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領導層比例全球最低 性別不平等礙日本經濟增長？
能源價格和國防成本的上漲，還有新冠疫情的影響為日本經濟帶來了壓力。出生率驟降和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威脅着勞動力市場的可持續性。獨立智庫 Recruit Works Institute今年一項研究指出，到2030年，日本勞動力供應短缺將達到 341萬人，到2040年將超過 1,100 萬人。
作者：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東亞商務高級教學研究員兼講師Sarah Parsons
性別不平等是另一個重要的壓力點。研究表明，一個性別包容的社會和勞動力隊伍會帶來創新和經濟增長，然而日本是G7國家中性別平等水準最低的國家之一。在世界經濟健康論壇（World Economic Health Forum）最新發佈的《全球性別報告》（Global Gender Report）中，日本的排名跌至最低，尤其是在女性擔任領導職務方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近宣佈，日本急需提高出生率。他還發誓要在2030年之前將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比例從11.4%提高到30%或更多。今年6月發佈的一份政策草案顯示，將通過對上市公司依法規定領導配額來實現這一目標。
然而，日本已經嘗試過無數次，但基本上都失敗了。我的研究表明，這是因為日本社會的性別規範根深蒂固。
性別規範的社會化
日本社會的性別規範與父權制等級制度緊密相連，而父權制等級制度是歷史上受儒家思想影響演變而來的。男性的角色與養家糊口和一家之主聯繫在一起。相比之下，女性則被視為妻子和照顧者，最終服從於一家之主。
孩子們從小就接受這些規範教育。研究表明，日本的學前教師通過鼓勵性別化的言行模式，將兒童定位為不同的性別角色。女孩說話輕聲細語，舉止可愛，不具威脅性。相比之下，男孩的語言和行為更具支配性。兒童讀物和電視節目通常會延續這些等級分明的語言和行為模式。
這些信念和價值觀影響着日本工作場所的招聘做法和組織行為，而日本的工作場所仍然是以男性為基礎的養家糊口者/女性依賴模式。
從1945年到1991年，即經濟學家所說的經濟奇跡時期，大多數日本女性被排除在領導職業生涯之外。這導致擔任重要決策職位的日本女性人數很少。
如今，領導力仍被視為男性主導的環境——即使話題是關於女性賦權。在最近的七國集團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代表團中，日本是唯一一個派出男性代表的國家。
無論性別如何，要想晉升到高薪職位，都需要長時間的工作和對公司的承諾。因此，性別規範給日本婦女造成了巨大的雙重負擔。
儘管日本是世界上陪產假規定最寬鬆的國家之一，但在2021年，只有14%的日本男性休了陪產假，而瑞典的陪產假率高達90%。在經合組織國家中，日本男性花在無償家務勞動上的時間也是最少的（每天41分鐘）。
高度性別化的工作場所和不平等的家務勞動分工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錯過晉升機會、從事收入較低的非正規工作和/或只考慮生育一個孩子。
對工作和生活的期望是不切實際。在工作場所，女性面臨着歧視和騷擾，以及對性別行為和外表的限制性期望。據報導，森喜朗在一次日本奧會會議上發表的性別歧視言論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之後他於2021年辭去了東京奧運會組委會主席一職。報導援引森喜朗的話說，女性話太多，當「被允許參加」高層會議時，她們佔用了太多時間。
失敗的解決方案
日本政府之前為提高出生率和改善性別平等而採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引入女性領導層和執行委員會的配額、增加托兒所名額以及加強育兒假等方面。然而，這些措施要麼沒有達到目標，要麼流於形式。事實上，據報導，最近的舉措加劇了性別不平等，使一些婦女陷入貧困。
作為國家性別平等審查的一部分，新加坡最近也開始了類似的任務。新加坡政府收集了婦女和青年團體、私人組織、學術界、決策者和廣大公眾的意見和回饋。最終形成了一份政策意願清單和報告，其結論將被落實到政策和教育中。
我的研究表明，這種方法也適用於日本。它可以讓人們在公開辯論中表達自己的意見和願望——這與日本的文化傾向於通過協商一致的方式進行決策——而不是直接批評父權制秩序相吻合。
這樣的審查需要從人權和經濟的角度，審視人生的各個階段和社會中涉及性別角色社會化的方方面面，以及這些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有證據表明，性別不平等正在導致日本的心理健康問題，尤其是離婚人士和單身母親的心理健康問題。
這次審查還將為年輕一代提供一個回饋的機會。研究表明，許多年輕的日本人開始對傳統的性別角色感到失望。他們正在尋找新的生活方式，選擇日本社會權力階層以外的職業，他們還拒絕婚姻制度。
日本有機會重寫其性別平等軌跡。這樣做有望將迄今為止尚未被日本社會廣泛接受或受到法律保護的其他性別和多樣性表現形式納入其中。同性婚姻在一些都道府縣仍然違憲。這一層面的社會變革需要一代人的時間。對話需要從現在開始。
本文轉載自The Conversation，香港01獲授權編譯，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點擊閱讀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