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MeToo】美影業整肅道德　「親密行為指導員」成新趨勢

「若所有曾經被性騷擾或侵犯的女性，都寫下『me too』表明身份，我們或許能讓人們意識到這個問題有多廣泛。」兩年多前，美國女演員Alyssa Milano在Twitter發布這一則帖文，宣告一場浩浩蕩蕩的反性侵行動在荷里活打響。時光快進至今年2月，金牌監製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判性侵罪成，其鋃鐺入獄也被視作#MeToo運動的一大碩果。

誠然，這場行動讓不少捲入醜聞的導演、演員聲名掃地，將反性侵浪潮帶向全球、推至各行各業，但坊間不乏聲音質疑運動雷聲大、雨點小。回到其發源地荷里活，女性從業者是否更安全、自由？除卻一眾被業界放逐的施暴者，#MeToo運動還留下哪些實質遺產，未來又將走向何方？

與無數逐夢荷里活的女演員相似，Alicia Rodis早在15歲時獻出舞台初吻，18歲時第一次裸體出鏡。「我發育得早，從來不像是扮演天真少女的演員。若一部劇中出現妓女或（主角的）放蕩好友，可能就會是我的角色。」她憶述。

能夠登上熒幕，少女時期的Rodis雖然心懷感激，但這些經歷並不總是美好的：「有些經歷非常危險，即使不在身體上，也在精神和情感上令人受傷。」度過年輕演員歲月後，她轉而成為一名武術及特技指導，繼續活躍於荷里活。

然而，多年來Rodis有一個疑惑在心頭揮之不去：「我們有特技演員，為打戲設計動作，會照顧好遭身體暴力的演出者。但讓人震驚的是，在裸體演員面前，我們卻毫不關心。」她一語道出業界對演員心理創傷的忽視。

協調親密行為　改變say yes文化

#MeToo運動的爆發為這一切帶來了轉機。她在2018年走進HBO劇集《墮落街傳奇》（主題為上世紀七十年代紐約色情產業）的片場，但職責卻不再是指導打戲，而是幫助劇組更順利、安全地拍攝「大尺度」或「情慾」戲份。Rodis的身份名曰「親密行為協調員」（intimacy coordinator），這也是第一次有主流電視網絡聘請類似職員。

由接吻、擁抱、撫摸、裸露、模擬性交等戲份，均在親密行為協調員的指導範圍內。過去演員在這些場面往往無法得到詳細、明確指引，劇本也含糊其辭，只能憑藉經驗演戲。這難免出現「是否做過火」的模糊邊界，為性騷擾創造灰色地帶，被冒犯一方常常只能忍氣吞聲。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權力遊戲》中「龍母」的扮演者艾美莉克拉克（Emilia Clark），在回憶起全裸出鏡時直言「可怕」，更稱「我不知道該做什麼、人們期待什麼，不知道別人、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又例如曾出演《巴黎最後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該片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及男演員提名）的法國女演員瑪利亞．施奈德（Maria Schneider），多年後坦言自己在拍攝時覺得「羞恥」、「有一點被強姦的感覺」（a little raped）。

「演員想留在這一行業，第一條規則便是對一切要求說『好』，這真的已經融入他們的訓練中。」在紐約擔任親密行為協調員的Chelsea Pace表示。

Pace和Rodis都是這新興職業的先驅，它正是為了在片場釐清性侵邊界而誕生。協調員除了監場，更充當劇組成員之間的溝通橋樑，在開拍前盡可能明確傳達演員能接受的尺度、導演希望達到的效果，並在拍攝時確保這些共識得到尊重。若出現「鹹豬手」行為，或是導演突然要求加大尺度，協調員能夠當場干涉；他們也會準備護膝、遮掩私密部位的保護道具等。對處於弱勢地位—通常是女性—演員來說，這崗位能帶來心理安慰。

「我們並不是『性愛警察』（sex police）。有些導演認為我們會拒絕裸戲，但那並不是我們的工作。」 Pace解釋，親密行為協調員的價值在於「權力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wer），讓導演給予演員發言權，也讓演員學會如何清楚表達訴求。

由此可見，儘管男女差別化、物化女性的風氣在全球影視圈實非罕見，但#MeToo運動的確在一點一滴改變荷里活的種種陋習，背後反映了性別平權意識的新一代從業者的共同聲音。

冷待包容條款　行規難以逆轉

經歷反性侵運動洗禮，荷里活對女性權益的關注可謂前所未有，例如HBO在2018年出台規定，若旗下影片及電視劇含有露骨場景，劇組必須聘請一位親密行為協調員。這一舉措得到Netflix、Amazon、Apple等公司接納及跟隨，「美國演員工會－電視和廣播藝人聯合會」（SAG-AFTRA）也推出相關指導方針。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如今影視業約有50人從事這個新興職業，當中大部份在英美。

那些期待行規改變的業內人士，深知女權受重視的時刻來之不易，人人也希望把握#MeToo窗口。美國女演員法蘭絲麥杜雯（Frances McDormand）憑藉《廣告牌殺人事件》（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奪下2018年奧斯卡影后，當時她身穿金色華服領獎，在台上大讚在荷里活拼搏的女人們，末了帶出意義不明的結語：「今晚我有四個字留給你們：包容條款（inclusion rider）」。

無數觀眾通過她的一席話，初次聽說這個影視業術語：演員在接戲簽合同時，可要求加入包容條款，它規定劇組中（包括演員及製作人員）女性、少數族裔、性小眾人士等需佔一定比例，以真實反映現實世界。至於具體比例則取決於各方意願，也不一定強制要求達成，但一個不變宗旨在於保證多樣性，給「弱勢群體」更多活躍在台前幕後的機會。

其時荷里活正因性侵醜聞而元氣大傷，早在2016年出現的「包容條款」似乎指向一條保障女性權益的康莊大道，霎時間得到不少業內人士聲援。然而，與親密行為協調員不同，這一新行規很快遭到更多質疑與反感，常常陷入「得個講字」的尷尬境地。《紐約時報》去年6月報道指，公開表示簽訂包容條款的製片團隊寥寥無幾，連法蘭絲麥杜雯本人也承認從未使用此條款。

「我總是聽到別人說：『我們只想找最好的人（合作），所以不能（用包容條款）。』彷彿支持這個條款是一種妥協。」美國導演兼演員保羅菲（Paul Feig）接受《洛杉磯時報》訪問時無奈道。他的製片公司自去年起，規定所有作品將附註包容條款。但這樣的從業者實屬少數，不少人擔憂可能限制用人及創作自由，造成另一種不公平；也有人指出條款具體內容常常模糊不清，可能帶來不必要的法律風險。

荷里活女權還能走多遠？

2月底在紐約法庭，即將審理韋恩斯坦性侵案的法官曾告誡陪審員：「這場裁判不是針對#MeToo運動、性騷擾、女性權益的公投。」然而，不得不承認，韋恩斯坦被判罪成後上述詞彙再度回到公眾視野，這也許正是荷里活當今所需要正視的。

回首#MeToo運動爆發後的兩三年間，改變不可不謂顯著：一眾隱藏多年的性侵慣犯或變階下囚、或名譽事業盡毀，大多數人無法再登上熒幕；業界湧現數個進行反性侵教育、為倖存者提供支援的組織，例如「Time’s Up」獲得數百萬美元捐款，得到不少大牌影星背書；性侵之外，男女薪酬差異、奧斯卡等電影節上女性獲獎比例低，種種延伸議題也炒起話題，連企業職場上男女關係的道德標準也有所改變。

就如今年2月奧斯卡頒獎禮上，當紅影星妮坦莉寶雯（Natalie Portman）身穿特製長裙，以金線繡上一眾未能入圍的優秀女導演名字，令人聯想起她2018年曾站在奧斯卡舞台上出言嘲諷：「以下是所有被提名的男性候選人。」（Here are the all male nominees）此類女權宣言頻頻在社交網絡引發熱議，也令#MeToo一詞不斷回到公眾視野。

一場#MeToo行動　尚未打破桎梏

但這些喧囂往往出自少數著名影星的個人行為，涉及行規改變（就如包容條款）的計劃和倡議，往往在公布後便不了了之。美國經濟學教授Roberto Pedace曾統計1984至2018年荷里活影星的薪資，發現女性比男性低45%，比美國全部行業男女薪資差距更大。對於荷里活女性來說，諸如此類體系結構上的桎梏，還遠遠未能被一場#MeToo行動打破。

去年10月，適逢#MeToo兩周年，路透社採訪一眾荷里活影星，不少人的回答也透露出「革命尚未成功」之意。曾出演DC電影《自殺特工：超能暴隊》（Suicide Squad）的年輕女星卡拉迪樂芬妮（Cara Delevingne）表示：「與許多『#』運動一樣，問題在於當你使用這個符號之後，人們便認為事情已經得到解決……沒有什麼真正改變了，因為#MeToo運動仍在進行中。」

上文轉載自第21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0日）, 原題《後#MeToo時代　荷里活女性更自由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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