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帶一路」有何作用？｜專家有話說

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於10月17日、18日在北京舉行。2023年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10周年，《香港01》獲授權刊載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參會專家代表、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對「一帶一路」各個範疇的見解和分析。一共分成四篇發布，本文為第三篇。

撰文：梁海明

開宗明義，首先就是「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經驗和發展模式。

作為中國頂層設計的「一帶一路」倡議，從統籌全局而言，毋庸置疑，「一帶一路」建設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具有指導和促進作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需要配合「一帶一路」整體的規劃發展。然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對「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實施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甚至可以說，「一帶一路」的建設，需要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經驗和發展模式。

究其原因，我相信主要有如下幾點因素。

其一，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發展模式和經驗。對於發達國家而言，當前歐美經濟體經濟欲振乏力，且在美國愈來愈傾向自掃門前雪的趨勢下，發達經濟體亟須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提供一套引導各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經驗。

對於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自身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結構仍較落後，對外資需求依賴甚高和國內政治紛爭不斷等問題錯綜難解，不但衝擊了經濟的正常運行，更浮現爆發危機的苗頭。非洲各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消除貧窮，提高工業化程度，以及保證自主可持續發展，需要中國提供一套新的發展經驗和文化。

對此，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各個城市的發展經驗，均可為上述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借鑑，且不論港澳地區的發展經驗，就算是廣東省內的各城市，如深圳短短三、四十年時間由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世界創新中心的經驗和文化，深值希望在創新領域耕耘的「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借鑑。而深圳的創新文化，深圳的高端製造業文化，深圳的網路、高科技企業快速發展的文化出現的原因及經驗，如何深圳如何吸引眾多高學歷年輕人的經驗和模式，也可以迅速推廣到「一帶一路」沿線的各個城市。

除了深圳模式之外，「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在引進外資方面，不但可以參考類似南海模式（民間資本），也可借鑑東莞模式（加工貿易），還能模彷彿山模式（製造業名城），總有一個發展模式值得「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借鑑。

其二，粵港澳大灣區可助推「一帶一路」的「五通」。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一個特別適合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區域，總所周至，「一帶一路」建設主要是為了實現「五通」，分別是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的互聯互通，而作為中國一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粵港澳大灣區的各城市，過去數十年均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全球各國保持有緊密的聯繫，廣東省的不少城市，也和多個外國城市結成了姐妹城市，這為推動政策和民心的互聯互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而且，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貿易實力十分強大，交通非常發達，大灣區內又有香港這一國際金融中心，完全有實力可以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設施、貿易和資金互聯互通服務。

此外，如果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濃縮一下來研究，將沿線國家比作是中國的一個省，粵港澳大灣區也特別適合拿來作為案例。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案例的特點是：區域差異大，粵港澳大灣區內既有國內最發達的城市，也有達不到國內平均發展水平的城市，就算珠江三角洲內部，也有達不到國內平均發展水平的城市（肇慶），而且，粵港澳大灣區內又有資本主義（港澳地區）和社會主義（廣東省）兩種不同制度，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可以作為「一帶一路」的一個縮影進行研究，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如何成功推動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的互聯互通，這對如何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五通」有非常大的借鑑意義。

其三，粵港澳大灣區有助於中國說好 「一帶一路」故事。現在影視作品、文化產品等等的「輕產業」越來越多地作為一國在走出去、對外傳播時抓住人心、接通民心的紐帶，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上對外開放交往密切的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揮非常大的作用，也是一大突破口。

眾所周知，美國的好萊塢經常通過拍攝華爾街題材電影，來彰顯美國的強大金融力量，以及美國雄厚的經濟實力，務求讓各國觀眾對美國的經濟產生足夠信心，相信由美國來主導世界金融體系、世界經濟體系是較佳，甚至是唯一的選擇。

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環球各國對中國經濟情況興趣日增，港產片一直廣受全球影迷歡迎，也湧現了不少國際知名的影視明星，粵港澳大灣區的影視公司完全有實力和知識儲備去拍攝財經題材的影視作品，通過財經影視作品來說好中國故事，傳播新時期的中國經濟實力、能量，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內涵，相信這些影視作品不但可增加各國民眾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也將大大增加「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各國民眾和機構的吸引力，同時也是收視率的一大保證。

具體來說，拍攝諸如香港交易所、深圳交易所或者北京金融街的故事，諸如中國中央政府如何協助香港面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襲擊，或中國如何應對2008年的歐債危機、環球金融危機，又或中國如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開通滬港通、深港通的故事等等相關題材。這些題材一方面彰顯中國的經濟實力，即使在2016年中國經濟遭受國際各種因素衝擊，中國仍以佔全球約14%的GDP總量創造了佔全球約25%的經濟增量，對全球經濟作出超額貢獻；另一方面也表明未來隨着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動力的轉換，未來仍有實力、仍有能力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以及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必將為世界經濟提供更多的增長動力。

其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提供融資。我曾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及，除了港交所、深交所之外，粵港澳大灣區內部未來可考慮成立一個粵港澳交易平台，該交易所可考慮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和管理，在交易平所的規則、制度和技術等設置上進行創新，當中既採用內地和香港股市現行的標準，又吸納美國交易所或歐洲大型交易所的規則，通過這種中西結合的方式來創建新交易所，一方面可以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前來上市融資，另一方面，「粵港澳交易所」還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易所進行「互聯互通」，在「粵港澳交易所」上市的企業，也能在沿線國家的交易所同時上市。

相信如果這個交易所能夠成立，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突破和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貢獻，尤其是要吸引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各國未來更多參與「一帶一路」、亞投行，在金融領域合作很可能是一個突破口。例如美國，美國總統美國政府多年來投資、融資經驗豐富，與金融機構頻繁打交道，對金融市場的邏輯和語言同樣非常熟悉。若「一帶一路」建設可在金融領域發力，會更容易找到美國政府的興奮點。在這種金融「通感」下，相信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政府領導人，金融機構負責人，能迅速了解「一帶一路」的利益所在，與其眼見利益旁落他國，不如自己也參與分一杯羹，即使美國聯邦政府暫時不參與「一帶一路」，相信美國的各州份、以及大型金融企業也會有興趣參與。

綜上所述，對於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具備了十分牢固的基礎和條件，所以，僅僅將粵港澳大灣區定位為「一帶一路」的樞紐、重要支點，那是最低的標準，我認為，「一帶一路」的建設需要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模式，粵港澳大灣區應該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典範區域，精品區域。尤其是，如果粵港澳大灣區的民眾有心懷天下、同舟共濟的胸襟，在尋求國家利益的同時，兼顧沿線國家共同利益，以「是大灣區人，也是地球人」的氣度和包容，更多參與全球性的議題，並為此作出應有的、力所能及的貢獻，只有如此才能「達則兼濟天下」，最終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共贏，也為中國未來成為國際經濟、國際金融領域的領導者拿到一張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心悦誠服的「入門票」。

其次，粵港澳大灣區要進一步抓住「一帶一路」帶來的新發展機遇，則可考慮打造成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人民幣結算中心、教育服務貿易中心、區域國際人才中心。

其一，在打造區域人民幣結算中心方面，要落實好「一帶一路」，當中一個關鍵是需要區內協調金融政策，通過使用穩定的貨幣，以此避免資金幣種、時間、使用錯配。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通往世界的「南大門」，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貿易總額穩步增長，例如，「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的東盟十國，已經穩居粵港澳大灣區市外貿進出口份額首位。對此，粵港澳大灣區應考慮成立「一帶一路」人民幣結算中心，試點推動與共建國間貿易使用人民幣結算，此舉一方面可避免包括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在內的中國企業，使用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結算時，因匯率波動頻繁所帶來的不必要的成本和風險，另一方面可以協助建立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使用地位，以此推動人民幣進一步作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儲備貨幣，並進一步促進包括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在內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規模，以此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

其二，在打造區域教育服務貿易中心方面，服務貿易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皆因服務貿易既是發達經濟體發揮自身優勢、擴大出口的重要方式，又是發展中經濟體充分利用全球服務、改善自身經濟產業結構的重要載體。而中國作為區域所有國家最主要的貿易夥伴、最大進口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民眾的吸引力將與日俱增，未來將會有更多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民眾前往中國留學、深造，如果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把握時機，香港各知名大學，以及廣東的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傳統名校，吸引更多共建國家學生前來留學，打造成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教育服務貿易中心，更加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教育示範區建設，此舉一方面將為粵港澳大灣區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環球高等教育出口貿易已成為增長速度最快的產業，教育服務貿易的出口不僅可以為接受國、地區每年帶來逾300億美元直接的經濟效益，還能帶動相關上下游產業的發展，並產生更多的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在實現經濟利益的同時，粵港澳大灣區還可以向各共建國家傳播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經驗和中華優秀文化，教育所特有的滲透作用，不僅有助於說好粵港澳大灣區故事、廣東故事乃至中國故事，更有利於中華文化、中國價值觀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同和欣賞，這將加強和推進各國和粵港澳大灣區、中國的進一步合作。

其三，在打造區域國際人才中心方面，擇天下英才為我所用，極有利於城市乃至國家的發展。以美國為例，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無論大小，其人才儲備基本均來源於國民的情況下，美國卻可以從全球數十億的人口中招募人才，從而獲得巨大的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一帶一路」各共建國家涵蓋有數十億人口，粵港澳大灣區應當考慮積極打造國際人才中心，採取更寬鬆的出入境政策、工作簽證政策和訪學簽證政策，吸引「一帶一路」各共建國家的科技企業高管、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以及擁有世界各知名大學本科學位或以上的專業人士，均能前往粵港澳大灣區短期甚至長期工作，以及前往香港各知名大學，廣東的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高校訪學，讓更多人才來創造「粵港澳大灣區夢」，逐步消除困擾粵港澳大灣區已久的創科產業和人才的「雞和蛋」問題，以此通過吸納各共建國家的優秀人才，作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力量。

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如能通過打造區域人民幣結算中心、教育服務貿易中心、區域國際人才中心，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中心城市，不僅可以加快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 「一帶一路」重要樞紐城市和國際交往中心，也能為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打造「雙循環」戰略支點帶來新發展機遇。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還要為「一帶一路」建設做好兩件事。

一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發展站在世界前沿，科技創新可以促進「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發展。

第一，解決吃飯問題。以科技協助農業發展為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很多是農業國，要收成好，農民關心降雨量、土壤含水量。通過技術指導和援助，科技公司使用「最小土地管理單位」數據，包括農田的地點、形狀、面積和土壤類型，能夠更準確地評估農田的天氣情況和土壤數據，告訴農民該耕耘哪塊地，何時該澆水、施肥，幫助提升農業收成率20%至30%。當前，全球糧食產量大約30億噸，還有6.9億人在捱餓，農業增收可以幫助解決捱餓問題。

這種科技創新不僅可以幫「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同時也在幫中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有豐富的農業資源，為中國農業「走出去」帶來極大的市場。據估計，隨着中國農業產業對外投資加快，未來可能產生7500億元人民幣的農業海外投資市場。

第二，解決健康問題。以科技創新協助醫療健康為例，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灣區的醫療機構、健康企業展現了人工智能網路醫療的優勢。在實體醫療資源緊張的情況下，人工智能網路醫療可以合理分配醫療資源，大幅降低線下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還可以提供個性化醫療服務。

一些「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醫療技術水平較低，醫療專業人員資源非常短缺，這些國家可以和粵港澳大灣區在醫療健康領域加強合作。人工智能、網路技術可以幫助醫療衛生服務深入當地社區，實現分級診療，也可以遠程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醫療資源，讓普通民眾享受優質醫療服務。

二是為推進「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經濟、科技發展，粵港澳大灣區需要提供三種新事物，即網購、移動支付、共享經濟。

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前，美國和歐洲不斷地輸出他們的發展經驗。我把這個簡單稱為美國的「三片」和歐洲的「三名」。美國第一「片」是薯片，代表快餐文化。第二「片」是電腦晶片，代表科技創新文化。第三「片」是好萊塢影片，代表民主價值觀文化。歐洲第一「名」是名牌手袋、服裝，代表了歐洲的貴族文化、消費文化。第二「名」是名錶，代表精細的製造工藝。第三「名」是名酒，代表他們的傳承。

通過「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分享中國的三個新事物：網購、移動支付和共享經濟。首先，網購在疫情期間顯示了其重要性，支撐網購發展的著名物流企業順豐的總部就在大灣區。其次，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使用移動支付，其他國家也在學習這種技術。最後，共享經濟在不斷髮展。大灣區的地非常貴，大家共享辦公室會讓成本更低。我相信這三樣新事物可以逐步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提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民眾的生活質量。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應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港口聯盟。

世界上有多大的船舶，粵港澳大灣區的港口就有多大的碼頭。大灣區內擁有廣州南沙港、深圳蛇口港、珠海高欄港、澳門深水港、香港葵涌貨櫃碼頭等港口，未來若能組建港口「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聯盟，不但能達到優勢互補，更有可能發展出一個從儲存、包裝、裝卸到流通、加工、配備等集於一身的新型國際航運聯盟。這不僅將激活、擴大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港口的貿易和合作，也將激勵中國沿海地區的各大港口加緊建設，爭取成為新的國際航運中心、新的國際航運中轉中心。

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之下，粵港澳大灣區的港口繼續朝着聯盟化、訊息化、多元化和個性化方向發展，打造成為「海、陸、空、鐵」多式聯運樞紐門戶，通達「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以及，我國將進一步加強高鐵貨運和國際航空貨運能力建設，加快形成內外聯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網絡。如果大灣區組建港口聯盟聯盟，可以將儲存、包裝、裝卸、流通、加工、配備等集於一身，加強區域間的合作，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而大灣區城市香港，則可以發揮在供應鏈管理以及相應的專業服務領域的獨特優勢，包括成立海事法庭、仲裁與調解中心、提供航運金融保險等服務。香港還可以協助大灣區成立國際物流發展銀行，該銀行不僅能為港口聯盟提供融資服務，也能開拓國際物流供應鏈金融業務。通過擴大與大灣區乃至各地物流公司的電子化系統合作，這個銀行可以完善供應鏈訊息系統，實現對供應鏈上下游客戶的內外部信用評級、綜合金融服務、系統性風險管理，從而提升國內物流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打造現代物流體系。

通過大灣區鐵路班列、高鐵、公路、港口、機場的聯動，區域物流聯盟可以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無縫對接，推動構建「一帶一路」新通道、新貿易平台。這不僅會增加中國在國際物流業界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也能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提升經貿、發展經濟作出更大貢獻。

最後，粵港澳大灣區可協助推動更多海外華人華僑進一步參與「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有3000多萬海外華僑華人，佔全國海外華僑華人人數一半以上，分佈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包括不少「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未來可通過粵港澳大灣區，推動更多海外華人華僑為投入共建「一帶一路」。

其一，推動海外華人華僑華商更多使用人民幣和購買人民幣相關資產，此舉在保障海外華人華僑華商的財產方面，可達到較保險、能兑換和較穩定的效果。

所謂「較保險」，指的是在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華人華僑華商在該國的經濟上影響大，甚至佔有主導地位，但在政治上的地位相對較低，如果這些華人、華僑的資產都是該國貨幣的話，從安全方面考慮並不是最佳的選擇。與此相比，增加海外資產配置（如人民幣資產），則是對個人財產的保障是比較保險的做法。

「能兑換」，指的是在香港這個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以及在眾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要兑換人民幣，或將人民幣兑換成其它貨幣，無論是在官方金融機構，還是民間金融機構，手續並不複雜，這為華人華僑華商貨幣兑換方面帶來極大的便利性。

在「較穩定」方面，不少「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貨幣匯率波幅較大，部分更嚴重貶值，往往貶值幅度達雙位數，相比之下，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較小，相對穩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華人華僑華商增持人民幣或購買人民幣產品可保值或穩定升值。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在全球的重要性及關聯性持續增強，長期而言，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及國際匯兑貨幣仍有很大潛力。推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華人華僑華商更多使用人民幣和購買人民幣相關資產，一方面可保障海外華人華僑華商的財富不受貶值、政局等因素影響，另一方面有助於海外華人華僑華商與中國保持更緊密的聯繫與合作，此外，此舉也有助於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其二、鼓勵「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海外華人華僑華商推廣更富時代意義的中華新文化、新模式，以及塑造中國新形象。

不少「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民眾對中華文化的理解，仍停留在書法、京劇、茶道、中餐、大紅燈籠高高掛等上百年來一成不變的印象，就連眾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華人華僑，對中華文化的印象也大多如此。

但事實上，任何走在中國街頭的人都會發現，中華古老文化已經與中國新時代發展新結合，出現了不少能夠體現當前中國強大實力的新文化、新的發展模式和新的潮流，這些新文化、發展模式和潮流，實質值得「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借鑑和參考。

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無論港澳，還是深圳，灣區內的很多城市的發展經驗，都可為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借鑑。譬如：深圳的高科技發展、創新文化、高端製造業文化，以及如何匯聚起全世界高學歷、有雄心的人才和資源的模式，都值得推廣到「一帶一路」沿線各個城市。

除了「深圳模式」之外，「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在引進外資方面還可以參考的範本和發展模式還有：如「南海模式」（民間資本），「東莞模式」（加工貿易），「佛山模式」（製造業名城）等。

此外，在粵港澳大灣區內，以當代中國都會生活為主的電視劇和流行音樂，也有利於促進中國年輕人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年輕人之間的文化對話。粵港澳大灣區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制度並存和發展，大灣區內部如何成功推動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的互聯互通，對如何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五通」具有重要借鑑意義。

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後，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中國新文化、新發展模式和新潮流，或許能對原有的中華文化作為一個有益的補充，可讓「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國民重新認識中國、認可中國，對中國的形象更趨於正面。

而且，上述的中華的新文化、模式和潮流，對提升中國的文化外交頗有助益。「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民眾，無需再透過不具文化氣息的產品，像是高鐵、工廠、汽車和日用品等去了解中國，而是通過中國的新發展模式，使堅毅不拔、勇於創新、力求發展等的中國新形象深入沿線國家的民心，並讓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建立一種「非西方」的共通感覺。

在推廣上述中華新文化、模式和潮流的基礎上，「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華人華僑，可以充當一種介於中國和沿線國家的 「次轉換站」（transformer sub-station）的角色，通過改造中華新文化、模式和潮流，使之更適應「一帶一路」的發展新要求。

其三、在粵港澳大灣區設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華人華僑創業園區，為海外華人華僑華商提供寬闊的發展空間。

可以考慮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專門為海外華人華僑，尤其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第二代、第三代華人華僑提供專項創業基金和扶持基金，吸引年輕的華人華僑前來中國創業。並推動和鼓勵更多天使投資者、風險投資者投資年輕華人華僑的創業項目。

此舉不僅有利於年輕華人華僑的發展，以及加強對中國的認識，另一方面，則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因為海外年輕的華人華僑可帶來多元文化，多元文化與包容則是創意、創新和發明的重要動力，接納不同的文化和意見，讓每個人在市場上、工作上及社群中都能享受使用技術的能力，這是粵港澳大灣區開創創新產業的制勝秘訣。

除了服務於「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年輕華人華僑之外，粵港澳大灣區要發展成為一個創新的天堂，「創新氛圍」絕對是必不可少的，建議在大灣區內鼓勵創建各類「技術協會」，就像美國硅谷的許多此類協會一樣，應該並且必須組織許多創新論壇、各類研討會，以便讓更多華人華僑華商通過參與協會，獲得更高級的知識和智慧，以及讓各行各業之間傳遞最新的訊息。

其四、打造專門服務海外華人華僑華商的新型智庫和研究機構。

海外華人華僑華商對中國的經濟情況尤為關注，這關係到他們參與「一帶一路」的信心和決心。粵港澳大灣區應考慮打造以經濟為主的針對海外華人華僑華商的智庫和研究機構，將之打造成為華人華僑了解、學習中國經濟最新發展趨勢的權威平台。

當前中國各類教育機構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學生提供的教育，大多缺乏針對性。中國教育機構由於課程的設計，教育資源本身的限制等問題，來華留學的沿線國家學生，包括華人華僑第二代、第三代的普遍就讀學科集中在對外漢語、中醫、歷史等「老三樣」學科，較少就讀經濟、管理、金融、文創產業、創新科技、生物、環保等代表中國發展潮流，國際最新技術發展趨勢的學科。

「一帶一路」建設，顯然並不僅僅需要中國各類教育機構培養懂漢語、歷史、文學等的沿線國家人才。目前的情況不但難以有效吸引華人華僑第二代、第三代來中國求學，也難以提升他們服務「一帶一路」的各專業能力，難以為「一帶一路」建設培養所需要的全面人才。

新型智庫可和中國教育機構合作，培養共建國家學生尤其是華人華僑第二代、第三代成為兼具中國和國際視野，擁有金融、法律、會計、貿易等專業素養的通才，只有這種既懂中國發展模式，又了解國際商業規則的人才，才有希望成為政治人才和商界領袖。這既可為「一帶一路」建設培養高質量人才，同時也為共建國家培養了自己的政、商界明日領袖。

與此同時，新型智庫應當積極吸收海外華人華僑、來華留學的華人學生，乃至來華就讀的沿線國家學生以各類的方式參與智庫研究及其他工作，成為新型智庫的一員，充分接觸、整合海內外各種研究、投資訊息和人脈資源。如果未來眾多沿線國家的官員、商業領袖均由中國培養，或曾經是中國新型智庫的成員之一，這對提升中國形象、影響力以及「一帶一路」建設，實屬一舉多得。

各界已有共識，當今的國際競爭，已並非僅依靠經濟、軍事和科技這類「硬實力」的競爭，思想、知識、文化和智庫等「軟實力」的競爭愈加重要，產生思想、知識和深具特色的新型智庫，已逐漸成為各國「軟實力」競爭的重點。因此，打造作為華人華僑華商了解中國經濟最新發展趨勢的權威平台，把海外華商「引進來」和中國企業「走出去」相互對接、合作的智力支持平台，作為華人華僑第二代、第三代的知識、發展平台，結合「一帶一路」、經濟、金融三個領域研究的新型智庫正逢其時，值得各界重視和思考。

需要強調的是，有關推動海外華人華僑華商更多使用人民幣，鼓勵他們推廣更富時代意義的中華新文化和模式，在粵港澳大灣區設立「一帶一路」共建華人華僑創業園區和打造專門的新型智庫等建議，並不是希望產生「甜蜜情景」，透過經貿、文化等領域與共建國家深入交往，從而利用中國經貿、文化的優勢，最終讓「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國化」，也並非要取代現有的國際秩序，而是希望可以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未來發展，尤其是共建國家華人華僑華商未來的發展，提供一種新的發展路徑和方式，為現有國際秩序、發展路徑和模式提供有益的建議與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