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女童醜聞導演獲獎：在法國水土不服的Me Too運動
2017年12月，五位黑衣女子登上《時代》周刊封面，並以「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之名，受封2017年年代人物。立於中位者，便是率先實名控訴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女演員，艾殊利・朱迪（Ashley Judd）。
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好萊塢知名製片人，曾監製過《寫我深情》（Shakespeare in Love，中國內地及台灣譯《莎翁情史》）等知名大片，但比起這個，他在2017年後又多了個「響亮」名號－「荷里活淫魔」。朱迪（Ashley Judd）於2017年10月接受《紐約時報》採訪，驚爆20年前韋恩斯坦曾在酒店房間對其性騷擾，接着影視圈諸多女星陸續出面作證，揭露韋恩斯坦30年來的不堪犯行，受害者不乏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桂莉芙・柏德露（Gwyneth Paltrow）和伊娃・格蓮（Eva Green）等一線明星。在多達90位女子控訴下，韋恩斯坦被一狀告上法庭。經歷2年纏訟後，紐約法院終於在今年2月24日判處其2項性犯罪成立，等待韋恩斯坦的將是5至29年的有期徒刑。
然而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國，類似脈絡卻引發了一場異色風暴：當地時間2月28日，被控性侵女童的著名導演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以新片《我控訴》（J'accuse）榮獲凱撒獎「最佳導演」和「最佳改編劇本」，雖引發頒獎現場多位女星離席抗議，卻無法顛覆其獲獎結果。
法國這種區分「個人」與「作品」的評審標準，不只體現其殊異的文化性別觀，也模糊了慾望與性暴力的界線，更為其招致不少爭議與譴責。然而此情此景並不陌生，早在韋恩斯坦案發生之際，法國便曾出現與美國截然不同的反思聲浪。
一百位法國女性對# Me Too的抨擊
當年美國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韋恩斯坦案後，首先於Twitter上使用#Me Too#標籤，呼籲曾受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女性打破沉默，出面發聲，好讓世界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這兩個單字最後席捲全球，為各國女權運動所用，成了反性騷擾的代名詞，直至今日。
然而，面對此波運動，法國卻出現了不以為然的聲音。2018年1月9日，100位法國知名女性共同署名，於《世界報》上發表公開信，批評荷里活如今已受#Me Too#政治正確審查，並認為這種網絡的「快速正義」，以及對追求與調情的「矯枉過正」，終將混淆女性主義的真正要義。署名者包括記者佩吉・薩斯特（Peggy Sastre）、暢銷書作家凱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精神分析學家薩拉・奇切（Sarah Chiche）、演員凱瑟琳・羅伯－格里萊特（Catherine Robbe-Grillet），甚至還有知名女星嘉芙蓮·丹露（Catherine Deneuve）。
想當然耳，這封公開信受到世界與法國其他女權主義者的抨擊，雙方主要爭點在於，聯署公開信者認為「性侵害是重罪，但持續或笨拙地追求女性無傷大雅，獻殷勤也是人的自由」；然而批評者提出反駁「由社會整體文化結構觀之，男女在性自由上從來不平等，求歡自由往往是男性才有的特權，這背後暗藏的性別不平等，不該被浪漫化」。而這其中關鍵的「女性性自由」，則牽扯出法國的文化傳統，以及女性主義思潮的代際與階級之爭。
法文中有個詞，叫「galanterie」，即為英文中的「gallantry」，有英勇、騎士精神之意；但其在法文中還特指男性對女性的「獻殷勤」、「紳士禮節」，故而通常寫作「galanterie française」（法式英勇）。這種兩性互動型態源於法國文化的深層混血感，即地中海大男人主義（machismo）與北歐的冷漠相互交融，讓公共場域的情慾流動成為一種社交禮節，更透過12世紀宮廷愛情、17世紀沙龍聚會的長期催化，演變為法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甚至被文學與藝術作品昇華成美學。
然而這種「男性得以追求女性，女性也有回應與馴服男性慾望義務」的關係，看似浪漫，卻只有男性能擔任追求者，若由另一個角度言之，這不過就是相對仁慈的性別歧視。故到了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法國婦女開始反擊，要求爭取「女性的性自由」，這其中不僅包含主動調情的自由，也涉及身體自主權，故而有了1971年的《343宣言》（Manifeste des 343）。這場景與2018年的百人聯署十分類似，當時也有343名法國婦女在《新觀察家》雜誌上發公開信，曝光自己的墮胎經驗，以要求墮胎合法化，德納芙就是其中一員，女權運動代表性人物、法國大知識分子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也名在其列。
若由此般脈絡來看，法國在近半個世紀後對#Me Too#的反思，其實是延續了波娃這派的左翼知識分子女權觀，其首先同意女性可被視作性客體（objet sexuelle），但也認為男性可以是女性的性客體，成為性客體是所有人的自由。故像#Me Too#運動這種強調兩性互動規範與界限的主張，自然被其視作禁慾的清教徒思想，並認為這是要藉互聯網與美式話語霸權優勢，前來對法國進行文化清洗。
性自由能否成為文化人的保護傘
但波娃與丹露這派法式女權觀，終究受到世界與國內其他女權份子抨擊。因其雖主張兩性都有調情、獻殷勤的性自由，卻迴避了一個重要問題：一旦雙方處於權勢不對等的情況，這種性自由的天秤轉瞬便會傾斜，最後免不了成為某種形式的性壓迫；而這些聯署的女性之所以不甚重視、甚至不曾考慮這點，主因還是在於，她們全都出自菁英與知識分子階級，擁有良好的社會資本與話語權，故而較難預見階級差異對性自由的介入與操縱。
倘若今日情境如下，有位男導演對女演員遞出了情慾邀請，雖說這也是個人的性自由，但此般互動是否還如信中設想的，那樣純粹、天然、無染？甚至倘若導演是個成熟男性，演員卻還是個未成年女童，那麼性自由與戀童癖、猥褻兒童的界線究竟在哪？
而不可否認的是，法國藝文界確實就是長年被這種知識分子的菁英基調所宰制，且幾乎全界高層、有力人士都在此基礎上有着無聲的共識－即便導演有私德上的瑕疵，但這畢竟是其私領域的事，人們不該無限上綱，以此抵制或審查其藝術創作。
故而這幾年，即便陸續有5名女性以實名或匿名形式，指控法國名導洛・比桑（Luc Besson）對其性侵或性騷擾，其作品仍大受歡迎；活地・亞倫（Woody Allen）因被養女控訴猥褻而在美國遭遇抵制，其新作到了在法國卻如常上映，且絲毫不受輿論批判；法國名導布里索（Jean-Claude Brisseau）為滿足個人私慾，強迫女演員試演情色鏡頭，被判處一年監禁，緩期執行，卻還有百名法國電影人發表公開信，表示布里索「只是個受傷的藝術家」。
但這樣深水靜流的風氣，近來卻因女星艾狄・夏妮（Adèle Haenel）的自白，而起了些許漣漪。如今的夏妮因《浴火的少女畫像》享譽全球，其雖才31歲，卻已兩度榮獲凱撒獎，並有16部電影入選康城影展（Festival de Cannes）；但在去年11月4日，其才剛委託法國獨立媒體《一方報》（Mediapart）調查，進而曝光自己在12到15歲擔任演員時，遭到導演盧基亞（Christophe Ruggia）長期性騷擾的往事。
長年以來，盧基亞在法國影壇的人設都是極具風骨的左派知識分子，不僅參與救助難民等各類政治維權活動，也被視作夏妮的藝術啟蒙恩師。然而，面對夏妮的指控，盧基亞卻以希臘神話中的皮格馬利翁（Pygmalion）自居—「我只是愛上了自己的作品」，顯然試圖替猥褻女童的罪行開脱。然而這次他的運氣沒幾位前輩好，由於《一方報》提出的訪談等諸多證據十分充足，故其最後被檢察官起訴，也連帶讓「波蘭斯基爭議」重浮水面。
1977年，導演波蘭斯基在美國被控性侵13歲少女，最後其只承認「與未成年人非法性交」，卻否認有使用毒品與酒精迷昏少女等指控，並在1978年潛逃法國，從而為當地電影界和知識分子所庇護，甚至還能於2002年，以《鋼琴戰曲》獲得第7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
法國各界人士力挺導演的辯詞大抵不離以下思路：他或許性侵女童，但作品本身卻是無辜的；我們不是當事人，很難了解來龍去脈；事隔多年，難道社會還不能原諒他？諸如此類，族繁不及備載。然而今年夏妮帶頭起義後，其作品《我控訴》在法國各地上映便受到諸多抵制，片方也取消了針對波蘭斯基的諸多媒體訪問。
但抵制歸抵制，《我控訴》在法國票房依舊長紅，甚至入圍有法國奧斯卡之稱的凱薩獎，勇奪12項提名，並在近日拿下「最佳導演」和「最佳改編劇本」兩大冠冕，夏妮當場憤而離席。諷刺的是，波蘭斯基以「典禮已成為公開私刑」為由，拒絕出席；頒獎人也不敢直接念出波蘭斯基的名字，而是以稱號「Atchoum」代替（「Atchoum」是《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中某位刻薄的小矮人）。整場典禮就這麼在尷尬中結束，卻不影響其獲獎事實與資格。
事情發展至今，人們這才恍然大悟，盧基亞會被起訴，是因為控訴者是影壇知名女演員，且導演最近也沒拍什麼好作品，人脈更不像前輩這般廣闊，故而夏妮能獲取個人勝利；但整個法國影視圈、乃至於社會整體的風氣卻沒有因此地動山搖，像波蘭斯基這種大導演，仍能呼風喚雨、名利雙收。比起滿身的燦爛榮光，那些抗議與抵制的吼聲，不過就是些螳臂擋車的小雜音。
從法國的反#Me Too#公開信、夏妮控訴到波蘭斯基再獲獎，法國的女權、性別與自由主義派系相互撕扯、斷裂，但最終仍維持了穩固的上層結構。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當年#Me Too#運動傳入中國時，自由派的劉瑜教授雖肯定此發展，卻也提出諸多疑慮，並將其比作「大鳴大放大字報」，因而受到許多自由派同志的抨擊。
究竟是還被害者一個公道，還是矯枉過正，這似乎是女權與性自由的亙古辯題。情人交往，當然不可能全都是雙方地位純然對等的狀態，也不能因此全扣上性壓迫的帽子。但法國的情況卻是，即便面對波蘭斯基這種極端案例，社會與文化圈仍以性自由之名，默許甚至褒揚其作品。即便夏妮的控訴直指法國性別文化核心、甚至也揭露電影界長年被年長白人男性宰制的沉痾，但藝文圈默契依舊，無論其指控多麼有力，仍是撼不了風花雪月世界裏，那迥然異色的倫理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