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讀書何價？對香港青年上流現況的反思

文：青心

我是一名已入職的80後。雖然已脫離了教育制度成功上岸，然而當不時看到現今的莘莘學子們叫苦連天，抱怨課業太繁重、睡眠時間太少、壓力太大時，也會覺得感同身受。最痛心是從報章上讀到一個又一個學生自殺個案，早前更有一名中三生向楊岳橋議員寫了一封信，控訴說「每天重覆着學習，但卻不明白學習的意義」、「看不到未來」等等，內容悲壯。面對着這樣的情況，社會裡總會有聲音說讀書畢竟是每個學生的義務，而且教育制度都維持這麼久了，那些前人再苦還不是都熬過來了，因此現今學生們的不滿似乎反映了他們不再像上一代那樣刻苦耐勞、「一蟹不如一蟹」，有些人甚至會責難他們讀書不成自然就是「三低」、「廢青」、「沒前途」等等；然而這些人有否試過退後一步想，到底在當今學生眼中，社會環境是怎樣的呢？他們的感受、正在經歷的困難和痛苦又是甚麼？

讀書是否一定有前途？

「知識就是力量」、「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好書＝有前途、有出路」云云，都是現今香港社會依然崇尚的遺訓，因此家長為子女未來前途着想爭相報讀名校仍是香港的主流意識。教育當然有着提供向上社會流動階梯的功能，亦即人擁有越高學歷，就越能提升自己的的社會階層，從事社會地位、收入比較高的職業，例如醫生、律師等，然而讀書是否一定能保證上流？這似乎需要檢視一下香港的教育制度以及社會環境因素，以期找出一點脈絡。

對香港教育制度以及其與社會環境之關係的一點檢視

香港的教育制度自1950年代起開始逐步有系統地發展。1950年代，大量難民湧入，政府為了有效吸納他們的勞動力，甚至扶助一些社會精英當官，以穩定社會、維持殖民統治，政府開始推行混合式、雙軌並行的教育制度，一方面建立官方的學制，另一方面則維持不同社會團體（如東華三院）的辦學模式；而且，大家要學習英文，不但確立了英文的官方語言地位，而且更製造了「重英輕中」的精英意識。精英制度意味着階級的劃分，那如此的制度在當時的社會裡有沒有產生問題呢？在我們父母還年輕的時候，雖然大學只有兩所，入大學率低得只有幾%，但能夠成功升上大學的，都是社會上的「天之驕子」，能夠出國留學追尋夢想、在香港當官，實踐向上流動。因此當時長輩們都希望子女能夠好好讀書，靠成績出人頭地。至於不能成功升上大學的一群呢，他們都不用愁衣食問題，因為香港當時乃被視為一個充滿機遇的地方，受惠於經濟急速發展，不單工業，後來還有很多新興的服務行業出現，例如廣告、設計、物流、貿易、會計、財務等等，所以只要肯搏肯捱，總能夠維持生計。何況那時候的生活指數又不高呢，即使賣菜的，也能夠儲到足夠的錢置業，因此那時候總算安定繁榮，人人安居樂業。

隨着時代發展，政府為了對日益發展中的教育制度加強監管，開始重視教育質素，提倡優質教育。然而，政府似乎依舊維持着「經濟為首要」的社會發展路向，因此教育政策似乎與社會福利的同出一轍，採取「小政府、大市場」的方針，除了推行「校本管理」，透過權責下放讓學校有更大的自主權去管理校務、運用資源和計劃學校的發展，以助學生能更有效地學習外，還大量引入市場機制，容許教育私有化，讓私人機構參與辦學，以增加市民選擇、透過市場競爭來維持教育質素；同時，政府亦維持自己於教育政策中所扮演的「核心成員」的角色，不僅制訂課程、考試制度以統一學校的教學目標和學生學歷上的考核，而且也透過條例、表現指標，監管學校教育的執行。這樣的改革，理論上能帶來一些好處，如實行「校本管理」，令各持份者能直接參與校務，加強問責性，以維持教育質素，提升效率和效益，而推行直資計劃本來是希望令香港的教育體制更多元化、更符合市場上的不同需求，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直資學校因學費昂貴，影響窮學生入讀機會，造成教育上的不平等和複製階級差距，而「校本管理」模式則鼓勵校方將自我完善的機制內化成恆常工作，變相加重老師行政工作的負擔。而且，基於有統一考試制度的出現，老師更要不斷安排功課、測驗、考試來確保學生的學習進度，基於效率的問題，實在難以花額外時間去根據學生的個別需要和特質來提供適切的培育。

可能有人會問，考試制度在香港已存在日久，學生一向都是基於學業成績而被劃分等級，決定其繼續升學的資格，繼而間接影響他們上流的機會，然而既然社會階級已一直存在，為何到了現在才產生這麼大的怨憤？

關鍵是社會環境轉變了。香港從前是工業社會，而現在是走知識型經濟路線，雖然隨着時代進步，大學學位增多，提升了入大學率（雖然到目前為止仍不足20%），而且各科專門學科如醫科、法律、社會工作、商科等林立，以培養就讀同學日後從事相關的行業並藉此上流，但實情是如何？自 2000年起，政府積極提倡開辦學位課程，於2003年更首創副學士課程，希望社會上有六成人能達致高等教育程度；但同時，根據立法會秘書處於2016年發表的有關「人力調整為香港帶來的挑戰」的《研究簡報》，高層職位的創造速度未能作相應配合，以致當中僅得少於半數的新增大學畢業生能夠從事最上層的管理及專業工作，而大多數的學位持有人則需轉投技術要求較低的工作，變相令工資折讓。而且，整個經濟結構乃向金融、地產、旅遊業等等這些被視為能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行業傾斜，導致大學畢業生的際遇都不平等：成為專業人士的能享受高薪與社會地位，從事金融、地產等行業的甚至有機會賺大錢，而從事創意產業、藝術工作和社會工作等行業薪金則被比下去，甚至要面對行內有限的升遷、發展機會等挑戰。由此可見，大學畢業生並不如大眾一向認知的前途一定光明，反而，學位大量化雖然提升了市民整體的教育水平，卻造成了學位貶值，令「天之驕子」的光環漸失。

大學生的境遇已如此，就讀副學士的就更壞了。在社會大眾、僱主眼中，出自副學士的，社會認受性到了現在仍然是未如理想。雖然副學士生能夠憑成績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特別是資助的），但學位數量有限，令選讀副學士並不一定保證能夠銜接上大學，這意味着只有副學士的銜頭，在職場上的競爭力和一般中學畢業生無異。更何況不論學位持有者抑或副學士生，他們當中為數不少都背負着沉重的學債，有幸從事金融業和上層專業技術工作的還好，那麼從事一般行業如文職的呢？他們還要負擔現時昂貴的生活成本（如屋租），那怎麼能上流？

立法會秘書處的研究簡報也比較了不同世代大學畢業生的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在25至29歲的年齡組群中，80年代出生的大學畢業生，月入中位數較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都為低，只得$14,770。這些數據都反映了現今年輕人不但實質收入減少了，而且人浮於事，換句話說，他們正經歷向下社會流動。一樣拿着高學歷，在不同的年代卻有着不同的際遇，也就是說，上流並不一定與讀書有關，反而與社會環境、經濟結構上的配合有更大的關係。

我們可以做甚麼？

明白了年輕一代的處境後，那我們該怎樣做？在下不是專家，無謂班門弄斧，不過都想藉此抒發一下自己的一點點感受。我希望看到的，首先是社會風氣、文化上的轉變。長輩們，請不要再用上一代人的口吻和思維去評價現今一代，嘗試以同理心理解他們所面對的挑戰和困難，陪伴他們成長，合力找出適合他們發展的路向。要知道，讀書只是進入社會大學的入場劵，讀書以外的技能，例如性格、待人接物技巧都很重要，而且每個人的特質、長處和優勢都不同，如能找到合適的方法、途徑，即使沒有亮麗的學歷，在社會上一展所長的機會還是有的。當然，說到機會，最重要的都是政府／當權者，要真正清楚知道甚麼叫做「給予年輕人機會」，不要以為單單開設課程、職位、甚至成立基金支持創業、夢想就等於幫助他們就業、上流，而是要了解現今年輕人的想法、興趣和處境，根據他們的需要來提供適切的支援。例如，不要單用學業成績來決定他們的前途，而是提供更多元的升學渠道（如職業訓練）之餘，亦同時努力推廣、提升不同種類課程在社會上的認受性，並且為他們營造一個能夠符合他們需要的就業環境 （例如多元工種、提供足以應付生活所需的合理薪金等），以有效地吸納他們的勞動力和保障他們的生活。除此以外，亦要多支持年輕人的創意以及新興、多元行業的發展，令他們可以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靠自己的才能和對社會、市場的觸覺達至上流。不然的話，即使現今年輕人生涯規劃的能力有多高，也無用武之地，只會一如現在般絕望，找不到出路。

我們在期許年輕人在社會上有一番作為的同時，還要做甚麼才算盡到教育、扶助下一代的責任，令他們能快樂地成長、探索自己的路向，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好好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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