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衛隊女性｜曾如吉祥物被派去選美 駐伊竟為撫慰男隊員心靈
俄國入侵烏克蘭之後，女兵手持武器的照片在SNS上傳播，引起了廣泛關注。可能大家一時無法想像出日本自衛隊女隊員身臨前線的情景。但其實奔赴一線的女隊員人數在逐年增加，執行的任務甚至包括駕駛戰機和坦克。她們為何加入自衛隊？需要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針對女性自衛官的歷史和現狀，我們採訪了長期研究軍隊與性別問題的佐藤文香教授。
文：佐藤文香（一橋大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科教授）
在1973年已經廢除徵兵制的美國，以全美最大的女權組織NOW（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為核心，認為女性也應該和男性一樣為軍隊效力，這種主張佔據了女權主義思想的一角。
上世紀90年代的波斯灣戰爭成為女性大顯身手的重要契機，多達4萬名女兵被派往戰場。在1997年製作的荷里活電影《伴我雄心》（G.I. Jane）中，女主角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加入海軍特種部隊「海豹部隊」（SEAL）的女性軍官，她拒絕特殊照顧，挑戰嚴酷訓練，該片作為「刻畫了男女平等終極狀態」的勵志故事獲得好評，成為熱門影片（點擊放大瀏覽）：
該片上映時，佐藤教授還在讀研究所，她表示自己當時對這種美國潮流感到彆扭：「難道追求迎合男性社會的理論和標準就是男女平等嗎？這就是所謂的女權主義嗎？我心存質疑。」
這種彆扭感成為促使她對軍隊、戰爭和性別問題產生興趣的一個契機，在博士論文中，她曾將相當於日本「軍事組織」的自衛隊女性自衛官作為研究對象。「女性們為什麼加入自衛隊？在自衛隊裡都經歷過什麼？我認為不應該將她們『他者化（othering）』。如果將她們視作與我們相隔遙遠的世界的人群，就會忽視各種各樣的本質問題。在不斷傾聽她們聲音的過程中，這種想法愈發強烈。」這些研究的結晶便是2004年出版的《軍事組織與性別 自衛隊的女性們》。
針對自衛隊的研究備受警惕
佐藤教授回憶道：「日本的女權主義者一直很警惕將自衛隊作為研究對象的做法，對此抱有強烈的抵觸情緒」。「當時有人對相關研究的出現表示遺憾。背景原因在於他們擔心，將自衛隊與他國軍隊進行比較這種行為本身，可能會促使原本定義模糊的自衛隊被賦予作為軍隊的正當化色彩。我想，年輕研究人員在不知不覺中，被他們認為是在支持日本謀求軍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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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候，美國女權主義國際政治學者Cynthia Enloe的論著給感到孤立無援的佐藤教授帶來了勇氣。她指出，要想驗證家父長制在軍隊中的作用以及軍事化與非軍事化的過程，細緻觀察軍隊中的女性面臨的問題也是研究人員的重要工作。「在美國，社會上有一種思維，認為參軍有助於提高女性等社會弱勢人群的地位。在日本，民眾對自衛隊的認知比較模糊，並不認為加入自衛隊完成軍事任務能夠直接有助於他們成為『一流的日本國民』。正因為如此，在包容女性方面，軍隊的『真實想法』更易顯現。」
第一部作品出版17年後，《女性士兵難題》出版。在這本書中，佐藤教授基於全球各國軍隊情況的變化，以新的觀點對自衛隊進行了分析。「冷戰結束後，軍隊的職責從作戰轉變成以維護和平及人道活動為主的工作。長期以來，自衛隊在憲法第9條的規定下承擔救災等非作戰任務，與其將之視為『特殊』的事物，不如將其定位為新型軍隊的先驅榜樣——受到研究日本的海外學者論著的觸動啟發，我逐漸產生了上述想法。」
填補男性人才不足缺口，提升自衛隊形象
戰後，憲法第9條規定，日本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新的軍事組織始於1950年建立的警察預備隊，後來改稱保安隊，1954年改組為自衛隊。儘管只能從事護士工作，但從一開始就建立了錄用女性的機制。
佐藤教授分析稱，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前期，女性自衛隊員幫助自衛隊樹立了區別於舊日本軍的組織形象。「自衛隊成立之初就有借助女性弱化軍事色彩的設想。當時需要軟化自衛隊的形象，促使其融入市民社會，避免民眾將之視作『軍隊』。」
1967年，陸上自衛隊將女性任職範圍擴大到了一般職務（人事、綜合、後勤、會計、通信等）。背景原因在於男性人才短缺。當時，日本處於經濟高速成長期，年輕男性的就業形勢良好，自衛隊徵募隊員極其困難，不得不依賴女性以注入新鮮血液。
70年代以後，女性隊員的形象開始頻繁出現在招募自衛官的宣傳海報上，營造出平易近人的親和形象。除了男性人才短缺因素的影響外，自衛隊向女性敞開大門的過程順應國際潮流向前推進。1979年，聯合國通過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日本於1985年批准了該公約。次年，日本施行《男女就業機會均等法》，擴大了女性自衛官的任職範圍。1992年，防衛大學開始允許女性就讀，開闢了女性走上高級幹部的道路，這成為一個重大轉捩點。
1993年，自衛隊面向女性開放了所有崗位。從時代背景來看，在80年代中後期的泡沫經濟下，就業市場活躍，自衛隊面臨男性隊員短缺的問題。不過，自衛隊以「保護母性」等為由，限制了女性登上潛艇和戰機等裝備。在擴大任職範圍的同時，自衛隊還讓女性自衛官扮演了「吉祥物女孩」的角色。90年代，自衛隊發起「酒紅作戰」，積極派遣女性隊員參加本地的選美活動。獲得「選美小姐」稱號的女性受到雜誌等媒體追捧，發揮了自衛隊廣告招牌的作用。
安倍前首相的「摘標籤」戰略
2000年，聯合國通過《安理會第1325號決議》，要求將女性參與和性別觀點體現在所有維和以及安全保障活動中。2002年，自衛隊首次派遣女性自衛官以聯合國維和行動（PKO）人員身份參加聯合國東帝汶支助團，此後，女性隊員參加PKO任務成為常態。伊拉克戰爭期間，自衛隊在2003年至2009年期間也派遣了女性隊員執行通信、後勤和醫護任務。佐藤教授指出，女性自衛官與當地民眾交流的形象，大概也使人們消除了認為日本不應該派兵前往「戰區」的批判和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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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後，受安倍首相（時任）制定的《女性活躍推進法》影響，自衛隊進一步接納了女性隊員。2015年，航空自衛隊宣佈允許女性成為戰機飛行員，2017年，陸上自衛隊宣佈允許步兵和坦克部隊部署女性隊員，2018年，海上自衛隊宣佈允許女性成為潛艇艇員。此外，為了平衡工作和生活採取一些措施，陸續建立了機關內部托兒所和育兒休假人員輪換等制度。
「安倍前首相對國際社會的動向非常敏感，他積極鼓勵女性參加維和行動，以此作為推進女性活躍政策的一部分。我認為，一個背景因素在於當時日本在應對慰安婦問題和推動性別平等方面落後於其他國家。比如每次公佈全球性別差距指數，日本的排名總是在已開發國家中墊底。安倍的做法一方面是為了摘掉日本在國際社會上負面標籤的戰略，另一方面或許也產生了消除鷹牌歷史修正主義者這一自身負面印象的效果。」
截至2022年3月末，在自衛隊服役的女性共有近2萬名，佔比約為8%。因為和北約（NATO）成員國軍隊的女性佔比（2019年平均12%）相比日本仍處於較低水準，所以防衛省提出了要在2030年前將這一佔比提高到12%以上的數位目標。
「希望成為男性隊員的心靈綠洲」
在日本，過去並未出現過有助於推動女性加入自衛隊的女權運動。那麼，她們為什麼加入自衛隊呢？「很多人是出於經濟因素考量，因為自衛官屬於國家公務員，所以只要級別相同，男女的薪酬就沒有差異，可以說是穩定的工作。而且，她們心中也抱有各種期待，認為去自衛隊或許比去企業更能證明自己的實力，或許可以收穫充滿刺激的經歷。也有人是在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之後，因希望從事救災工作而加入自衛隊的。」
不過，即便是在這種向女性開放了所有職位的工作場所，恐怕也會出現制度與現實存在差距的情況。2004年1月，被派往伊拉克的一名女性隊員在電視訪談節目中這樣說道：「希望成為疲憊男性隊員的心靈綠洲」。
佐藤教授表示，這樣的言論雖然有些出人意料，但作為已經逐漸適應自衛隊的女性的發言，具有典型意義。「和企業一樣，在自衛隊也需要掌握在男性社會中避免發生矛盾、可以舒適生存下去的策略。問題是，在以男性作為標準的組織中，女性容易出現兩極分化。自衛隊內也有兩類女性，一類會將女性特有的細心體貼表現出來，另一類則是精英女性，她們認為前一類女性是『二流』，自己是不輸於男性的『例外』。這種割裂的狀態導致她們難以齊心協力改善職場環境。」
佐藤教授指出，儘管性騷擾也是個嚴重問題，但「受到傷害後，本應守護人民、保衛國家的士兵，要想大聲說出自己是脆弱的受害者卻面臨很大的難度」。「受害者難以發聲、傷害行為容易被掩蓋。在其他國家的軍隊中也可以發現將性騷擾大事化小的現象。」
自衛隊何去何從
佐藤教授與自衛官進行過多次交流，這其中也包括男性。她表示曾多次感受到他們的「受害者意識」。「和其他國家的軍隊不同，自衛隊處於一個灰色地帶，也得不到民眾的正確理解。許多隊員覺得自己日常的努力無人關心，大家光是盯著醜聞，動不動就聲討。」基於這種受害者意識，「當內部性騷擾成為問題時，就連女性隊員也會說，其他地方也經常發生這種事情，就因為是自衛隊，所以才會被人詬病」。
「長期以來，多見於左派和女權主義者的針對自衛隊的他者化和抨擊，拉大了自衛隊與市民社會的距離。或許應該考慮，在懷著批判性觀點的同時，保持與外部的聯繫，逐漸改變自衛隊的組織和隊員的意識。」佐藤教授非常關注原自衛官五井里奈實名舉報自己在陸上自衛隊服役期間遭受過性侵的事件。「遭受過同樣侵害後離開自衛隊的原女性自衛官們，以及現職自衛官也開始發聲支持。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是網路社會＃MeToo（反性騷擾運動）催生的一個重大變化。」
另一方面，在俄烏衝突的影響下，包括第九條在內的修憲活動也出現了加快步伐的徵兆。「當要求在憲法中給自衛隊賦予地位的輿論佔據主流的時候，多年來一直感覺受到壓制的自衛官們的意識將會如何變化。對此，我們有必要給予密切關注。帶有性別觀點的批判性思考還遠遠不夠。希望可以展現自衛隊員真實狀態的研究活動今後將進一步開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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