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說的韜光養晦並未過時

鄧小平生前說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曾深深影響中國外交戰略。這句話本來是鄧小平說給決策層聽的，後來卻在社會上慢慢傳開，成為許多人觀察和理解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依據。過去10年以來，海內外輿論對韜光養晦的看法日漸分化，有人主張中國仍需長期堅持韜光養晦，亦有人斷言韜光養晦已經過時，中國外交理應轉向積極有為。這兩種觀點來回交鋒，對中國外交何去何從具有啟發價值。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通用解釋，韜光養晦的含義是隱藏才能，不使外露。除此之外，許多人眼中的韜光養晦還有延伸含義：收斂鋒芒，不炫耀、不張揚，提升修養，彌補自身不足。在一些人看來，韜光養晦是一種低調務實、謙虛謹慎、注重自我提升的處世之道。在涉及複雜人際關係的場域，一個稱得上韜光養晦的人看似不顯山、不露水，實則有雄心壯志、有恆心、有謀略。不少人習慣於把韜光養晦與中國古代的卧薪嚐膽相聯繫，意指在實力不足時收斂鋒芒，待時機成熟再進行報復。比如，歷史上的越王勾踐、司馬懿都是典型的以暫時忍讓來圖謀大業的人，甚至連開啟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面對東突厥進犯時都一度採取堅忍策略。

因為關於韜光養晦的說法較多，不同人理解鄧小平說的韜光養晦往往側重點不同，既有人視為中國在實力不足階段的忍讓策略或緩兵之計，或多或少包含謀略、心計、伺機報復的成分，又有人理解為一種謙虛謹慎、低調務實的外交作風。若想準確理解鄧小平說的韜光養晦，應該回到歷史語境，放在鄧小平外交戰略的層面審視。

曾在90年代複雜、困難時期為中國外交打開新局面的前國務院副總理、前外交部長錢其琛於1995年完整解釋過鄧小平說韜光養晦的背景與內涵：「進入90年代前後，國際風雲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遭到嚴重挫折，兩極格局瓦解，各種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進入新舊格局交替的大變動時期，中國面臨西方國家聯合施加壓力和制裁的威脅。鄧小平同志綜觀全局，對形勢突變及時做出了精闢的論斷，諄諄教導我們，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及時提出冷靜觀察、沉着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等戰略方針。他指出，不管國際形勢如何變化，我們都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發展與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我們要保持警惕，誰也不怕，誰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數；要韜光養晦，埋頭苦幹，不扛大旗不當頭，過頭的話不說，過頭的事不做；要真正紮紮實實地抓好經濟建設，不要耽擱；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不是無足輕重，是能夠而且應該有所作為的。」

由此可見，鄧小平說的韜光養晦是和冷靜觀察、沉着應付、穩住陣腳、有所作為相聯繫的，是因應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面臨西方國家聯合施加壓力和制裁的威脅」，是希望中國能埋頭苦幹，紮實抓好經濟建設，不要去說過頭的話或做過頭的事，是應該有所作為，但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鄧小平曾在聯合國公開說過：「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將「和平與發展」上升為時代主題，與美國、蘇聯、日本和周邊國家改善關係，積極為中國塑造和平友好的外部環境。這說明鄧小平說的韜光養晦顯然不同於歷史上的卧薪嚐膽，絕不是為了將來有一天伺機報復或以牙還牙。

在「和平與發展」的大前提與外交目標之下，鄧小平說的韜光養晦既有特定時空條件下政策選擇的一面，又有不稱霸、不耀武揚威、埋頭苦幹、沉着冷靜的一面。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政策選擇是當時中國面臨的複雜、困難的外部環境，希望以柔和姿態來扭轉局面。作為當時外交部門負責人的錢其琛，被不少人形容為原則與靈活兼具、擅於審時度勢、外柔內韌的外交家。可以說，當年的外交政策與工作成績讓中國擺脱了1989年政治風波後被孤立的艱難處境，為中國加入WTO、經濟騰飛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與此同時，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確實在相當程度上踐行了不稱霸、不耀武揚威、埋頭苦幹、沉着冷靜的理念，經濟社會得以持續快速發展，徹底告別長期以來的貧窮落後面貌，成為舉世矚目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伴隨中國綜合實力的巨大提升，一方面無論中國社會內部還是海外社會，期待中國在國際舞台承擔更多責任、發揮更大作用的聲音逐漸增多，一些人甚至呼籲中國應該強勢展現更多鋒芒，另一方面海外社會的「中國威脅論」再度興起，美國社會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憂慮和警惕日益增多，主張制衡中國的聲音正在左右美國政壇。有鑑於此，許多人認為中國崛起早已是「房間裏的大象」，再也藏不住，奉行多年的韜光養晦戰略已經過時，中國應該及時轉向奮發有為或積極有為，更主動更強勢地追求國家利益。但與此同時，仍有不少人擔心如果放棄韜光養晦，轉而追求積極有為，會否與中國綜合實力、國家發展大局背離，會否成為眾矢之的。

公允地說，韜光養晦與積極有為並不必然矛盾，而是得看什麼樣的韜光養晦和什麼樣的積極有為。如果把韜光養晦狹隘理解為墨守陳規、無所作為、一味忍讓，那無疑是錯誤認識。韜光養晦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有相當大的彈性，既以追求牢固的互信關係為外交目標，又以防止雙方關係失控為底線。不是說不能阻止美國遏制中國就證明韜光養晦過時了，恰恰相反，只要美國對華遏制未讓中美關係失控，韜光養晦便是有用的。如果把韜光養晦看作卧薪嚐膽、待時機成熟再進行報復，那無疑與鄧小平的初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追求的和平發展道路相悖。與此同時，積極有為指的是基於綜合實力與道義的事在人為，是希望發揮主觀能動性。如果把積極有為異化為暴發戶心態，變得咄咄逼人、驕傲自大、耀武揚威，忽略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情與和平發展道路，甚至錯誤滑向民粹民族主義，到處激化矛盾，同樣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發展大局與現代化事業的背離。

在過去，無論是因為綜合實力的限制還是外交環境的限制，「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是中國外交的理性選擇；在當下，由於綜合實力的根本性提升以及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利益聯繫越來越緊密，有所作為的比重自然要適度提升，但這並不意味着要放棄韜光養晦。因為不同於耀武揚威、咄咄逼人、鋒芒畢露的低調務實、謙虛謹慎、注重自我提升、與和平發展相聯繫的韜光養晦，具有長久的現實意義。

過去10年以來，哪怕民族主義情緒持續升温，但中國依舊奉行做好自己的事情，倡導「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外交仍然保持相當的自制理性，比如在應對菲律賓的南海仲裁案、韓國的薩德反導彈系統事件、澳洲與中國交惡、美國對華貿易戰等諸多事件上保持清醒，堅守和平底線。所以說，已經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與和平發展相聯繫的韜光養晦並未過時，當下中國依舊在不同層面帶有韜光養晦的色彩，而這不僅與積極有為並不矛盾，反而有相互促進的內在聯繫。畢竟，無論韜光養晦還是積極有為，最終都應是為了促進中國發展與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