塊錢，騎手就會主動延長自己的工作時間，粘在平台上的時間越來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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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月入過萬的騎手依然還是有的，但是收入總體是呈遞減趨勢。相比之下，小縣城的騎手還挺幸福的，平均工資可能在4000~5000塊錢，比餐廳3000的平均工資要高，也更加安穩，又可以見到家人孩子。

跑外賣是一份手停口停的工作，來大城市打工的騎手，普遍焦慮感還是很強的，要賺取最大化的利益，就會存在比較嚴重的自我剝削。我在書裏面提到了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朝不保夕者」，也就是歐美社會的不穩定階層，但是在歐美工業化時代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背景下的研究。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們的社會，早在秦漢就開始存在零工經濟。我看過一篇論文研究，新中國成立之後，在最鼎盛的時期，有穩定保障的工人階級佔總人口也只有40%不到。半工半農的人群，隨着機械化生產，逐漸轉變成農民工群體。

當下中國為什麼會出現大量網路民工？其實它是由傳統的農民工轉型過來的，有一個人口和社會基礎在。現在我們已經有2億的網路靈活就業人口了，到2035年可能會有4~5億。那也就意味着，未來，每3~4個人就有1個人在打零工。

女騎手的勇氣與困境

疫情後，就業壓力增大，女騎手的比例有所增加。跑外賣其實是一項特別凸顯男性氣質的勞動，在高峰時段，你的奔跑能力、駕駛速度、抗壓能力，還要提重物，女性在生理上是不佔優勢的，所以我特別欽佩那些能夠在大城市勇敢地戴上頭盔，騎上電動車穿梭在街頭的女性。女性跑外賣的原因，有些和男性相近，比如還債，生計的壓力。我們調研和採訪的女騎手裏，有1/3來到大城市是因為丈夫也在同一個城市打工，比如外賣夫妻檔，他們的目標是「快速攢錢」，用來贍養老人、給娃娃交學費、蓋房子、還債等等。

跑外賣也在衝擊着中國傳統的家長制，如果兩口子都在大城市跑外賣，租的房子可能不足10平米，在這個空間，一是睡覺，二是給手機充電，剩下所有的時間都在外面跑單，不需要洗衣服、掃地、做飯，連廚房都沒有，原本在老家繁重的家務勞動消失了，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形式。還有3成是因為離異、家庭變故、破產等原因不得不出來跑外賣。我印象比較深的是阿嵐的故事。

我們當時見到她還是疫情，她的微信頭像是一個盤着精美髮飾的女生側顏，我問她這個照片是誰？她說是來約她做髮型的一個新娘子，她覺得特別好看，就用來做了頭像。阿嵐原來是一名理髮師，也是一家理髮店的老闆娘。有一天她去醫院看病，刷卡付錢的時候，工作人員告訴她卡里餘額不夠，她不相信，就又換了一張卡，還是餘額不夠，她跑去銀行，接下來發生的一幕讓她癱在銀行的櫃枱前。銀行給她打了四五百頁流水，少則兩三百多則兩三千，原來她老公在過去半年染上嚴重的網癮，把她攢的170萬全部輸光了，還欠了幾十萬的外債。她把理髮店賣了，也一度想要跟她老公離婚，經過幾個月的思考，她覺得和老公還是有感情，就放棄了這個想法，和她老公一起跑外賣。

對阿嵐來說，過去她是一個理髮店的老闆娘，跑外賣是一個比較傷自尊的事情，我們之前見她每次眼圈都是紅的，她花了很長時間來接受生活的變故。她跑外賣也很要面子，會跑到離她家10公里遠的美食街，她說：

這樣我不會碰到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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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女騎手來說，走上街頭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氣。傳統的家庭環境裏，女性是作為一個穩定統籌的角色，比如早上起來先做飯，給娃穿衣服，送娃去學校……但外賣是特別零散、隨時準備出發的工作，有單就去接，沒有單可能就需要等着，必須去適應這種不穩定感和流動性，還要兼顧母職。

零工經濟這些年有一個顯著的市場下沉，原本被困在家中的媽媽群體，也開始頻繁進出於電商、直播、快遞、外賣等行業。縣城的女騎手跑外賣，是作為一個零工性的補貼家用的形式，就比較辛苦了。比如她五六點鐘開始上早班，趁着跑單間隙去送一下孩子，下午四點半下班，因為要去接孩子，晚上就不跑單了，還有很多母職和家務要應付。

在外賣領域，性別規範和「男性審視」也依然存在。比如街頭的男性騎手很容易形成社群，發起轉單、搶單的活動，一起打遊戲、聊天。女性會比較孤獨，一般就默默地在一旁刷手機。但是在男性氣質如此強烈的行當，在外賣行業活下來的女騎手，也都是有兩把刷子。還有一些是從性格取勝，比如她跟顧客交流的時候更加有禮貌，更加耐心，能有策略地處理遇到的問題。

「中國每天有超過一億外賣訂單，算法技術很偉大，但也有點失控了」

中國每天可以產生超過一個億的外賣訂單，我們需要很多外賣騎手去對接這一個億的需求。拉長到中國的地圖當中，你會發現，能做到這件事真是特別偉大，算法技術非常精準地連接了每一個顧客和騎手，讓每一頓餐都送到了顧客手中。與此同時，騎手、網約車和家政工的勞動，越來越依賴手機本身，出現了所謂「困在系統」裏的問題。

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每一單有一個小時去送，為了避免被懲罰，90%的騎手都會在55分鐘之內送達，算法是很聰明的，它收集所有的騎手反饋之後，會覺得這多出來的5分鐘沒用，就會把這5分鐘砍掉。砍到55分鐘的時候，騎手會50分鐘送達，沿着這樣的邏輯，時間被越砍越短，騎手就不得不越跑越快，出現非常多的危險。

算法也會對他們實行各種各樣遊戲化的管理，如果把城市看作一個遊戲場，騎手其實很像《飢餓遊戲》裏邊的闖關者，他們的目標是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餐，克服各種各樣空間與交通上的障礙，最後把餐送到顧客手裏邊去。

騎手還有一種很有趣的「打怪升級」的參與感。剛開始跑單，你是一個白銀騎士，後邊你可以變成黃金、白金、鑽石，最厲害的是神騎士。不一樣的等級，對應的送單單價和獎勵金是不一樣的。在這種遊戲化的管理機制下，跑單變成一種上癮性的勞動，騎手會給自己定KPI。我觀察到有個微信外賣群的名字叫做「200回家，300吃飯」，意思就是如果我們今天跑單過了200，我們就可以回家了。跑過了300，哥們就坐一起搓一頓。

不僅僅是騎手，當下我們每一個人可能都是困在系統裏的打工人。對於騎手、網約車司機或者家政工，是通過個體流動性和具身性的勞動，讓算法去收取他們的個人訊息，更準確地去預測或者分類。而我們每天與算法接觸，其實是不停地為算法充當「人肉電池」來供養它。無論是刷抖音還是上網購物、打遊戲，你個人的行為數據也都會被後台的算法不斷地收取，進而形成基於你個人的使用畫像。在這個過程當中，算法變得越來越了解你，它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可能完全代理你來做決定，想想其實挺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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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不安定感

未來，零工的含義可以變得非常多元，除了網約車、快遞、外賣、家政工，各種各樣的斜槓青年、數字遊民，可能還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做自由職業者。大家都不得不去接受這樣一種過渡性，「過渡勞動」的文化正刻在我們的DNA中。我們持續跟蹤的一些騎手，比如我們問他什麼時候開始工作，他突然意識到說：

天啊，我已經跑外賣跑了五六年了。

很少有人表現出來特別的沮喪或者無奈，沒有人覺得自己好像一事無成。這可能和騎手的社會背景有關係，他們多數來自農村，相較於其他工作，跑外賣的性價比其實還是高一些，也相對自由。

在抖音上有一個閃送騎手「拐哥」，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當年出名是因為他騎摩托車去送外賣的時候腳受傷了，醫生給他打了石膏，要他在家休息。但是跑外賣是「手停口停」，家裏還有老婆孩子靠他養活，所以他決定拄着拐去送外賣。他的人生經歷非常豐富，從三年級輟學之後，幹過各種各樣的活，差不多有將近20個工種。他對跑外賣有着非常多深刻的反思，我們一起做過很多事情，比如一起救助被車撞的流浪狗，給其他工友捐款，去看望遭遇交通事故的工友。我還帶過紀錄片團隊走進他家庭內部的生活，他一直都比較支持我。

我出這本書，他是一個一個字念過至少兩遍，給我提了很多專業編輯都提不出來的問題，比如書裏有一段寫從天安門到燕郊的一個站點之間的距離，我說可能有20多公里，他說根據我的常識絕對不止20公里，不信你查一下，結果真的有30公里。跑外賣的後期，他也幫助了非常多騎手，一起抵抗零工勞動所形成的不安定感和不確定感。後來我就邀請他給我寫一個推薦語，原封不動地印在書的背面。

在我看來，我採訪和結交的騎手朋友們知道我在幹什麼，遠遠比學界和業界的認可更重要。

我所在的北京地區有非常多精英式的大學，當所有人都向前看，社會流動都朝上的時候，底下的大部分人其實是被忽視的。有一大批的同學，願意加入到我的課題組來調研，他們依然保留着對於社會底層人群的關愛和關照。我不想講一個高高在上的理論，只是希望這樣一群勞動人民最真實的景象，能讓更多的人看到。騎手的故事，其實展現的是千千萬萬勞動者流轉的人生故事。我們的學術記錄現實，最終也還是要回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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