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尼赫魯到莫迪　印度歷經百年仍未結束的嚴峻考驗

對印度總理莫迪（Narenda Modi）來講，他的2020年仍和2019年一樣，以宣傳開始。在莫迪的指令下，印度36名部長已動身前往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展開宣傳，強調當局軍管行為的英明果斷。這種自信的局面就好象2019年12月時席捲印度全境，因《公民身份修正案》（CAA）引發的騷亂壓根沒發生過一樣。

當莫迪繼續在克什米爾問題上藉穆斯林問題為切入點，確保了自身「印度教國家」（Hindutva）的政治資本時，這種強調印度教的作風，無疑令人新德里的在野黨人士厭煩。因為歷史悠久的印度，有的顯然不僅是印度教的傳承。

普通印度人的生活中需要印地語、烏爾都語、泰米爾語，隨口而出的典故包括印度教、伊斯蘭教、錫克教，飲食覆蓋從喜馬拉雅山到阿拉伯海的各種物產，即便是死了，一領裹屍的「可番」（Kafan）布也是來自波斯語的藉詞。印度的文化是多元的、雜交的。

但是莫迪和他的部眾們近年來卻在盡力營造一種從古至今只有印度教和印地語傳統的想象，似乎印度從偉大的阿育王（Asoka）時代開始就是這個樣子。這種無疑是一種人為的國民身份構築過程。

對印度來說，莫迪此舉實則已經延續了一百年。從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到前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這種過程又被稱為「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即尼赫魯的同名著作）。這個用以構建「印度人」概念的嚴峻考驗至今仍未結束。

印度獨特的文明特性

印度是一個文明古國，但古印度的文明與王朝，與現代印度的距離又太過遙遠。由於古印度獨特的循環歷史觀和以樹葉記錄歷史的習慣，使得上古印度國家的史料並未存留多少，中世紀的印度又因為德里蘇丹國、莫臥兒帝國、至英屬印度這七百年的繁雜歷史，也令之變得愈發碎片化。

到了19世紀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未花費多大功夫就征服了自相內鬥的南亞大陸，也將「印度」國家的疆域拓展到了半島全境，乃至包括今日之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

「印度」這個國家究竟應該怎麼維持呢？已經滅亡和衰落的德里蘇丹和莫臥兒皇帝們給不出答案，初具現代管理能力的英國殖民者卻給出了一點關鍵細節。

從13世紀開始，當時的印度斯坦地區不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對立，而且存在着部落與部落、種姓與種姓的對立，而整個印度社會的平衡與均勢也都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員普遍的互相排斥和與生俱來的互相隔離的基礎上，它意味着任何掌控印度國家的首腦就都得必須面對這種基於歷史而來的國家特性。

英國人在強佔印度時有自己的特別之處。大英帝國沒有像征服過印度的阿拉伯人、突厥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一樣被同化，這與英國人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手工業，夷平了莫臥兒、馬拉提、錫克等社會中偉大和突出的一切，從而重構了印度的舊文明有關。

這種行為無疑是野蠻的，但他們也帶來了印度的新秩序。「大英帝國」的做法，也給了日後印度的獨立運動家和革命者以啟發，而到了莫迪的時代，甚至可以直接照抄。

尋找新的身份

進入20世紀後，「聖雄」甘地的努力讓印度的智識人士有了些想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甘地正是藉助印度傳統思想，提出了所謂「非暴力不合作」的信條。他裸裎宣講，進而堅持「素食，獨身，默想，禁慾」的苦行與耆那教教主大雄尊者（Mahavira）基本一致。

甘地這種行為很容易被輕易視為以苦行為基礎的抗議，印度至今仍有很多人選擇裸身絕食等行動對抗當局。但就與尼赫魯、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等印度獨立運動高層人士接觸頻密，又與泰戈爾等文化界人士酬唱的甘地本身來說，他的存在已經提醒所有人，在重鑄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印度需要一個用於構建民族想象的國民身份。

1944年，尼赫魯入獄。他在獄中通過對印度傳統《奧義書》（Upanishads）、《吠陀》（Veda）和上古歷史資料的研究，以《印度的發現》一書為未來印度國家的歷史、民族、文化獨立奠定了思想和哲學基礎。

尼赫魯認為，印度史上有兩個「偉大的運動」，其一是從印度河文明開始，包含英國考古學家的發掘和中國上古史料所描述的部分，直到11世紀後德里蘇丹國期間的亂世而結束。前者展示了古代印度文明在哲學、文學、戲劇、美術、自然科學與數學諸領域中的驚人成就，繁榮的經濟以及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廣泛貿易與文化聯繫。

後者則是在莫臥兒帝國的阿克巴大帝（Muhammad Akbar）執政時期，在大帝的身上，統一的印度的舊夢又重圓，大帝對文化、宗教的寬容展示印度不僅僅尋求在是政治上併為一個國家，更是要有機融合為一個民族。

在尼赫魯的這種敘述中，阿克巴大帝時期涵蓋印度教徒、伊斯蘭教徒和錫克人的大印度斯坦與現代印度基本重合。印度獨立的思想體系和印度教夢想中的「印度版圖」已基本確立了。

另一條七十年的道路

尼赫魯作為從舊時代起家的革命家，他也給印度思想定下了「宗教禁忌使印度無法前進並適應現代條件」的基調，他認為自己是崇尚科學的人文主義者。利用印度教而不盲從於印度教的現實主義原則，一度在此後的七十年間成為印度政界的一大法門。

不過，在尼赫魯女兒，甘地夫人（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執政期間，這位印度領袖對於傳統的強行干預還是給印度此後的首腦敲響了警鐘，她在1984年發動的對旁遮普錫克人的行動不僅造成五千餘人死傷，還導致她本人遇刺。而國大黨在甘地夫人執政期間神化自身、削弱基層的表現，也給了印度此後的政客以正面和反面的雙重教材。

到2014年，印度傳統的精英政治發生了變化，以謙遜著稱的首位錫克教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與國大黨輸掉了大選，被視為代表了基層百姓的人民黨取而代之。這時，源於民眾的莫迪便更是積極以修道者、印度教等形象展示他對印度傳統思想、文化的繼承與發展，這似乎意味着即便黨派與尼赫魯不同，但他的行為仍舊在實踐該國「國父」定下的信條。

而今，莫迪也追尋先輩的腳步，在構建21世紀的印度時，將想象的虛像繼續覆蓋在印度的真實之上，進一步打造其夢想中的所謂更具凝聚力的國民身份。儘管在此之後的實踐也許缺少理論可循，但這似乎也正如甘地的名言「真理永恒」（Satyagraha），在印度出現問題之前，莫迪當局自然不必糾正其行為；在印度出現問題之後，也自有人去糾正莫迪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