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紅袍的控訴 「侍女」示威此起彼落代表着什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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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上半部：血色紅袍的控訴 「侍女」示威此起彼落代表着什麼？（上）
《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劇集首季在美國熱播之初，美國新佛羅里達學院宗教及人文系副教授Manuel Lopez因擔心內容太沉重而不敢看，但最終不敵太太遊說，一起追看。
他形容看這套劇集真不容易，每一集都使他心悸發冷。看過後不禁認同眾多評論所言，在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這是一套意義重大的劇集。特朗普侮辱女性的往事、獨裁傾向、詆譭出版自由與真相、跟白人至上主義及極端福音派組織態度曖昧，種種一切都給予《侍女》劇一個全新的社會背景（context），同時反映了「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背後的黑暗面。
自由民主體系正在崩解？
特朗普政府上台，無疑為這套劇集增加了政治重量，也令特朗普的反對者有更大疑慮。示威者拿起反特朗普的標語，要求「讓《侍女的故事》再次成為小說（Make The Handmaid's Tale Fiction Again）」。難道Atwood預言的要成真了？基列國看似是遙遠，卻又有一種莫名的逼真感：新社會階級產生，女性及同性戀權益一夜間被奪走，這並非沒可能，有些情節於歷史上曾發生過，只是當前不在美國，而在伊朗、捷克斯洛伐克等地。ISIS等宗教極權組織統治着伊拉克和敘利亞某些地區的人民，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不過亦有人形容劇集是美國左派的政治幌子，用以借題發揮，美國大多保守派人士主張的也不是如此極端。
近一、兩年以來，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liberal order（自由秩序）成了熱門關鍵詞。無數的學術文章與傳媒評論提出質疑：西方自由民主體系是否正逐漸倒退？自由秩序要瓦解了？該小說誕生之時，世界還處於冷戰狀態，以蘇聯與美國為主的東西方兩大陣營角力後，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體系邁向瓦解，美國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價值取得勝利，也樹立了一套西方社會牽頭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美籍日裔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1989年發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表達了對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信之是人類社會的最終模式，人人享有自由平等。
轉變可有如迅雷，『不會在這裏發生』此立論並不可靠。任何事情，在何時何地都有可能發生。
在福山發表文章不久後，捷克斯洛伐克便爆發了「天鵝絨革命」，促成民主進程，柏林圍牆也繼之倒下，其他共產政權如中國，在往後數十年也沿着這套自由秩序進行經濟及政治改革。福山的大膽推論似乎應驗了。惟福山去年承認這套國際秩序正受民粹國族主義挑戰，歷史會向哪個方向走，此際呈現拉鋸。他在本月出版的新書《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也意味他三十年前所說的「歷史的終結」要延後了，並以「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崛起，試圖解釋自由主義受到衝擊的現況。
任何秩序都有失控時
劇中讓人深刻的一幕是，侍女們初時被捉到訓練中心接受思想教育時，有一個「蕩婦羞辱」儀式，紅衣侍女圍圈而坐，其中一女坐在圈子正中央，以懺悔方式說出過往曾經參與多人性交，其他侍女要指着她，以低沉的聲線唸着「她的錯、她的錯」，直至那侍女崩潰痛哭。
《侍女的故事》裏的極端保守基督教政權，把這個歸咎於社會風氣過於自由，衍生出享樂主義、消費主義、性文化過度開放等，使人與神愈走愈遠。這種論調的確跟現實中保守派基督徒相似。今日，民粹主義在歐美社會崛起，除了出於貧富懸殊失控這個經濟原因，也是有一股宗教保守的勢力在推動，衝擊着自由主義作為「普世價值」的地位。
當然，侍女式示威是一種反諷，這些女性渴望的是捍衛自由民主。《侍女的故事》在出版三十幾年後大收旺場，無論對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基督徒而言都是一個時代的警號。沒什麼是理所當然的，沒有政權是永恆不倒的。
時光一去三十年。Atwood於2017年2月重新為小說撰序，她形容自己生於1939年，經歷過二戰，令她醒覺，眼前既有秩序可在一夜間消失。「轉變可有如迅雷，『不會在這裏發生』此立論並不可靠。任何事情，在何時何地都有可能發生。」
上文節錄自第12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3日）《「侍女」示威 此起彼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