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藝術家的母親——惠斯勒與我們的老媽媽

這幅畫似乎平平無奇，用色深沉，構圖幾乎沒深度，冷冰冰的毫不溫情。
然而她卻被稱為「美國的蒙娜麗莎」，這位維多利亞時期的典型母親堪稱美國最具標誌性的母親形象。

西方藝術中最典型的母親形象，不消說當然是聖母瑪利亞——特別是抱着小耶穌的年輕聖母，比如是拉斐爾《西斯汀聖母》（Sistine Madonna）中那位端莊慈愛的女子。《西斯汀聖母》是世上被複製次數最多的繪畫之一，就算想不起她抱着耶穌腳踏白雲迎向我們的姿態，都肯定記得畫作底部的兩個小天使，他們真有可能是水杯界吉祥物之首。

趁着母親節，大家可以試試搜索「mother」一詞，照片結果十之八九都是抱着嬰孩的媽媽，可見從古到今，抱着稚齡孩童的年輕女人都是「母親」的典型形象。但是西方藝術史中也有迥然不同的母親：比如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繪畫的《灰與黑的改編曲一號》（Arrangement in Grey and Black No.1），通稱「惠斯勒的母親」（Whistler's Mother）。

惠斯勒是美國人，父親是鐵路工程師，他從小就以藝術為志業。父親在俄羅斯工作期間過世後，母親帶着孩子從歐洲回到美國，而年輕的惠斯勒後來輾轉去了巴黎學藝，在當地頗為活躍，曾與馬內（Edouard Manet）等人一同在落選者沙龍中展出，又與庫爾貝（Gustav Courbet）、方丹拉圖爾（Henri Fantin-Latour）等藝術家稔熟。數年後他移居至倫敦，不久母親安娜也從美國遠渡至倫敦，希望能就近這位長子，繪於 1871 年的「惠斯勒的母親」正是在倫敦所作。

第一次看到這幅畫是在二十年前的《戇豆先生大電影》（Bean）。那集的故事講述 Mr. Bean 跑到美術館作附庸風雅狀，把臉湊近畫作近距離觀賞之際，竟突然打了一大個噴嚏，一灘鼻涕逕直飛到畫中人的臉上。Mr. Bean 大驚，出盡辦法補救，卻愈補愈弊……那幅慘被 Mr. Bean 蹂躪的畫就是「惠斯勒的母親」。當然，據此劇情這可以是任何一幅肖像畫，但為了突出主角的驚慌失措，自然應選取廣為人識的重要作品。

驟眼看，這幅畫似乎平平無奇：用色深沉，構圖幾乎沒深度，冷冰冰的毫不溫情；而且安娜在畫中只是一個老婦，沒有任何母親的特徵，單看畫作的話誰也不會猜到她是一位母親。然而這幅畫卻被稱為「美國的蒙娜麗莎」，受美國人重視的程度可見一斑，這位維多利亞時期的典型母親堪稱美國最具標誌性的母親形象。一次大戰時期，加拿大愛爾蘭人軍隊的徵兵海報就用上安娜的肖像，上面大字寫着「為她而戰」（Fight for her），感召壯丁為了保護家中母親而上戰場。三十年代此畫在美國巡迴展出（包括在芝加哥萬國博覽會），造成風潮，肖像被用在郵票設計，甚至在賓夕凡尼亞州被製成一尊八呎高的大銅像，底座寫着：

「母親是最神聖的存在」（A mother is the holiest thing alive）

側坐的畫中人頭髮已經灰白，穿一襲端肅的及腳跟黑長裙，披着白紗頭巾。直視前方的眼神和緊抿的嘴唇都表現了她的莊嚴、堅忍，連房子的牆壁窗簾裝飾畫都是不同調子的灰，顯然生活簡樸。實際上，安娜的確是當時的模範媽媽，丈夫死後她刻苦地帶大幾個子女，將全副心思放在他們身上。將近六十歲時特地搬到倫敦，照顧他的畫家兒子，不僅負責他的起居飲食，充當他的經紀，還擔任模特兒。這畫原本是立像，她在書信中說自己「勇敢地站了兩三天」，後來實在累得不行，她那「有耐心的親愛藝術家」才改為請她坐着。當時她已經 67 歲，可見她為兒子的藝術事業實在不辭勞苦。

更難得的是，她的量度堪稱比海還深。幼子娶妻後，她張開雙臂迎接媳婦成為家庭一份子，不見得有婆媳問題。她自己是虔誠教徒，到了倫敦眼見惠斯勒過着放蕩的波希米亞式生活，仍然無條件支持他，甚至樂於和他的朋友來往。而惠斯勒亦與他母親感情甚篤，得知母親要搬來同住後，立刻叫本來同居的情人搬走，還「從地窖到屋簷，徹底潔淨了房子」，為媽媽準備舒適的居處。在媽媽死後，他把她的本姓 McNeill 加入成為自己正式姓名的一部份。

有趣的是，「惠斯勒的母親」原是意外之作，是因為說好了的委約肖像無疾而終，畫家才請媽媽當模特兒。這個時期的惠斯勒已經趨向印象派的畫風，常以音樂名詞如「夜曲」（nocturne）、「改編曲」（arrangement）、「交響曲」（symphony）等為畫作命名，以突顯畫作的構圖和色調變化，淡化畫作的敘事性質，就連畫母親的肖像他也完全消除了溫情的痕跡。雖然他說過自己確實盡力把母親畫好，但卻希望看畫的觀眾把焦點放在他的美學實驗上，認為他們根本不用理會畫中人的身份是誰。結果事與願違，在芸芸母親圖當中——十九世紀也有不少出色的印象派女畫家專攻女性和母親題材——偏偏是這幅看起來最乏味的畫成了百多年間的母親標誌。

我的推測是，這和「老媽媽」的普遍化有關。在醫療科技落後的時代，生孩子是不折不扣的玩命活動，以 1850 年為例，英國生產致死的機會率是 548/100,000，而且因為難以避孕，女人一生中懷孕的次數比今天高出許多，在盛年死亡的機會率當然也高。十九世紀中後葉開始，歐美國家的平均壽命穩步上升，婦女生產死亡率穩步下降，媽媽終於有機會老去。

一般而言，嬰兒時期是我們和母親最親近的時候，從生物學的角度看，母親更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對象，但這個時期在我們的記憶中基本上是缺席的。而一旦經過短暫的童年，我們大概在青春期開始抗拒母親，甚至感到必須脫離母親才能長成獨立的人格，自此與母親保持距離，直至母親開始衰老，反過來需要子女照顧，我們才又重新親近，母子關係由此發展出另一個新層次。以現在的平均壽命來說，好運的話我們會面對老媽媽長達二三十年，所以到最後，我們最熟悉的往往是老媽媽，而不是剛生下我們不久的年輕媽媽。像安娜那樣的老媽媽愈見普遍，惠斯勒的作品更令人們想起家中的媽媽。

母子間的相處並不總是容易，彼此的權力關係往往傾側，又常常牽動許多深藏的糾結，像安娜和她兒子那樣親近的母子大概不多。不過，看到安娜在書信中說，如果不是本來要畫的人不來，他也不會有時間畫我的肖像，我覺得倒是和我們的媽媽相近——她們或許不像安娜那麼平和寬容，但大多習慣了坐我們的後備座，在我們被爽約的那些晚上為我們端出碗筷吧。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