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紅袍的控訴 「侍女」示威此起彼落代表着什麼？（上）
一群女士身着血紅斗篷、純白頭罩，在悠悠藍天下格外奪目。這一幕出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她們不是在拍戲，而在示威。兩個兩個並排，低着頭列隊前行，把小說裏的情節模仿出來。無言無語，卻是對社會一齣深切的控訴。
以上場景所呈現的小說情節來自加拿大女作家Margaret Atwood於1985年出版的小說《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該書改編成同名美劇，去年上映第一季立即掀起全球狂熱，橫掃最佳劇集等多項艾美獎，連帶原著小說一躍成為全球暢銷書。該書將故事背景設定於2020至2030年間，描述美國經歷內戰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激進份子發動恐怖襲擊，弒殺總統奪權，建立極權的「基列共和國」（Republic of Gilead），使美國演變成一個宗教極端保守的父權社會。
血色子宮般的產子機器
基列國的女性權利遭徹底剝削，失去一切自由，也不能擁有名字。在環境污染導致不育的情況下，仍具生育能力的婦女被分派到主教家庭，稱為「侍女」，須定時在夫人面前與主教進行性交儀式，只有產子才有機會生存下去。劇中女主角就是一名叫Offred的侍女，意即Of-Fred（屬於主教Fred），唸起來也似offered（奉獻）一詞。侍女穿血紅色衣服，讓她們無法逃跑，也如同女性子宮一樣象徵生育，白頭罩是仿照荷蘭女僕的模樣；夫人則穿珊瑚藍，代表聖母。不育的女性被稱為「unwoman」，會被送到殖民區清理輻射廢料。
《侍女》書早在33年前就面世，美國影片串流平台Hulu的全新改編同名電視劇集，卻使它成了遲來的大熱。不少人認為，劇集剛好在美國進入「特朗普時代」之際上映，顯得相當諷刺，更有指自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小說的銷售量暴增200%。劇中許多令人不寒而慄的情節，引起廣泛共鳴，當中最顯而易見的是女性權益。
劇中女性成為生育機器，其實反觀現實中一些較保守的社會，生育權也不盡於女性手上。阿根廷參議院於8月9日投票，最終否決婦女懷孕14周內墮胎合法化，維持原有法則，即除了因姦成孕及母親生命受威脅外，出於其他原因的墮胎手術均屬違法，給這群「侍女」澆了一盤冷水。墮胎合法化一事，近年在當地引起巨大分歧，「擁護選擇權」（Pro-Choice）與「擁護生命權」（Pro-Life）兩派對立，甚或有人形容是阿根廷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對壘。
在這個拉丁美洲天主教國家，每年有多達35萬宗非法墮胎。據國際特赦組織統計，該國過去25年逾3,000名婦女因不安全的墮胎程序而喪命，文章開端提及的侍女上街遊行，就是為了爭取女性的生育自主權，不欲成為「Offred」。
不只墮胎問題
類似的「侍女」遊行或「侍女」示威，其實早於去年已在美國零星出現，隨着劇集紅遍全球，示威已無分地域，也不限於女性生育權問題上：除了上述的阿根廷外，倫敦有反特朗普訪英的侍女遊行；愛爾蘭有「擁護選擇權」示威；而在4月的哥斯達黎加總統選舉次輪投票時，則有「侍女」現身票站，抗議父權主義及捍衛國家的自由、民主；在7月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特普會」外，也見到她們的身影。她們通常都沉默低着頭或是並排地遊行，就似書中描述情節，侍女都被規定一雙一雙地出行，互相監視。
作為小說背景的美國更是處處都見「紅袍子」，Margaret Atwood在今年較早時一個訪問中說，「我們還沒活在基列國之中，但（美國）已有一些基列國的特徵出現了。」今年6月，便有數十名「侍女」在美國國會山莊外遊行，反對共和黨的醫保法案；費城7月也有數十名「侍女」，向到訪當地的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示威，示威者不滿彭斯反女性及反性小眾（LGBT）權益的立場，稱他是「現代最危險的反動份子之一」。
我撰寫小說時，美國仍被視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燈塔，是全球的典範。但我們（今日）已身處不同時代，美國與整個世界都變了。我覺得，這是人們認為《侍女的故事》描繪的狀況比初出版時更逼真的原因。
史實虛構結合探究權力
雖然小說在出版的早期被不少書評形容為女權主義的產物，但Atwood於1986年曾解釋，其小說討論的不是男性壓迫女性，而是「關於權力的探究」（a study of power），「它（權力）是如何運作，如何扭曲或改變那些活在這種政權下的人類」。她筆下的基列國，雖然是虛構的，很極端，但這位78歲作家在昔日受訪中說過，書中情節都是參照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並非全屬虛構。故此她亦重申其書不是科幻小說，而是推測性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不少人倒認為，它像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1984》。
Atwood以美國十七世紀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注1)（Puritans）作為這個故事的基礎，構建了一個把清教主義及保守主義推到極致而建立的世界，因為她父母兩邊的祖先都是清教徒。小說橋段參考了其他歷史事件：羅馬尼亞獨裁總統壽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於1980年代為催谷國家的生育率，禁止婦女墮胎及避孕；菲律賓獨裁者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政權1972年宣布戒嚴令及其之後的屠殺；1976年阿根廷右翼軍政府奪權，500名孩童「被消失」並配給到軍官家庭—這跟書中情節有相似之處：侍女誕嬰後，嬰兒是屬於主教與夫人的孩子。
注1：十六世紀，英王亨利八世進行宗教改革，除了脫離羅馬天主教廷，也確認了英王是英國教會的最高負責人，但信奉加爾文主義（Calvinism）的清教徒認為英國在宗教改革上不夠積極，信仰上應更虔誠，生活上更有道德、更聖潔。他們被英國教會視為異教徒，這促使大量清教徒從1620年起移民至北美洲，並開拓了美國的新英格蘭地區，在普利茅斯與馬薩諸塞灣等地建立清教徒社區。
Atwood澄清《侍女》書並非反宗教，而是反對以宗教之名推行暴政。在立國基礎中，國家與教會關係密切，所以自1776年獨立以來，美國人都拼命地捍衛政教分離。她認為美國「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所推動的終極結果便是政教合一。
圍牆下的西柏林作書
Atwood於1984年開始撰寫《侍女的故事》，當時身處的德國柏林正值冷戰時期，在資助下，她跟一些電影製作人、音樂家及作家來到曾被盟軍佔領的西柏林工作。她7月接受《福布斯》訪問中憶述，當時的西柏林有如一座空城，很多住宅單位都被丟空了，「人們都不想在這裏生活，因被圍牆包圍了。他們（政府）把外國藝術家帶進城裏，讓居民不覺得被隔絕。」這段在西柏林生活的日子，以及到訪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的期間的感受，正是她書中為基列國建構的氛圍，「說的不是內容，而是氣氛。人們轉移話題、害怕跟你說話、不知道可以相信誰等經歷。」圍牆在小說裏也成爲重要元素，除了把基列國與外界隔絕，還充當了示眾的「刑場」，吊死違法者。
翌年，她受聘到美國阿拉巴馬大學工作時，完成了該小說作品，當時已引起很大迴響。1990年小說首次被拍成電影，然而反應遠不及2017年的改編版本熱烈，這也許與今天世界時局發展有莫大關連。「我撰寫小說時，美國仍被視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燈塔，是全球的典範。但我們（今日）已身處不同時代，美國與整個世界都變了，我覺得，這是人們認為《侍女的故事》描繪的狀況比初出版時更逼真的原因。」
世界各地在過去一年來，尤其是西方國家，陸續出現侍女式示威，Atwood不下一次接受傳媒訪問闡釋看法，她認為「侍女」示威已成為一個國際化現象，特別是在女權受威脅或剝奪的地方。
上文節錄自第12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3日）《「侍女」示威 此起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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