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能碰埃及的水」：欲獨佔尼羅河的古老霸主

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曾形容「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一語道出埃及文明的命脈全維繫在這條世界最長河流之上的事實。
但自從美國介入調解的埃塞俄比亞復興大壩（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談判於2020年2月底破裂後，埃及與埃塞俄比亞對於尼羅河用水權的爭端愈演愈烈。

埃塞俄比亞外長安杜拉喬夫（Gedu Andargachew）於3月警告美國勿影響談判結果，更不接受「談判已經完成」的說法。埃塞俄比亞總統薩赫勒（Sahle-Work Zewde）亦於3月4日啟動一項籌款計劃，打算讓復興大壩提前完工。

至於埃及，則堅持在華盛頓召開的會議已達成協議（縱使埃塞俄比亞缺席），總統塞西（Abdel Fatah El Sisi）還於3月3日舉行軍事會議，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向埃塞俄比亞擺出不惜一戰的威嚇姿態。

這種表態並不罕見，塞西於2017年就說過「沒人能碰埃及的水」。2019年9月塞西甚至於聯合國演說時稱「雖然我方承認埃塞俄比亞的發展權，但尼羅河水是生活議題，是埃及的生存問題」，揚言不許埃塞俄比亞未經同意就開始大壩的填充工程。更駭人的是，早在2012年維基解密（WikiLeaks）就披露過，蘇丹前總統巴希爾（Omar al-Bashir）於2010年秘密同意埃及於國內庫爾希（Kursi）修建空軍基地，預備在同埃塞俄比亞談判失敗後，直接向大壩展開攻擊。

在古代，古埃及人不時謳歌尼羅河的哺育，更重視掌控尼羅河流域，更將國家命名為「Kemet」，便是指尼羅河氾濫後淤積的黑土。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麥倫普塔赫（Merneptah，公元前1213─前1203年在位）被比喻「你是尼羅河」；第二十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III，公元前1186─前1155年）也被稱頌「你就像尼羅河流過，在你的周圍都得以獲得滋潤」。由這便可看出，國家王權與尼羅河之間的依存關係。

但凡有心理政的歷代埃及統治者，無不致力將尼羅河流域的領土、奴隸、黃金、象牙全囊括殆盡。尤其當來自阿爾巴尼亞的奧斯曼帝國將領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 al-Mas'ud ibn Agha，1769─1849年）統治埃及後，更從1820年開始派遣大軍展開對蘇丹的血腥征服，並修築一連串運河與堤壩和推廣種植棉花，以替他的工業化強國夢累積資本。雖然最後阿里的心血因歐洲列強壓制而失敗，但埃及在他的經營下人口翻了好幾倍。在19世紀即將結束時，尼羅河三角洲的居民已增加到超過1,000萬人，這既是充沛的勞力資源，亦是沉重的都市化負擔。

因此當英國正式殖民埃及後，不但承接埃及對尼羅河的整治需求與傳統野心，還挾着帝國主義的資本與科技優勢，向更廣泛的地區施加更嚴厲的水資源管制。1891年，英國以埃及與蘇丹宗主國的身分，同代表埃塞俄比亞的意大利簽署《在東非劃定各自勢力範圍議定書》（Protocol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taly, for the Demarca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East Africa, from Ras Kasar to the Blue Nile），規定不得於埃塞俄比亞阿特巴拉河（Atbarah River）築堤壩阻止河水流入尼羅河。接着當被譽為「東非水塔」、又是尼羅河最大支流青尼羅河發源處的埃塞俄比亞擺脱意大利後，大英帝國的壓力隨即又迫使其簽訂條約，同意「不會在青尼羅河、塔納湖（Lake Tana）和索巴特河（Sobat River）修建任何工程」，就此喪失自主開發境內尼羅河流域的主權。

隨後埃及雖於1922年獲得形式上的獨立，但為了抵制英國在蘇丹的殖民影響，埃及又與英國談判如何分配尼羅河水。故於1929年埃英簽訂《尼羅河水灌溉協議》，承認埃及對尼羅河具有「天然和歷史的權利」，同意埃及每年可享有480億立方米水量，蘇丹則使用40億立方米。最重要的是，埃及利用「天然和歷史的權利」條文，取得對英國殖民範圍內有可能損害埃及利益的工程的否決權。

儘管1959年埃及與蘇丹又簽署新的《全面利用尼羅河水協定》，讓埃及用水量躍增為555億立方米，蘇丹也得到185億立方米的使用權，但這些新協定仍植基於英埃共商的基礎上，彼時尚處於英國殖民之下的肯尼亞、烏干達、坦桑尼亞等國根本無權置喙；即便獨立後，埃及也拒絕以平等精神重新談判水資源的分配。而東非諸國也長期因內亂或缺乏科技實力的緣故，根本無力開發尼羅河水資源。因此可以說，埃及利用大英帝國的殖民權威，以及其餘東非殖民地被剝削統治的後遺症，維護甚至強化了自身對尼羅河流域的傳統優勢。

但在埃及來看卻是另一番光景，因為蘇丹本是穆罕默德‧阿里辛苦打下的果實，故英國對蘇丹的佔領與尼羅河的操控，實乃帝國主義欺凌的傷痕。加上埃及前總統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 Hussein，1918─1970年）在冷戰年代面對西方壓力，美國撤回原本提供用以修築阿斯旺大壩（Aswan Dam）的款項後，令納塞爾氣得揚言徒手也要造出來，隨後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與向蘇聯借款以籌措資金，結果引發英、法、以色列三國聯軍於1956年入侵埃及。因此尼羅河與阿斯旺大壩、蘇伊士運河一樣，不僅是埃及人民的生存基礎，更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偉大象徵，絕不容侵犯分割。

諷刺的是，當飽受戰亂與貧困多年的埃塞俄比亞好不容易安定下來，於1997年制定「千禧年計劃」，並於2011年宣布復興大壩將開工時，立刻引起埃及與蘇丹的抗議。對埃及來說，埃塞俄比亞此舉已然挑戰自己對尼羅河的壟斷地位。但埃塞俄比亞也同樣不滿，自己早在1997年就有修建大壩的目標，但始終受到埃及掣肘，若非2011年阿拉伯之春導致埃及動盪，哪有機會開工？何況埃及與蘇丹瓜分尼羅河水的協議，根本是英國殖民遺產，埃塞俄比亞自始至終都沒同意，故豈能就此剝奪自身追求現代化發展的權利？

為了抵銷埃及的實質性監督，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烏干達、盧旺達等國於1999年組成「尼羅河流域倡議組織」（The Nile Basin Initiative），2010年更推出《尼羅河倡議合作框架協議》（Nile Initiative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然而埃及與蘇丹始終強烈反彈，埃及外交部長艾哈邁德（Ahmed Aboul Gheit）還乾脆斷然宣布「任何尼羅河流域上游國家簽署的單方面協議對下游國家都沒有效力，而且缺乏合法性」。此外，埃及還屢次施壓國際金融機構，阻止埃塞俄比亞取得開發尼羅河流域所需的資金。也因此，復興大壩在埃塞俄比亞國內，同樣具備民族復興的特別意義，尤其在2018年大壩工程負責人貝克萊（Simegnew Bekele）遭槍殺後更形強化。

埃及與埃塞俄比亞的這種對抗情緒，委實是第三世界的悲哀。因為雙方都受過帝國主義傷害，也都為了邁入現代化國家行列而奮力建設，但埃及卻反過來利用殖民遺緒否定埃塞俄比亞的生存權，而理由亦是冠冕堂皇的捍衛埃及安全。更讓埃塞俄比亞氣憤的是，在軍事與經濟領域享有優勢的埃及，竟還刻意引入美國充當調解人，不啻是要施加更猛烈壓力逼自己屈服。

但埃及卻又認為美國的助力不夠，甚至有人懷疑美國是否有意拖延談判，好讓埃塞俄比亞從容完工，令埃及再也阻止不了大壩落成。不過美國為了拉攏埃及配合與以色列的「世紀交易」（Deal of Century），已盡力遷就埃及的主張，這從埃塞俄比亞退出華盛頓會談後，美國仍片面宣布已用「平衡與公正的方式」解決所有問題可見一斑。而自美國利用埃及的地緣作用來配合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動機來審視，又可見到強權操弄的烙印，令相隔千里的不同發展中國家命運彼此相扣，一切均繫於列強間的利益交換。

因此埃及與埃塞俄比亞、乃至所有尼羅河流域國的競爭，其實是第一世界宰制的另類縮影，這令發展中國家只能彼此仇視抗衡，造成「南南合作」的理想破碎。且埃及引入美國壓迫埃塞俄比亞的行徑，更是對自身反帝歷史與其他爭取獨立國家的斲傷。

此外，尼羅河因氣候暖化的緣故正面臨乾涸與鹽鹼化的危機，使埃及為了供養不斷增長的人口，更加緊攫取尼羅河水資源，甚至早已超過1959年協議裏規定的使用量。但氣候暖化的成因，西方工業國家實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只是埃及與埃塞俄比亞等發展中國家無力逆轉這進程，只能選擇吸收這苦果並相互諉過與爭搶資源，這更凸顯第三世界的依附性。所以一段尼羅河爭奪史，投射的既是民生問題，亦是地緣政治，更是第三世界欲擺脱邊陲地位、卻又無可奈何地陷入彼此相殺的悲哀螺旋，沒有任何國家是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