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亞洲首位登頂珠峰盲人張洪｜看不見的頂峰　讓世界看見我

一周前，紀錄電影《看不見的頂峰》最終定檔，定於10月27日上映。該影片主要記錄了盲人登山家張洪在嚮導的幫助下成功登頂珠峰的真實經歷。兩年多前的2021年5月24日，張洪成為亞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登上珠峰的盲人登山家。

《看不見的頂峰》定檔次日，《香港01》記者通過視頻連線專訪了張洪。當天的採訪原本定在上午10時，臨近採訪時間，張洪發來訊息說因為剛戶外鍛鍊結束，需要點時間來洗漱整理，故而採訪推遲了半個小時。雖然登頂珠峰的艱鉅任務已經完成，但鍛鍊已經成為張洪的日常。

先於紀錄電影上映，張洪所寫的同名書也將很快出版。中國前跳水運動員郭晶晶為該書做序，郭晶晶7月13日在個人社交媒體上這樣寫道，「（這是）一部聚焦親情與夢想，展現力量和温暖的紀實性自傳作品。」「（該書）生動地詮釋了『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展現了新時代殘疾人群體的良好精神面貌。」

「整個世界都黑了」

在因登頂珠峰被越來越多人「看見」之前，1975年出生的張洪是一名籍籍無名的理療師，這也符合大眾對視障者群體的刻板認知，比如自我封閉、從事推拿按摩。

根據殘聯公布的中國視障人口統計數據，在2011年至2016年中國已經辦理殘疾人證的人口中，殘疾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截至2016年辦理殘疾人證的視障人口為3795741人，佔總人口的0.25%。殘聯工作人員同時表示，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大量殘疾人都沒有辦理殘疾人證，而農村又是殘疾人很集中的地方。

21歲時沒有任何徵兆失明後，張洪也成為嚴格意義上統計數據中的一份子，巨大的人生轉變帶給他的，也是自我封閉，以及急躁的情緒。根據張洪的自述，「完全失明的前一晚，我還在家裏看報紙。第二天早上醒來，整個世界都黑了。」「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很長時間走不出來。自殺過好幾次，吃飯都有障礙。」「失明前，我性格開朗，喜歡跟人聊天，喜歡太極、八卦，也有很多想法，想去做很多事情。失明後，我不願意面對現實，不肯出門，對整個社會充滿了抱怨和仇恨，甚至抱怨父母為什麼要生下我……」「唯一讓我慶幸的是，失明前的一兩個月，我認識了現在的妻子。」

後來為了生活和生存，張洪和妻子輾轉於成都、上海等地，「從21歲失明，跌入低谷好多年，到後來出去創業也好，打工也好，非常艱難，曾經有過連買菜的錢都沒有，我愛人要去菜市場撿別人丟下的剩菜來維持生活。」後來經一個客戶介紹，2012年張洪在西藏大學附屬阜康醫院安定了下來，隨後妻子和兒子也跟了過來，拉薩因此成為張洪人生的另一個轉折點。因為正是在這裏，他認識了西藏登山隊的洛澤，以及登頂珠峰的澤龍，並在精神和身體上一步步向珠峰靠攏。

「如果錯過了這次，真的再也沒有機會了」

在決定登頂珠峰之後，張洪面臨的第一個難關，便是周圍人的反對。「當我說要登珠峰的時候，大家認為我不僅瞎了，而且瘋了。」「他們都覺得，一個盲人應該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去瞎折騰這種不現實、不靠譜的事情。這些聲音有來自親人、單位同事，還有社會上的……」在訪談和自述中，張洪多次提到來自妻子的支持。「我妻子對此可能很糾結，剛開始，她也不太贊同我，但她覺得我太孤獨，生活單調乏味，難得遇上一項自己喜歡的愛好，所以也不忍心打擊我吧。後來，我花錢買裝備，她也從來不說我，還省吃儉用來滿足我的需求。」

張洪面臨的第二個難關，便是個人的身體素質。在40歲接觸登山前，張洪毫無運動的經歷和基因。開始登山後，張洪基本每天都要負重爬樓，為了平衡本職工作和鍛鍊，通常情況下早上四點多鐘就爬起來，負重35公斤，爬120層樓，每次五個小時到八個小時。在登頂珠峰前，張洪陸續攀登了數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包括6010米的洛堆峰、7050米的卓木拉日康雪山、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2017年的一次攀登中，張洪差點掉進一個冰縫裏，就只差半步，與死神擦肩而過。「我覺得只有做的比別人的要求更高，才可能讓我在真正攀登的時候增加一份安全。」張洪說。

張洪面臨的第三個難關，則是攀登珠峰高昂的費用。張洪說，作為盲人，攀登珠峰的費用要比普通人高出三四倍，這樣的天文數字對他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因為資金的問題，我曾猶豫過要不要攀登珠峰。2018年，我考慮再三，離開了拉薩，開始在全國進行為期一年多的演講。我希望更多人知道我，知道我的夢想，支持並幫助我。」張洪在自述中說，同時他也告訴《香港01》，「我爬樓梯的時候就在想，怎麼辦？當時腦子裏非常矛盾，堅持還是放棄，繼續堅持好像也看不到希望。因為一天天過去了，錢從哪裏來還沒有着落。按我當時的上班收入是不可能的，可能再過20年都不一定能攢夠。」最終通過多方籌措，基金會、個人和戶外品牌給予了贊助，西藏大學附屬阜康醫院也幫了很大的忙。

面對重重難關，每一個環節都可能讓張洪放棄，但最終，還是克服種種阻力，並在教練強子嚴格的訓練之後，選擇向珠峰進發。「如果錯過了這次，真的再也沒有機會了。」

「看不見的殘疾，才是最可怕的」

在採訪珠峰攀登者時，人們往往習慣回顧攀登過程的艱難險阻，但張洪在接受《香港01》採訪時，卻更多講述了攀登時的心境以及結束之後的故事。而且反覆說的幾個關鍵詞是：靜下來、反思、活着、死亡。

「我的教練強子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他說我們能看得見目標，看得見風景，也知道距離營地還有多遠，但是你看不見，這個過程你在想什麼？我跟他說，我確實不知道營地還有多遠，但我知道每多走一步，就離營地更進一步，一定是向目標靠近的。」張洪說，攀登的過程中，他會設想自己是在跟大自然接近和對話，而且不斷在尋找更融洽的方式。同時，冰爪踩在雪地上發出的聲音，類似嚼薯片的那種聲音，這也是一個對話的過程。「大自然是公平的，沒有因為我是一個盲人而區別對待。」

因為攀登珠峰是在疫情期間，所以結束攀登後，張洪在尼泊爾加德滿都待了整整一年時間才返回中國。這一年時間裏，他住在一間民宿裏，民宿老闆是中國人，給他提供了免費的吃住。「在登珠峰前，我很容易急躁，但登完山回到加德滿都後，逐漸開始反思自己的過去。」也是在這期間，張洪通過聽《道德經》領悟了更多，「感覺道德經裏的每一句話都在跟自己發生關係。」張洪說，「當我們決定攀登珠峰，特別是在登的過程中，你會聽到今天有人受傷了，明天有人遇難了，這都是習以為常的。」老子《道德經》裏的「出生入死」——人一出生就直奔死亡而去，張洪對此也頗有共鳴。在接受魯健採訪時，張洪坦言，在最難的衝頂階段，自己腦海裏不經意閃現的一句話是，「只有不怕死，才能更好地活」，而這句話，成為最艱難階段對張洪的鞭策。

不過張洪也坦言，自己決定攀登珠峰最初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想走出自我封閉的狀態，尤其是結婚生子後，很想給孩子更多的啟發和正能量，給他樹立一個父親的榜樣，讓他知道盲人同樣可以做成一些別人認為不太可能的事情。後來隨着聚光燈湧來，經過媒體的報道，最初的想法被「放大」了。「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故事不僅可以給家人帶來撫慰，還可以給身邊的人、給社會帶來一些推動和改變。我所要傳遞的是，殘疾人和大多數人沒有什麼區別，我們只是物理上的殘疾。今天社會上，可能很多人面臨的是看不見的殘疾，這個才是最可怕的。」

而在回看通過登山走出自我封閉的經歷以及疫情期間的種種時，張洪說這些對自己來說都是好事，因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兩面性，關鍵取決於你從什麼角度去看。當外部環境急速變化時，換個角度看，可能是快速自我成長的一個時機，只有在這個低谷期充分去武裝自己，當各方面情況好轉之後，才能接得住機會。」

採訪最後，話題也拉回到了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今年5月18日登頂珠峰的首位廣東律師陳國慶在珠峰日記中寫道，「珠峰迴來，要過回我的小日子，跑我的步，喝我的酒，辦我的案。我知道，真正的最高峰，就在平常瑣碎日子裏，卻是我永遠都難以登頂的最高峰。」與陳國慶一樣，張洪也在最後說，「其實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在攀登一座山峰，這座山峰是看不見的，比如有的年輕人在求職，那找工作就是他面前的一座山峰，有人身體有疾病，那與疾病抗爭就是他要面對的一座山峰。這也是我們每個人都沒有辦法迴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