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前戰區護士：為斷手孩子畫手錶 到訪加沙憂當地復原艱難

「在戰區，見得最多的就是小朋友病人，第二多就是拐杖。」無國界醫生香港董事會副主席趙卓邦回憶自己過去十年在也門、巴基斯坦和加沙等戰區的見聞和救治患者的經歷，看着加沙地區再次燃起戰火，他感慨戰爭帶來的有形和無形的傷口難以平復：「國家要復原很難，人也是一樣。」

以巴衝突至今持續一個多月，傷者數量達到近3萬，曾在2021年被派加沙地區的趙卓邦對記者表示，哪怕經過分流，當地醫療系統也絕沒可能應付的了：「炸彈來的時候，其實是同一時間有大量的人湧去同樣的地方，這個才是壓力點.....我相信很難在一個本身已經好乏善足陳的醫療系統下，突然間要再面對這麼大的醫療壓力。」

被派加沙：經濟停頓、醫療匱乏

2021年接到前往加沙的任務，趙卓邦迅速對當地的條件做資料搜集。在此之前，他已經在巴基斯坦、也門的戰區以及伊波拉疫區參與過大型災難下的醫療工作，傷口爛的不堪入目的肢體見過不少，也經歷過炸彈在幾百米外炸開，高強度的工作下學會了在炸彈來襲時如何調動人手、應付大量患者。抵達加沙當地，情況還是比他預計更糟糕：「經濟上面都已經完全停頓，我們看到好多商店，十室九封，沒有辦法，因為他整個物資完全依賴入口（從外面供應）給他。」

控制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發動襲擊、點燃戰火前，以色列對加沙地區處實施了長達十六年的封鎖，嚴重削弱了加沙經濟。當地人出入也受嚴格限制，只有持有特別許可的居民才能前往以色列、或通過南部過境點前往埃及。而這些過境點則被用於運輸緊急醫療資源及其他物資、商品。

此次戰事爆發不久，以色列宣布對加沙進行全面封鎖，連應急物資的運送都受阻。無國界醫生駐加沙的22人國際醫療團隊，也一時被困。

趙卓邦在加沙的兩個月，以護士隊主管的身份在幕後從事醫療系統評估工作，了解資源供應情況、分析風險。他發現當地醫療設備損害、老舊，當地又找不到工程師維修，只能送到外面處理，許多設備實際上無法運作。就連必需的心電圖，也因為沒有印刷紙而無法使用。

「我記得我去過那間醫院，沒有骨科，對一個要應對大規模創傷性病人、戰爭中的病人，沒骨科是很大的一個致命傷。」

拉街訪捐血

2013年，趙卓邦辭去香港急症室護士的工作，加入無國界醫生，年底便赴巴基斯坦執行第一次任務，在這些常年陷於衝突、戰亂的地區，趙卓邦已經習慣了在資源不足下工作。血不夠時，甚至要當場叫街訪捐血。等拿到血、輸給患者時，血還是暖的。

最初，他也忍不住埋怨。在香港工作時需要的藥品總是隨手可得，但在戰區，從緊急分流系統、血庫到各種醫療設施，都是奢侈。

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後，人道主義機構多次呼籲以色列軍方保持人道主要通道暢通，確保基本物資進入，然而，加沙北部的所有醫院還是因為燃料等資源不足，全部停止運作。以軍亦呼籲仍在醫院內的醫生、患者撤離，卻遭到醫護拒絕。

趙卓邦說，他理解為什麼當地的醫護不願撤離：「我們不會離棄我們的病人，這是第一件事，第二，我們都明白每一次運送都有風險。」他解釋稱，很多在深切治療部的病人可能根本無法離開呼吸機，有的病人則根本不能動，加上戰爭期間路況艱險，連是否能抵達目的地都不知道，也不知途中會再有空襲，撤離無異於拿患者的性命賭博。

「我相信同事做出這種決定的話，是覺得真的走不了，我們真的要在這陪着個病人。」

為斷手孩子畫手錶

人道團體本月呼籲停火，但遭到以色列強硬保守派政府的拒絕。趙卓邦說，即便停火，在沒有本土經濟、消費且失業率高企之下，很多加沙人每天一大早排隊過關，到以色列工作，戰後可能連這點機會都沒有。

作為戰爭殘酷面的第一身見證者，趙卓邦回想起戰爭中最讓他揪心的一幕，是一個前來覆診的孩子臉上的笑容。這個來自也門的4歲男孩在空襲中失去了幾乎所有家人，也失去了右手，每天跟着祖父來醫院更換包紮敷料，卻總會讓醫護人員在繃帶上給他畫上一隻手錶。

趙卓邦不知道原因，但畫完表後孩子的一臉笑容卻在他的腦海揮之不去。

「我相信那個小朋友，在他的年齡，未必認清發生什麼事，甚至未必知道自己沒有了一隻手，對往後的生活有多大影響，她也都未必知道自己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裏面。」

但趙卓邦和其他醫護知道這個孩子以後沒有機會戴手錶，也知道「在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在打仗的國家，一個健全的人、會行走、四肢健全、沒有殘疾的人，找工作生計都好難」。而在戰區，到處都是拐杖和孩子的地方，到處都是重新學習走路的、學用輪椅的殘疾人士的地方，他無從預計這個孩子的未來，正如眼前加沙人的未來也一樣無從知曉。

無國界醫生再次呼籲即刻停火，避免加沙地帶出現更加多的人員傷亡，同時允許足夠人道援助進入受災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