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金漆招牌人文學院　在新加坡也站不住腳？

新加坡國立大學（NUS）早前突然宣布，創辦只有10年的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Yale-NUS College）將於2025年關閉。消息令該校一眾師生和校友大感震驚及不滿，約1.4萬人網上聯署要求收回有關決定。
這間結合美星兩間頂尖專上學府的人文學院停辦，不禁讓人詰問博雅教育為何在新加坡立足這麼困難？

8月26日，NUS宣布將於明年起停止耶魯-國大的收生，並於2025年終止運作。校方指出，日後將結合Yale-NUS 和該校20年歷史的國大博學計畫（USP）的特點，成立一所新學院，作為NUS的一個系所，以及成為教育創新和校園重組的一環，新學院將於明年開放。至於耶魯一方，則強調停辦屬NUS一方的決定，他們將繼續擔當新學院的顧問角色。

此一突如其來且原因不明的決定，惹起了不少教職員工、校友和學生的不滿，並於網上聯署呼籲大學撤銷決定。Wee Yang Soh向《University World News》表示：「作為校友和首批學院的學生，我們作出了許多犧牲，由建立學院之初，種種的實踐、校內課程、校園生活，都是經過精心建立的。如今這一切，就像是從我們身上奪走所有般的沉重打擊。」有教職員工批評決定是「一場災難」，部份有終身教職的人則可能須轉到NUS任教。

Yale-NUS 由耶魯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教授教師進行管理和授課，其住宿模式與耶魯大學相仿。該學院的學生接受為期四年的本科教育，前兩年集中於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以及數學與自然科學的跨學科通識課程學習，後兩年則主修人類學、心理學、歷史學等人文科學科目，學院目前提供14個主修科目範圍。

教學資源方面，Yale-NUS 學生可使用新加坡國立大學所有資源，學生有機會到耶魯交流，畢業則由NUS方面頒發證書。該校目前多達四成為國際留學生。

新加坡獨立學術團體Academia SG創辦人兼耶魯校友Linda Lim強調，停辦學院並非學術界的普遍做法。「即使是學院非常資深的領導和教授也被蒙在鼓裡，而且過程沒有進行磋商」

博雅教育在亞洲無市場？

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其實是李光耀治國理念的重要組成部份，充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學而優則仕」和西方精英主義的理念。當地教育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高度契合，不僅實施精英教育以滿足優秀學生，且職業教育發達，為當地經濟社會培養出大量管理階層、科研人才、專業人士和高技術工人。其中，1991年的國家技術計劃的推行更大大加強了新加坡高校和企業的合作。

新加坡的三大名校NUS、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NTU）、新加坡管理大學（SMU）主打工商管理、工程學、科研、資訊系統管理及電腦科學等，可見該國理商科教育之優勢。

該國教育另一個主要的重點是對外廣納菁英份子，期許成為亞太區域的學術中心。其主要方式是由世界各地知名大學到新加坡設立分校，如法國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titut Européen d'Administration des Affaires, INSEA）、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商學院（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等陸續在新加坡成立分校招生；另一種模式則是與國外知名大學合作。

此一模式當年促成了美國耶魯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兩間在國際間享負盛名的大專學府，於2011年聯合成立了耶魯-國大學院，其後於2013年正式招生。這亦是耶魯大學建校300多年以來，首次於海外發展開設倡導博雅教育的學院。當時Yale-NUS的創新課程受到外界的廣泛關注，並成為亞洲以至全球大學進一步創新的典範之一。

當年校方聘請的教職員工，和美國最佳的文理學院相比絲亳不遜色，而且畢業生的就業和進修的出路也不錯。學校還提供豐厚的獎學金和助學金支持，並提供豐富的課外資源。故此自學院創立短短十年以來，收生人數一直十分理想，低錄取率也使之成為世界上最難進入的高等學府。舉例， 2021年入學的240名學生便是由逾5,500名申請者中挑選的，錄取率為4.3%，較美國耶魯本校的4.62%競爭更激烈。

這多少解釋了耶魯大學仍希望繼續辦學的原因，正如該校校長Peter Salovey在一份聲明中指出：「我們最希望的是繼續發展，因學院的課程引起廣泛的關注，有望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以至亞洲其他大學進一步創新的典範。」

然而，Yale-NUS是由新加坡政府資助，根據新加坡國立大學和耶魯大學的協議，作為新加坡第一所文理學院，Yale-NUS允許任何一方最早在2025年結束合作。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陳永財則形容，Yale-NUS停辦和與博學計畫合併是種「進化」。

雖說如此，但耶Yale-NUS學生Mitchell Palmer質疑：「如果一間亞洲最佳的大學，無法與擁有數百年博雅教育經驗的美國大學合作，創建一所真正的文理學院，並全面運作超過十年。那麼還有什麼學校可以呢？」

停辦或因過於學術自由?

雖然是次學院的停辦，正值全球教育界一個關鍵時刻，世界各地許多大學在疫情下都暫停了國際學術交流的活動。不過，撇除疫情因素，新加坡媒體分析，NUS尋求自設學院提供博雅教育、學院經費未夠充足、學術自由等爭議或許也是停辦的原因。

近年，新加坡一直在取消增加外國留學生人數的計劃，而且從公共資金為外國學生提供獎學金的問題亦引起國內不少爭議。新加坡政府一直希望，Yale-NUS通過更多的捐款捐贈來提高自我營運能力，長遠減少對政府資金的依賴少於總數的三分一。

耶魯大學曾希望透過改善教師安排或其他方式來控制財務結構，惟Yale-NUS創校校長Pericles Lewis表示：「我認為說到底，財務問題不是主要問題。」截至今年3月，Yale-NUS擁有價值4.3億新加坡元（約24.87億港元）的捐贈基金，其中大部分來自支持大學理念的新加坡捐助者。

另一個原因或出於政治因素。2019年，Yale-NUS一個題為「對話與異議」的跨學科課程遭臨時取消。時任教育部長王乙康批評課程「動機不純」，又指課程內容包括製作抗議標語牌、與社運人士對話、觀看香港社運人物的電影等，可能讓學生觸犯法例。事件引起該校學術自主的問題。

Linda Lim認為，新學院的成立，意味Yale-NUS創建的模式消失。她表示：「事件表明整個博雅教育模式，不論是從經濟、政治等方面，在新加坡都是不可持續的。這是一個失敗的實驗。」她補充，從新加坡部份人的角度來說，Yale-NUS也許「太過學術自由」。

Yale-NUS由一開始便在協議中保證了學術自由，許多人視它為新加坡大學其他地方無法複製的活力和自由。該校舊生Wee Yang Soh表示：「很難不將學院的解散視為對其的控制。」

回看過去短短十年，新加坡的教育面貌的確有所改變，如今家長們也不一定再擔心孩子不念醫科、法律、會計等專業會無前途，博雅和通識教育漸漸受到歡迎。是次Yale-NUS的停辦和成立新學院，或許顯示新加坡沒真的打算放棄博雅教育，而希望找到更適合國家的方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