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還願去了解那「最近的中國」和「最遠的北京」嗎?
如果乘坐飛機，飛行距離2160公里需用時3小時；即使乘坐火車，延京九線自九龍北上，到北京西站列車行駛2475公里，亦不過24小時而已。而最近的內地城市深圳更是近在咫尺，港人通過羅湖等口岸可直接接駁深圳交通網。
然而，正是在如此觸手可及的範圍內，面對對面的風雲變幻，近年香港社會上下卻愈加失去敏感，淺淺一條深圳河在此時的中港關係之下卻形同天塹，甚至較之遠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世界對中共治下的中國都更為隔膜。
在港人眼中，中共的鮮紅似乎皆由國人之鮮血染成，三反五反、文革、六四，無數的歷史事件衝擊著港人的民族認同，而香港回歸后，從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的七一遊行到李旺陽事件到國民教育再到雨傘運動，中共各色「代理人」的「輾轉騰挪」之下，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在一點點被磨蝕。
此時的香港人，無論視中共為領導者、盟友還是對手、敵人，都可曾再願意認真的去面對與理解嗎？面對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陸，香港既不可妄自菲薄的仰視，也不可心高氣傲的俯視，直視，才是香港應有的態度。
中國內地與香港的相互依託、相互支援在如今歲時老調，但我們又不能不再重談。曾經，香港在英治下成為一個匯聚中西、連接內外的商業貿易甚至思想文化交流中心。香港的包容性不僅令它本身成為「東方之珠」，而且更重要是它成為溝通內地與世界的橋梁，使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內地通過香港獲取西方工業文明的政經信息乃至社會思潮，而外界也得以從香港這個「信息集散地」獲取內地的準確情資。1949年中共建政，因為意識形態的隔絕，中港之間的聯繫一度處於低潮，但現實的「臍帶」卻從未隔絕，內地波瀾迭起的政治運動每每波及香港。因之，香港的命運起伏也同樣也內地同步。
文革結束，鄧小平在1970年代末開始主政內地，一直到1980年代國門豁然洞開，改革開放的推進令當時得益於自由法治的經濟體系而崛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成為中共「放眼世界」的門户。在此之後的相當長時期內，憑藉與內地得天獨厚的信息和人員往來、經貿和投資活動，或者説香港社會與大陸天然的息息相通，使之成為外界了解中共政經的最重要來源之一。
在那個時期無論是港人還是香港傳媒業，儘管存在人種種隔閡，但是香港在解讀中共和內地方面，其地位無出其右者。香港傳媒界對內地的洞察，甚至分析和研究，常被西方國家直接引述並作為研究中共的第一參考。1992年年初，當時已賦閒的鄧小平「秘密」南下視察，這一至關重要的標誌性動作在當時被香港無線電視偵知，並在內地傳媒一片沉默的背景下率先披露。而鄧小平1997年2月19日去世在中共官方媒體尚未發布消息的情況下，也正是香港媒體傳訊電視（CTN）在獲悉北京當晚23時許的反常情況並向多名省部級領導求證後，於2月20日1時18分許率先播出鄧小平逝世的消息。
內地的學者常常有這種邏輯：當大陸變化突飛猛進，與香港在開放和發展水平上的差距迅速縮小之時，香港的地位動搖了。於是乎在此過程中，香港不僅原有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不斷受到來自內地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挑戰，而且其城市「性格」中的固執和保守一面得以凸顯。不認同、不接受、不接觸……對中共和內地的抵制和漠視，導致其認識愈發隔膜，偏頗愈發嚴重。
然而站在港人的角度去理解，如今的陸港關係的成因和對中共的敵視則遠非簡單的經濟原因所能盡述。每年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頭髮花白的長者臉色凝重地手擎着一支支白蠟燭。因為在這些曾經經歷過1967年香港左翼暴動、經歷過「文革」紅衞兵浪潮、經歷過六四事件學生流亡的中老年人來説，中共依然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奉行暴力革命、壓制人身自由的專政者。這種敵視情緒根深蒂固，至今不改「初衷」。
然而更需要思考的是香港青年一代究竟為何與中共「形同水火」，歷史文化上傳承的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幾乎僅僅口號階段；而香港本地政治和經濟上的急劇變化或許才是問題所在。生長在中港對比轉型大背景下，現實的生活壓力驟升自不待言，而自2008年始的「雙非孕婦」以及相關的一系列爭議中，香港政府不作為、廣東省政府作壁上觀令中港矛盾一再激化；而同時從「廿三條」立法爭議，再到國民教育以及雨傘運動，諸多矛盾的誘因往往都出現在「一國兩制」在落地操作的失當上面，而其中香港政府的工作方式、中聯辦的「聯繫人」角色、建制派的唯唯諾諾以及泛民主派的危言聳聽都成為港人與中央隔閡愈深的原因。
於是，香港「佔中」之後所引發的港獨思潮於青年之中泛濫，並已然形成一種政治力量。坦言講，一個寧願選擇遙遠的拉美亦不願北上，甚至不情願看一眼內地的羣體，本身存在多麼固執的仇恨和對抗情緒嗎？也許。不過，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為凸顯存在，可能會導引更加的激烈的「政治正確」表態，設置更為邪惡的「假想敵」，內地和中共自然不會成為港人認真認識的對象。
而在如此社會氛圍內，香港傳媒業公信力近年也持續下滑。繁榮的景象下，媒體或被指責有紅色背景，或被炮轟無底線地賣騷，失去成熟理性地認識現實、看待問題的意願。它不僅造成香港傳媒本身的「墮落」，更重要的是形塑港人更加偏激而「逃避」現實的態度，尤其是對內地的傾向性報道上以「逢中必反」掛帥，而對現實的積極變化卻是不聞不問。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今日港人對於內地和中共的種種複雜情緒其來有自，不過亦需承認，正如上文提及隨着香港在某方面的地位衰落，這種種情緒已很難影響內地的步伐。對於中共和內地的敵視和仇恨，非但無法改變和影響大陸的任何政治運作，還將遮蔽香港的眼睛，而一個缺乏中國視野與國際視野的「國際城市」，又怎能持續向前。
事實上，經歷1978年後的經濟騰飛，內地政經和社會民生，乃至中共本身都發生了在大多數港人來説並未意識到的脫胎換骨式的變化。中國崛起雖然隱患與現實挑戰重重、本身並不完美，但是這確是事實。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幾乎沒有人可以完全撇清與中國的關係，對中國內地和中共視若無睹。
不管是吹捧和貶低，「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以及更為中性的和平崛起、中國模式等「顯學」的出現本身便説明了問題。近年，曾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提出文明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開始承認誤判，沒有料到內地的經濟增長「帶來的衝擊那麼廣泛」，並頻繁接觸中共領導人修正自己的學術觀點。而實際上，開始轉變的西方人士絕不僅福山一人。
可以説，當香港社會沉浸在「鴕鳥」遊戲中時，包括西方世界都開始嘗試着轉變態度，以一種更加客觀和積極的視角去認識中國，解構中共的成功與失敗，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其成果之豐富，其態度之誠實，可能已經遠遠超過香港社會上下。而這或許才是香港社會應最感緊迫的。
對於香港來説，它與北京的地理距離如此之近，而在真實的心理距離卻謬以千里。這不能不説是一個發人深省的「錯位悲劇」。
北京時間10月24至27日，中共黨內將在位於北京西長安街上號稱中國最神祕的京西賓館召開一次六中全會。這次會議被視為中共將是一次自我救贖，確保執政權的的努力和嘗試。包括西方在內，世界各國都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共的類似動作，將其視為洞察中國未來的機會。然而，在香港，它似乎依然並未引起沉睡的港人任何的興趣，——中共的任何變化都似乎與己無關。
在此，香港01只是希望借助此次會議，幫助港人了解真實的中共和真實的中國大陸。因為即便是視內地為對手、敵人，亦需靜下心深刻地研究和了解對方。唯有基於一種理性客觀的認識，不管今天彼此所持政治態度若何，都不會顯得盲從與感性化。面對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陸，香港既不可妄自菲薄的仰視，也不可心高氣傲的俯視，直視，才是香港最好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