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籲派私掠船打擊中國 海盜時代再臨？
美國退役海軍陸戰隊上校、現任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顧問的坎奇安（Mark Cancian），與學者施瓦茲（Brandon Schwartz）在2020年4月共同發表了《釋放私掠船！》（Unleash the Privateers!）與《美國私掠是合法的》（U.S. Privateering Is Legal）兩篇文章，呼籲美國應重新發放自1907年後就停止的「私掠許可證」（letters of marque），藉以打擊日愈茁壯的中國經濟與海軍，顯示兩位作者對中國的濃厚敵意。
私掠船曾是歐美國家歷史上流行的擴張工具，簡而言之就是國家特許的合法海盜。通過私掠船，既可以打擊敵國貿易，還能積累自身資本，又可以替官方省下大筆軍事預算，本質是國家暴力與商業的野蠻結合，絕非浪漫不羈的英雄史詩，不少殖民強權都曾靠私掠船大發利市。如1585年英國伊莉莎伯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年）正式向遭西班牙逮捕的英國私掠船致送補償信函，形同讓私掠船合法化，造成大量海盜船在西班牙海岸與其美洲殖民地間劫掠，財政困窘的英國政府也從中獲利，這成為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Felipe II，1527─1598年）於1588年發動無敵艦隊遠征英國的理由之一。
有了英國利用私掠船厚植軍事與經貿實力的經驗後，歐洲各國也紛紛起而效尤。譬如法國，自1681年也開始發放私掠許可證，並規定政府可留取一至二成利潤。結果此舉讓1692至1763年間，登記有案的法國私掠船高達23,201艘之多！而光是1756至1760年的七年戰爭期間，法國就捕獲英國商船2,500多艘，造成英國極大損失。1730年一封呈交給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年）的信函，寫道：「根據歷來為建造私掠船而制定的規矩，從未有過一條船不是通過訂購數額微小的股份而募集資金的，這種集資方式使私掠船的受益者遍布王國的每個角落」，更揭露出資與分贓的專業化，促成股份公司的興旺，罪惡又高效地推進資本主義發展。
因此，當英、法、荷蘭等國籌組旨在通商的東印度公司，結果這些公司卻不時搶掠彼此或第三世界的船隻後，也就不教人太過意外。畢竟這本是歐洲國家最原始又最省成本的發跡途徑，更何況在工業革命之前，西方強權缺乏足夠吸引域外買家興趣的商品，自身卻渴求東方的物產，因此為了彌補貿易虧損，自然會大肆搶掠好謀取暴利。
這種做法嚴重破壞東亞原有的政治與貿易網絡，更因為歐洲國家刻意勾結當地海盜攻擊彼此，使得治安更形敗壞。而當海盜行徑受挫於如中國這種組織嚴密、武力強大的國家後，才會逼得殖民者暫時安分些。比方荷蘭首任殖民台灣的首長宋克（Maarten Sonck，1590─1625年），就在趕赴澎湖應付準備收復疆土的明朝大軍後，寫信向東印度總督卡彭蒂耶（Pieter de Carpentier，1586─1659年）抱怨道：「我的前任（指攻佔澎湖的雷爾生，Cornelis Reyersen，？─1625年）在中國沿海弄得全中國對我們都極為忿恨反感，直把我們看作就是謀殺者、強暴者、海盜……用這種方式永遠達不到通商的目的，我們相信，要用其他更温和的方法，才能通商交易」。但諷刺的是，即使在撤出澎湖後，荷蘭人的通商方法也沒變得温和多少，依舊亦商亦盜。
至於美國歷史更是脱離不了私掠船，《美國獨立宣言》裏聲明「作為自由獨立的國家，它們完全有權宣戰、締和、結盟、通商和採取獨立國家有權採取的一切行動」，所謂的「一切行動」自然包含私掠船。根據統計，當時大陸會議建造的海軍戰艦不過才7艘，但委任的私掠船多達1697艘，若計入各州自行特許的數目將更驚人，而英國因此損失超過2,200艘商船。雖然美國海軍很快就遭英國消滅，但民兵與私掠船發揮的巨大效益比，依舊令新生的美國執着不已。即使到了1812年英美戰爭與南北戰爭期間，私掠船仍在扮演美國聯邦政府的海上打手。
職是之故，美國憲法規定國會有權「對民用船隻頒發捕押敵船及採取報復行動的特許證，制定在陸地和海面虜獲戰利品的規則」，使私掠成為不可動搖的立國精神之一。而這也是坎奇安與施瓦茲敢於鼓吹重新讓私掠船「合法」的原因，並稱1907年後美國之所以不再發動私掠船，「是出於戰略與政治考慮而非法律層面」。
同時這也能解釋，為何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的巴黎會議上，英、法、奧地利、普魯士、俄國、奧斯曼土耳其等國簽署廢除私掠船的《巴黎海戰宣言》（Paris Declaration Respecting Maritime Law）時，美國堅拒加入，並認為這是蓄意孤立自己與侵犯「海洋自由」。美國國務卿馬西（William Learned Marcy，1786─1857年）還以看似維護和平的口吻發出照會：「作為永久建制存在的強大海軍和大規模常備軍，無益於國家繁榮，並構成了對公民自由的威脅」，所以美國在「陸上武裝衝突中，主要靠志願軍；保衛海上貿易，則主要靠他們的商業船隻」。美國總統皮爾斯（Franklin Pierce，1804─1869年）更乾脆在國情咨文裏強調廢除武裝私掠僅有利於海軍大國，認為美國若加入將喪失反制強權的手段。
然而若換做自家人民面臨海盜威脅，美國立刻又義正嚴詞地控訴人權受損。比如北非巴巴里（Barbary）地區的海盜經常搶掠歐洲船隻，1796年美國為救回遭阿爾及爾俘虜的107名船員，付出相當於國家支出十五分之一的64.2萬美元贖金。1799年的黎波里帕夏（Pasha，奧斯曼帝國的高官稱號）還向美國索討5萬美元，並因美國僅付一半款項而搶掠一艘美籍商船。這些事端，都嚴重傷害美國經濟與公民安全。
還有美國總統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在擔任駐法大使（1785─1789年）時，不但得煩惱被俘虜的本國人民，更擔憂女兒若渡海前來的話也會蒙難淪為奴隸。最後，傑斐遜於1801年總統任上派遣海軍遠征北非，並允許私掠船劫奪敵方船隻，同時又喊出「寧用數百萬防禦，也不能行一分錢賄賂」的正義口號。但說穿了，美國最想保障的其實是地中海貿易的利益，以及避免無底洞式的贖金繼續拖累財政。
正因為歐美諸國在崛起過程裏，曾憑恃私掠船剝削敵國與第三世界，才得以快速積累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能量。即使到了如今，南北國家的對立，仍舊呈現歐美核心體系剝削邊陲地區勞動與智慧成果的海盜本質，只是改以政治、經濟與思想意識的間接殖民包裝得更無害。而美國學者的主張，則不過是這種撕去偽裝後的自利真相，其動機不僅僅是出於對中國進步的焦慮和戒心，更來自歐美數百年來血腥發展的內在動力。巧合的是，這種暫時用自由主義包裹的蠻橫逐利性格，早在1784年美國首艘航向中國的商船「中國皇后號」（Empress of China）上便顯露無遺。因該船本是1783年美國政府資助建造的私掠船，只是在獨立戰爭結束後派不上用場，船主才趕緊變賣轉為商船罷了。可見忽商忽道，實是帝國強權的一體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