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盎格魯化：全球少數族裔的「身份捍衛戰」
早在19世紀，無數從歐洲移居到美國的人以及他們的子女，都有一個指定動作，就是抵步美國，改用一個新名。而早在十年前開始，少數族裔改英文名的做法已經開始變得少見，甚至越來越多人改回本身名字。這是否等於告別盎格魯化（Anglicisation）是趨勢，還是背後有更深層次的成因？
所謂盎格魯化，又稱英語化，是令外國字詞、名稱和詞語等，更容易透過英語來發音和理解的過程。此一過程的歷史起源如今難以考究，但歷史上來自其他語言地區的人的名字被英語化的程度更高，尤其是拉丁和希臘血統的名稱。在英國國內，這個過程可以體現在愛爾蘭人的姓氏如Ó Briain、Ó Néill變成成今天常見的O'Brien與O'Neill，還有蘇格蘭人的Somhairle、Mac Aoidh變成了Sorley和MacKay。
在19世紀和20世紀，有大量移民從歐洲湧入美國和英國的時候，許多移民也會根據個人選擇而將名字英語化。如法國移民會通過改變拼寫來方便英語發音，如Pariseau變成了Parizo，Boucher變成了Bushey等，又或是更改發音以符合拼寫。德國人則將Bürger變成Burger、Schneider改作Snyder等。
地方名也是最常受到英語化的名詞，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oli）改成「Naples」，丹麥首都哥本哈根（København）成了「Copenhagen」等。這種英語化的影響十分深遠，在20世紀中，幾乎所有以英文書寫的文本中，全都直接使用這種英語化的地名。時至今日，缺乏權威語文機構約束的英語，漸漸約定成俗，不再偏好過度的盎格魯化，傾向直接吸收新字彙後使用原本的拼寫。
全球化下的「共同名字」
荷蘭學者Doreen Gerritzen早於1998年經已對名字和全球化進行研究，指出世界各地許多人在為子女命名時普遍受到全球化的影響，這些影響主要是透過電影劇集、社交媒體、互聯網在全球發揮作用。
Gerritzen的研究報告認為全球化導致了兩個發展趨勢，一方面許多人今天成為了世界公民，日常生活以至價值觀或許受到不同國家和文化所左右，作為父母的則因而更傾向為子女選擇國際化的名字，如能夠容易被不同語言、語系的人士發音或理解，如Andrew（Andreas, André, Anders），另一方面，部份父母則希望為子女改名以保留國家或地區的身份認同，以突顯祖國故鄉的身份和文化。
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世界各地的人都會受到相似源頭的影響，如電影、電視劇集、流行音樂、國際連鎖食肆、服裝品牌等，因而在改名資源和品味有所相近。也因此，在西方文化強勢的時代，英語化或西方化名字都
大約在2010年有研究發現，美國少數族裔名字英語化的情況多年前經已起了轉變。美國移民律師協會（American Immigration Lawyers Association）紐約分部前主席Cheryl David表示：「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人會再改美國化名字。」她估計此一改變或早在數十年前開始發生，從2010年6月的美國法院500個改名申請中，亦多少可以看出端倪。這些申請中只有六個是明顯地將姓名英文化，其餘的都是因結婚、家庭等因素而需要改名。
擁抱本名 忠於自己
美國社會學家Douglas S. Massey指出，隨着移民逐漸成為美國生活的一部分和民權運動在美國合法化，加上像Kardashian明星家族、父母分別為瑞士及挪威人的雲妮·絲維嘉 （Renée Zellweger）等，就算保留本身宗族姓名，也能在事業上取得成功，令人感覺改名再非必要，不用再有改名的壓力。
英國土生土長的女演員Thandie Newton，母親為津巴布韋人，近日也宣布名字改回原本串法Thandiwe。由於她這個具非洲色彩的名字，在串法與讀音都不利其荷里活事業發展，因此自入行以來一直改成了英語化的Thandie。這位女演員表示，Thandiwe在津巴布韋語言中，意思為「被愛的」，「這是我的名字，一直都是。我現在是要取回屬於自己的。」
不過，在追求文化多元、種族平等的今天，「忠於自身文化與名字」的傾向，本身就不難理解。加上近年反全球化、眾多國家民族主義高漲的趨勢下，各地少數族裔更見勇於擁抱自身的民族文化。
新西蘭議會今年2月發生的一場小風波正是例子。本來新西蘭在去年國會大選，順利選出堪稱「全球最多元的國會」：120席中有48%為女性、21%為毛利人原住民（maori）、8.3%有太平洋諸島血統，還有7%亞裔議員。不過，有毛利人議員提出毛利傳統正裝與會，以配戴綠寶石項鍊「pounamu」以代替領帶，不過卻遭議長警告後逐出會場。事件之後，呼籲正規議會廢除領帶規定，容許議員穿著代表各自文化正裝的呼聲也隨之而起。
由此可見，不論名字「去盎格魯化」，還是反對議會裝束的西方形式主義，均反映着世界正經歷去殖化與英語霸權褪色的情況。「名字保衛戰」可能只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