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三中全會破格提前召開　掀中國政改序幕

「（如果不搞機構改革，政府）確實到了難以為繼的狀態，確實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在1981年，當鄧小平真正掌握中國權力的時候，他發現政府機構疊床架屋，人員冗餘的問題是建國以來最為嚴重，不無感慨的說了這番話。當時國務院的副總理有13人之多，工作部門有100個，其中部委機構52個，直屬機構43個，辦公機構5個。而在100個工作部門中，經濟管理部門高達71個。此外，部分官員的思想和知識水準滿足不了時代的要求，成為改革路上的絆腳石。

撰文：王雅

對此，鄧小平推動了「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的第一次機構改革，並稱之為「革命」。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題為《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的講話，批評當時黨和國家組織機構臃腫，「許多人員不稱職，不負責」，「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贊同」。

今天，同樣的情況再度在中國政壇出現，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三中全會）罕有地趕在兩會前、即今日至28日召開，料將對黨政機構全面「動刀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周六（2月24日）召開會議，決定於今日至周三（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十九屆三中全會。會議通報表示，此次政治局會議主要是「聽取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稿在黨內外一定範圍徵求意見的情況報告，討論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方案》稿，決定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意見進行修改後將文件稿提請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

細心解讀可以發現，儘管十九屆三中全會來得「突兀」，但並不意外。三中全會之所以會「趕」在2月尾召開，最重要的原因是想趕在兩會之前傳達重要訊息。假若習近平希望對整個「國家治理體系」進行全面改革，就需要將「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方案通過中全會審議，中共黨內通過之後，再在隨後舉行的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務求從「黨的意志」上升至國家行為。這是中國政治的必經程序，也是三中全會在此時召開的關鍵原因。

三大現實　促成改革必要

無論從現實層面考慮，還是從「毛鄧習」世代傳承的歷史來看，中國都有必要進行「機構改革」。事實上，現時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存在着種種弊端。第一，不論是中共黨務系統還是國務院系統，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冗官冗員的情況依然嚴重。

2016年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2015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總共有716.7萬名公務員，假若把包括事業單位人員在內的財政供養人員一併計算，人數必不止於此。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會長陳劍，2015年接受中國媒體《經濟參考報》採訪時表示，到2014年底，中國財政實際供養人數遠超過6,400萬人。這個數字已經逼近英國全國人口，並且還以每年超過100萬人的速度遞增。「冗官冗員」的現象表明，中國治理體系急需刮骨療毒、精兵簡政，有必要進行一場全面和系統性的機構改革。

第二，中共和政府治理體系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發展。以金融行業監管為例，從2015年夏季中國A股市場股災開始，中國整個金融市場動盪不斷，甚至出現了一些橫跨銀行、保險、證券領域的龐大金融集團，這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是無法想像的情況，更遑論會出現預警式的混業監管機構。在今天，作為中國金融監管和治理體系中的「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以及財政部、發改委等機構，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實行有效的「混業監管」，處理風險時亦難以拿出正確的有效措施。因此，中國金融乃至宏觀經濟的治理體系，有必要進行全面的機構改革。

當然，金融業只是其中一個案例，除此之外，文宣系統，社會治理（公安）系統等，是否會如國家反腐敗系統（如監察委）般成為今次改革的「對象」，仍有待進一步確認。

第三，鑒於中國特殊的政治架構，「黨政不分」的問題長期存在。2016年1月7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將「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定為一項政治領導原則，並在中共十九大上寫入黨章。因此，三中全會上討論的機構改革，也將釐清黨政機構的關係，是對「黨領導一切」這一政治原則的體現。

上文節錄自第10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26日）《三中全會破格提前召開　掀中國政改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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