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該如何參與「一帶一路」？｜專家有話說
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於10月17日、18日在北京舉行。2023年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10周年，《香港01》獲授權刊載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參會專家代表、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對「一帶一路」各個範疇的見解和分析。一共分成四篇發布，本文為第四篇。
撰文：梁海明
對於香港在一帶一路的角色，其根本在於，香港可以憑藉特殊優勢，做好教育、國際組織、經貿和清真產業等領域，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並從共建一帶一路的過程當中挖掘機遇，以此發展香港經濟，鞏固和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下分教育、國際組織、經貿和清真產業四個範疇作討論。
一、在教育方面，香港可以發揮以下作用。
貿易全球化有益於世，教育貿易化也蔚然成風。若能將發展教育服務貿易業作為香港未來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突破口，不但可為香港帶來豐厚的經濟收益，也能推動香港向前發展，更有利於為香港吸引全球優秀人才和更多的外國資金前來香港。
近年來，環球高等教育出口貿易已成為增長速度最快的產業，教育服務貿易的出口不僅可以為接受國、地區每年帶來逾300億美元直接的經濟效益，還能帶動相關上下游產業的發展，併產生更多的就業機會。例如，在教育服務貿易中的跨境消費中，由於留學生在接受國、地區境內不僅消費教育服務，其繳納的學費和住宿費還有助於改善教育環境和教育資源，更有助於進一步拉動當地住房、交通、日常生活需求等消費市場。
而且，除了留學生本人的消費支出之外，其家人在留學生入學陪送，就讀期間探望和畢業時參加典禮，甚至有的家庭在接受國、地區購置房產以陪讀，以上所列支出規模至少為留學費用的20%左右，足以促進其他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和增加大量的就業崗位。由此可見，國際教育已愈來愈成為名符其實的新產業和新經濟增長點。
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不僅有多家全球著名的大學，而且普遍是用英語教學，如果可以進一步擴大香港本大學生招收國際學生的比例，以及通過中國駐外領事館多做宣傳，相信能吸引眾多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學生前來就讀，以此在教育服務貿易中獲益。
而且，香港發展教育服務貿易，不僅是香港本地發展的需要，更是中國發展的需要。因為發展教育服務貿易，在實現經濟利益的同時，還可以向全球各國推廣中國經濟發展經驗和中華優秀文化，教育所特有的滲透作用，有助於中華文化、中國價值觀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同，並有可能進而獲得世界話語權與主導權。例如美國，曾憑以其教育體系來培育全世界最好的學生而成為二十世紀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無論大小，其人才儲備基本均來源於國民的情況下，美國卻可以從全球數十億的人口中招募人才，從而獲得巨大的發展，主導了當今世界經濟、金融等體系。
因此，大力發展教育服務貿易，歡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人才前往香港就學，實際上是一箭雙鵰的行為。除了獲得經濟收益之外，還能為香港的發展帶來更多各類型的人才和推動香港經濟發展。
有經濟研究發現，一個城市的流動人口平均每增加1%，可為這個城市的GDP帶來0.54%的增長。因為這些流動人才不少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有其專業能力，除了能給城市帶來技術、智慧和先進生產工具外，還能立刻進入勞動市場，開始生產和消費，給當地經濟帶來潛在增長，所有當地市民長期都能享受到經濟整體增長所帶來的利益。
譬如，紐約之所以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是因為在紐約華爾街工作的人才和外勞，不僅來自紐約當地，也來自美國各州，更來自世界各地。又譬如，鄰近香港的深圳，創科產業十分發達，是因為他們的人才和勞動力不僅來自深圳本地，也來自廣東省，乃至全中國的優秀人才。
通過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到，香港未來要推動經濟發展，除了本地優秀人才和勞動力之外，也要吸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學生前來就讀和工作，以此共同為香港的未來去打拼。因此，建議香港特區政府應進一步考慮吸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人才來港讀書、工作。香港要在「一帶一路」成為推動者和創新者，特區政府應考慮開放「一帶一路」人才赴港的讀書、工作簽證，利用香港較為優質的文化、居住環境，在香港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更多招收「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學生、政府官員、商界人士前來香港就讀本科、碩士、博士以及EMBA和MBA等課程。
我深信，香港通過大力發展教育服務貿易，大量招收包括「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學生前來留學，無論是香港的發展，還是「一帶一路」建設、乃至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毫無疑問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值得全力推進發展。
二、在國際組織領域，香港可發揮以下作用。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和國際金融中心，有技巧地、靈活地吸引國際組織落戶香港，將香港打造成為「一帶一路」國際組織中心。
日本是擁有最多的國際組織總部的亞洲國家。日本外務省數據顯示，進駐日本的政府國際組織已超過39個，非政府國際組織更高達約400個，大部分國際組織均選址在東京。而歐洲比利時的布魯塞爾，也是國際組織總部集中之地，歐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都選址於此。
作為國際組織的集中之地，東京和布魯塞爾平均一兩天就召開一場國際會議和密集的政界交流活動，極大提高了兩地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
東京、布魯塞爾之所以能夠大量吸引國際組織，主要採取了為國際組織進駐提供最優惠待遇，把吸引國際組織作為城市發展長期戰略，為國際組織發展提供充足的財政保障，進一步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國際組織進駐，為國際組織長期僱員及家屬提供良好的醫療和教育資源等措施。
雖然上述措施需要當地政府付出不菲，但也為所在國政府在政治上帶來極大的收益。以日本為例，作為全球9個國際組織的最大金主，日本官員曾出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國際海關組織秘書長，以及國際海事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難民署、國際能源署等重要機構的最高官員職務，為日本政府在國際事務上的長袖善舞、國際規則的制定和修改立下汗馬之功。同時，進駐日本東京、比利時布魯塞爾兩地的各類國際機構常駐人員和家屬人員超過10萬人，亦為兩地帶來可觀的收入和就業，並推動兩地的經濟發展。
由上可見，國際組織總部對所在的國家、城市影響深遠，不僅可助推東道國和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還可為提升該城市的國際化程度、城市的轉型升級。對此，要繼續保持獨特地位和作用的香港，不妨參考借鑑東京、布魯塞爾的做法，可考慮在西九文化區和北部都會區劃出發展土地，作為國際組織的辦公場所，以此吸引更多國際組織進駐。
而且，大量吸引國際組織進駐香港，可以同時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
一方面，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最國際化的城市，擁有良好的配套設施和政策，完善的法律、財務制度，以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利於形成了良性的國際組織「生態環境」。推動國際組織進駐香港，不僅有利於帶動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的國際交流，也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更有利於提升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此舉將有助於提升中國的國際金融、金融話語權。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掌握國際金融話語權更有助於鞏固和發展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如二戰後，西方國家便先後創建和主導了5個國際金融組織，分別是世界銀行、歐洲重建發展銀行、拉美髮展銀行、非洲發展銀行、亞洲開發銀行。
未來香港若能協助國家吸引更多國際性金融、經濟組織進駐，以及考慮創建更多的國際金融、經濟組織，既能抓住地緣經濟的新機遇，又能把握住網路金融、移動支付、綠色金融迅速發展的趨勢，通過國際組織為這些新興產業的發展制定新的遊戲規則，以此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經濟領域的話語權，和提升在國際組織的設置議程、議事決策的影響力，同時也能為香港的相關產業帶來發展，鞏固和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獲得修改和完善國際組織遊戲規則的權力，是一個世界強國的標配，也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香港如能吸引更多國際組織進駐，既能繼續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更能協助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當然，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制定，並非是中西模式之爭，而是以中國的發展經驗、智慧，對現有國際秩序作出有益的補充。
三、在經貿領域，香港未來可進一步發揮以下作用。
1、設立鑲嵌性自主的時空集團
作為國際自由港、國際貿易中心的香港，過去數十年在「走出去」、「走進去」和「走上去」歷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國際資源和成功的國際經營經驗。如果「一帶一路」倡議能夠有機結合香港的資源和經驗，將有助於推動中國內地企業增加境外直接投資、開拓海外市場、擴大產品輸出、消化過剩產能及突破貿易障礙等國際化進程，為政策的全面、成功落實奠定堅實基礎。
因此，可結合香港資源和經驗，促成跨界、跨境的「時空集團」推動中國內地企業進一步「走出去」。
過去香港企業在「走出去」歷程中，也曾遭遇與上述內地企業相似挑戰，部分企業也有過如香港雅佳公司收購外國製造企業「勝家」後運營不善導致破產的失敗教訓，但更多的是如和黃、利豐等大企業、香港陸氏實業、運年表業集團等眾多中小企業的成功案例。
許多香港企業「走出去」之所以成功，除了企業決策者本身擁有國際視野，具有制定與實踐海外投資戰略的豐富經驗外，更多的是藉助香港由政府、半官方機構和各大商會組成的「三位一體」、群策共生的力量，避免單打獨鬥。
香港實質奉行的是「有導向的自由貿易」主義，由政府引導經濟和企業發展大方向；半官方機構如貿易發展局、生產力促進局等扮演「探射燈」角色，集中力量於國際貿易協商和市場拓展；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等各大商會，則彌補政府部門和半官方機構不足，通過分析研討會、實地調研考察等方式，為會員提供新興市場詳盡的投資指南，以及提供包括會員企業在對外投資中有關金融、基建、商貿等各方面的具體需求的服務。
香港這套「鑲嵌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的機制運行多年，官方和民間協調互動（鑲嵌性）的合作行之有效，歐美許多國家，還有日本等地區也有類似機制。
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之下，國家有關部門也可以考慮借鑑這套機制。針對「一帶一路」中某些重點的國家、產業和項目，可考慮在香港組建一個或多個「時空集團」（time-space envelope）。
所謂「時空集團」是着重地區性合作的跨界、跨境的合作組織，過去二十年來被用以概況東南亞地區和歐盟中部分國家的合作模式。「一帶一路」下的「時空集團」，可由中國內地、香港特區的相關官方部門、半官方機構、銀行、基金和商會等組成，三地相關民營企業共同參與的一個戰略網絡和投資平台。這種方式除了能夠在生產要素進行互補、加強分工之外，還可互相連接、互相協調和互通有無，以此推動中國內地企業更加順利「走出去」。
在具體操作中，一方面「時空集團」的參與者可在香港成立針對特定國家、產業和項目的專項海外投資基金或投資機構，通過中國內地參與者自身的資源，結合港澳地區熟悉國際市場規則、具有豐富國際投資經驗、訊息發達等對外投資的先發優勢。除了可以用「香港元素」淡化國家色彩外，也有助於解決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過程中不大了解國際市場規則、跨國語言和文化差異等問題，以提高中國企業「走出去」具體操作的規範性，以及降低投資風險。
另一方面，未來「時空集團」的中國內地企業參與者尤其是中小企業參與者，除了可在「絲綢之路基金」和「內保外貸」、「跨境融資」等平台進行融資外，還可通過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香港在整個「一路一帶」輻射的區域均具有顯著的金融比較優勢，完全可以打造成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中融資的另一主渠道，為中小企業拓展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
與此同時，作為國際風險投資中心的香港，還能為中國內地中小企業提供國際標準的金融、設計、市場和後勤服務，並可協助這些企業引進國外資金、技術、管理甚至是戰略投資合作伙伴，以此加強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融資能力和投資運營能力。
2、創建符合國際標準投資機制
其二，可結合香港資源和經驗，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國際化、高標準的投資及後續服務機制，推動中國內地企業深入境外市場，真正「走進去」。
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由於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的產業結構相似，雙方貿易競爭較強，中國過剩產能進入這些國家較為困難。加上歐美日的跨國企業對投資沿線國家興致勃勃，中國企業又遭遇強勁競爭對手。在過去的經驗中，部分沿線國家政府更迭後，甚至輕易推翻與中國企業簽訂的合同。
面對上述挑戰，一方面，建議中國內地企業可聯合具備一流國際服務水平的港澳企業共同走出去，除了投資於基建等「硬件」外，更為沿線國家提供高標準、高效益、高附加值的服務「軟件」，讓沿線國家依賴、離不開中國企業的投資，歡迎中國企業的投資。
具體而言，例如中國在對沿線國家進行高鐵鐵路、機場和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時，可聯同香港的港鐵公司、機管局、港口營運商和澳門的休閒旅遊業經營者共同「走進去」。
雖然香港企業並不擅長修大型基礎設施，但在運營、服務上卻有各自的獨到經驗。香港港鐵公司在車站管理、車站設計的便利性上有口皆碑，其車站上蓋的房地產綜合發展的模式更讓港鐵成為全球極少數盈利的公共交通系統。香港機管局在機場設計、航班管理和高效運作等服務的模式也早已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作為國際航運中心，香港的港口運營商在碼頭建設、航運調配和國際物流方面，澳門的休閒旅遊業經營者在城市整體旅遊規劃方面，都擁有豐富經驗，甚至比歐美日國家的同行有過之而無不及。
加上，香港這些機構多有和中國內地長期合作的成功經驗，因此三方可以通過強強聯合，共同「走進去」沿線國家，除為這些國家修建基礎設施服務之外，還提供高質量、超國際水平的配套服務，為所在國創建高效率、高經濟收益和達國際水平的基礎設施和休閒旅遊設施。這除了可令投資所在國食髓知味，不會輕易放棄與中國企業的合作外，也能在建設沿線國家基礎設施中凸顯中國特色，創造出具國際一流水平的「中國標準」，在與歐美日的跨國企業展開競爭中不處下風，讓中國企業不但可以「走出去」，還能真正「走進去」。
另一方面，一般香港企業在「走進去」投資國時，較少有合同被無故撕毀的遭遇。這是由於香港作為開放、成熟和國際化的城市，除在政治、法律、經濟、市場等領域都與國際接軌外，還擁有大量國際一流的法律、會計、金融等專業人才，可為企業對外投資提供專業風險評估和法律保障。港澳企業大多也非常遵守專業化原則，對外投資均採用符合當前國際標準的模式。
因此，在對外投資新機制的制定和推行過程中，國家有關部門可邀請香港更多參與對外投資機制的設計和規劃，摒除部分中國內地企業採用依靠「人際關係」、黑箱作業等的對外投資手法，借鑑香港機構和企業經驗，與所在國政府在國際法律體系之上建立透明、可信任的專業化、正常化對外投資合作模式，創建行之有效，符合甚至超過國際標準的對外投資新機制。
3、設傳媒機構研究所宣揚理念
其三，可利用香港資源和經驗，設立傳媒機構和研究所長期闡發、宣傳「一帶一路」的理念，推動中國內地企業進一步「走上去」。
眾多香港企業的對外投資，之所以能夠成功「走出去」、「走進去」，而且還能提升地位「走上去」，被投資所在國視為本土企業，一大重要因素就是擅長與投資所在國的政府、媒體和公眾打交道，有清晰的投資理念，更樹立了正面、良好、負責任的形象，為自身贏得相當友善的投資環境。
這正是不少中國內地企業所欠缺的，尤其是不少沿線國家對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政策存有較多疑惑。因此，建議中國內地可在港澳地區設立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傳媒機構、研究院，以及鼓勵和資助內地機構在香港設立智庫總部和建立智庫分庫，宣揚「一帶一路」政策理念，為中國內地企業「走上去」營造有利環境。
在香港設立傳媒機構方面，香港是國際傳媒機構的亞太總部所在地，國際傳媒人才濟濟。國家有關部門可結合香港的有關機構，可以考慮在香港成立全新的傳媒機構，通過全面聘請在香港的國際一流傳媒人才，以中國的視角通過國際語言和國際化視野，排除西方語系、西方話語權的干擾，向沿線國家宣揚「一帶一路」和平發展、經濟互融和互信包容的理念，消除沿線國家和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政策的疑慮和接納、參與推動「一帶一路」的順利實施。
在香港設立研究院方面，建議內地有關部門和大學與香港的大學合作，通過香港地區的國際化、專業化等優勢和便利條件，以及淡化國家、政治色彩。例如，可在香港設立「一帶一路研究院」，除了招收中國內地、沿線國家的留學生，培養建設「一帶一路」的人才之外，更面向沿線國家的政府官員、商貿人士開設高級培訓班，進一步解讀「一帶一路」的政策和理念，以及提供交流、找尋商機和商貿合作的平台。
鼓勵和資助內地機構在香港設立智庫總部和建立智庫分庫方面，這些智庫可通過與傳媒集團、研究員有機結合，並進一步與香港本地智庫、國際智庫的接觸和溝通，加強宣揚「一帶一路」政策和理念，並充分利用香港地區的優勢和平台，為「一帶一路」進程中的各類議題建言獻策。
四、在清真產業領域，香港可以發揮以下作用。
中國政府近期和「一帶一路」沿線的阿拉伯世界簽署多項合作協議，未來3到5年雙方將會合作五大重點領域如下：一是構建能源立體合作新格局，中國將繼續從海合會國家穩定、大量進口原油，擴大進口液化天然氣，加強油氣上游開發、工程服務、儲運煉化合作以及清潔低碳能源技術等合作；二是推動金融投資合作新進展，雙方將成立共同投資聯合會，研究舉辦中海產業和投資合作論壇，開展本幣互換合作；三是拓展創新科技合作新領域，雙方將加強5G和6G技術合作，圍繞跨境電商合作和通信網絡建設等領域實施數字經濟項目；四是實現航天太空合作新突破，在遙感和通信衛星、空間應用、航天基礎設施等領域開展一系列合作項目，研究成立中海聯合月球和深空探測中心等；五是打造語言文化合作新亮點，中國將同300所海合會國家大中小學合作開展中文教育，同海合會國家合作設立300箇中文智慧教室，提供3,000個「漢語橋」夏（冬）令營名額，建立中文學習測試中心和網絡中文課堂等。
這五大領域不僅體現了中國與阿拉伯世界未來合作的方向，亦反映出雙方未來合作的巨大潛力和廣闊前景。這對香港而言，若要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角色，至少可以在以下兩個領域發力。
其一，在北部都會區加快發展清真產業。阿拉伯世界共有22個國家，總人口約4.23億，絕大部分阿拉伯人信奉伊斯蘭教。如果加上「一帶一路」沿線的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總人口更超過20億，有研究預測2050年內總人口將快速增長至28億，佔世界人口30%。由於信奉伊斯蘭教的民眾要使用必須符合伊斯蘭教義的清真產品（清真產業不局限於單一產業, 除了傳統的清真食品加工, 還包括醫藥、化妝品、服裝等製造行業, 以及新興的旅遊、物流、金融等服務行業），因此每年的全球清真市場總值約2萬億美元，更有研究預測到2024年將增至2.4萬億美元。由於這些國家的80%清真產品依靠進口，因此如此龐大的宗教人口紅利和商機，令世界各國爭相挖掘清真商機。
香港品牌國際知名，也是信心的保證，可考慮在北部都會區發展清真產業, 積極拓展伊斯蘭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市場，既能通過「再工業化」推動香港經濟轉型，也能協助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乃至內地各地打開伊斯蘭市場，以此扭轉作為出口大國的中國卻對清真國家的貿易出口額的不利局面（現時佔比僅約1%）。
其二，發展成為伊斯蘭金融中心。產業和實體經濟是金融業的基礎，金融業則是產業的催化劑，兩者緊密結合，才能達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在阿拉伯世界，由融資、保險、製造和物流等所有環節均注入宗教信仰的元素，大力促使伊斯蘭金融和清真產業相輔相成、相互支持、相互促進。
但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的不少非伊斯蘭國家和地區，往往以為伊斯蘭金融是伊斯蘭金融，產業是產業，二者之間甚少有關聯，即使是清真產業也較少能獲得伊斯蘭金融的支持。從事清真產業的企業融資，也須符合伊斯蘭教義，但在非伊斯蘭國家和地區，目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融資管道不但十分有限，企業也缺乏吸引伊斯蘭投資者的平台和手段，導致清真產業較難通過融資改進產品品質和研發新產品，容易錯失發展壯大的良機，反過來又影響了伊斯蘭金融的發展進程。
伊斯蘭金融作為一個特殊的金融系統，是以遵循伊斯蘭教律法為前提的金融體系，必須遵照禁止利息、禁止投機行為、禁止投資於酒類、博彩業等伊斯蘭教義不允許的產業，符合風險共擔、利潤共用等的伊斯蘭教義的要求。鑑於伊斯蘭金融有良好的發展前景，有研究顯示，伊斯蘭金融市場的增長勢頭在未來10年還會繼續受到世人矚目，伊斯蘭銀行和保險業務都會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率。對此，許多國家的金融機構瞄準了數量龐大的穆斯林客戶群，紛紛提出了拓展伊斯蘭金融體系抑或在本國打造伊斯蘭金融中心的設想。
中國內地也曾在寧夏回族自治區推動伊斯蘭金融試點，寧夏並曾提出設立伊斯蘭金融中心的設想，但由於中國內地當前的金融體系、外匯管理制度和監管政策，發展遇上不少困難: 一是中國的穆斯林人口較少，伊斯蘭金融應用區域有限，大部分國人對伊斯蘭金融較為陌生；二是中國內地目前還缺乏已形成規模的清真產業，難以實業支持伊斯蘭金融的發展；叁是發展伊斯蘭金融具有一定風險，中國內地金融體系暫無應對足夠方桉；四是中國內地對於如何強化伊斯蘭資金非法流入，以及資金流向的監管系統等方面暫時缺乏成熟的解決方桉等，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自2007年已開始嘗試搭建伊斯蘭金融平台，並在2014年發行了伊斯蘭債券。隨後香港也積極推動跨境伊斯蘭債券二級市場的發展，訂立了適用於伊斯蘭債券的稅務架構。未來，香港若能積極利用「中國因素」發展成為伊斯蘭金融中心，既能鞏固、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又能為中國與阿拉伯世界加強合作助攻，可謂是一舉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