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樂邨倫常案｜5個月4宗「照顧者殺人事件」——誰把他們逼上絕路？

黃大仙慈樂邨日前（12月11日）凌晨發生倫常兇殺案，樂信樓一對七旬夫婦懷疑不堪照顧壓力，用鐵鎚扑斃47歲長期患病女兒。這是五個月內第四宗「照顧者殺人事件」，對上一宗發生在11天之前（12月1日），一名53歲男子疑因長期照顧89歲老父壓力爆煲，揮刀殺父後自殺未遂，再縱火燒屋導致雙雙殞命。這一幕幕以老護老、以老護殘、以老護病、以殘護老、以病護老的照顧者悲劇，儼如現代版的《楢山節考》，但特區政府和整個社會似乎不以為然，繼續用冷漠目送他們走上絕路。

現代版《楢山節考》不斷上演

《楢山節考》是1956年發表的日本小說，講述古代日本信濃國寒村山林的「棄老傳說」：由於生活艱苦，為了避免消耗家中糧食，長者到了一定年紀，就要由家人背到深山野嶺等死。雖說小說總是現實的寫照，但諷刺的是，當時代在進步、生活在改善，現代版的「棄養傳說」卻也不斷在各地上演，尤其是已經步入「超老齡化」的社會，不時發生以老護老、以老護殘、以老護病、以殘護老、以病護老的「照顧者殺人事件」。

香港正是這樣一個社會。截至去年，全港人均預期壽命再次成為全球之冠，男性和女性分別延長至83.2歲和87.9歲；與此同時，65歲或以上長者人口佔比也達到20.5%，正式邁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的「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按照中華傳統觀念，長壽本是一種福份，但在資源分配嚴重失衡的香港，對於大量處於中下階層的長者來說，長壽反倒變成一種「懲罰」，因為沒有能力聘請私家看護，要在一分一秒的煎熬中等待生命走向盡頭。而很多照顧者的哀歌，正是這種社會背景的延伸。

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顯示，當時全港已有超過15萬名長者獨居，另有近30萬名長者只與配偶同住，也即每三名長者就有一個需要自己照顧自己或以老護老。由20個社福機構單位和關注團體組成的「照顧照顧者平台」今年發布的政策建議則推算，目前全港有近100萬名同住照顧者，需要照顧13萬名需要協助的長者、24.8萬名長期病患、24.4萬名殘疾人士、5.3萬名特殊教育需要兒童、9萬名智障人士、31萬名0至6歲的兒童。資深獨立記者陳曉蕾也在今年出版的著作《大人照顧者》當中指出，在職和非在職照顧者每周照顧時數分別達到44個和88個小時，可見負擔之重。

照顧者孤立無援「生不如死」

計及昨日慈樂邨的父母殺女悲劇，以及月初灣仔的兒子殺父雙屍命案，由8月至今已經出現四宗與照顧者相關的倫常案件；若要追溯至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這三年，累計至少已有11宗照顧者殺人事件（見上表），也即每隔三至四個月就有一個家庭因為照顧者不堪重壓而支離破碎。無奈的是，就在11天前，立法會才一致通過「推行『照顧者為本』政策」無約束力議員議案，促請特區政府提供經濟、心理、護理知識等全方位協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也回應指將會攜同各界夥伴，多管齊下支援照顧者。造物弄人，治港者們行禮如儀表現了對問題的關注，但照顧者們仍舊在孤立無援中無聲地吶喊。

相信有不少人會認為，倫常慘案都是個人家庭問題，既然「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那麼即使政府介入影響也有限，社會更加難言攤分什麼責任。然而，很多研究都顯示，照顧者問題與人口老化息息相關，尤其是在資源分配相當懸殊的社會當中，本身就因為社會地位、權力財力和生活品質的差異而存在非常嚴重的「健康不平等」；加上政府的「居家安老」政策未有推出相應的社區支援配套服務，導致安老院舍及殘疾院舍資源長期供不應求、宿位輪候時間過長、服務質素參差不齊等等，都令被照顧者和照顧者陷入困境——當大量長者因為身體、精神、認知有所缺損而需要家人照顧的日子越來越長、但能夠提供照顧的家庭成員卻越來越少，照顧者的照顧負擔就會越來越沉重，甚至對其個人生活、工作、社會參與等方面造成莫大影響，使得他們身心俱疲、越發自我封閉。

「這些社會問題是窮人必經之路」、「我打晒結，不知社工可以幫到什麼」、「要有多些叻人帶我們蠢人走，多些選擇、多條路走，就少些悲劇」......2017年6月轟動一時的耀東邨老翁殺妻案，曾經給了特區政府和整個社會一記棒喝——80歲的黃國萬擔心自己一旦死去就無人照料76歲中風癱瘓妻子而將其勒死後自首，並在被控誤殺罪的求情信中道盡雙老家庭的辛酸。事後他獲法外開恩輕判兩年，已於2019年10月刑滿釋放，此前曾透過時任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呼籲社會關注照顧者的慘況，甚至發出「香港要有安樂死」的絕望哀號，因為草根階層沒有選擇，「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可謂「生不如死」。

政策似有還無作用有限

可是，香港總是這樣，傷疤尚未痊癒，就已忘了疼痛。但公道點說，特區政府不是完全沒有作為，當局目前主要透過生活津貼、暫託服務、24小時服務熱線、提供長者社區照顧名額、即將進行為期三年宣傳計劃推廣朋輩支持等等方式，為照顧者提供一定支援。不過，有關照顧者政策早已為人詬病多時：一則零零散散、欠缺統籌，甚至未有為「照顧者」釐定清晰定義，也就未能為他們提供法律保障；二則脫離現實、資源不足，根本無法滿足照顧者的真正需要；三則津貼主導、試驗居多，不願為照顧者作出應有承擔；四則忽視基本人倫關懷，未能凝聚社會關心和尊重照顧者價值的環境，形成惡性循環。

以特首李家超在《施政報告2022》提出，把「低收入家庭照顧者生活津貼」及「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恆常化，並分別將資助金額提高至3,000元和2,500元為例——有關名額只有10,000個和3,500個，相比全港超過110萬名照顧者而言無疑是杯水車薪；相關申請門檻過高，須由社會福利署邀請，並設有入息審查，規定不可申領其他社會保障；金額低於長者生活津貼的3,915元，實在難以應付生活成本極高的基本開支。

至於所謂的「暫託服務」，政府目前提供的宿位服務相當有限——只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約230個和160個指定日間暫託名額，以及330個和390個指定住宿暫託宿位——這些數字實際上是什麼概念？根據社署資料，在2019/2020年度，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服務需123.6個月，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服務需要160.5個月，以及中度弱智人士宿舍144.3個月。除此之外，勞福局今年公布委託理工大學顧問團隊進行的《香港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及支援顧問研究主要報告》指出，很多照顧者都需要能夠暫時喘息的場所，但上述宿位的主要服務對象都是被照顧的長者和殘疾人士，未能照顧照顧者。

令人哭笑不得的，還有將於明年第三季正式恆常化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當局承諾，分階段將受惠人數由目前的8,000人增加至2025/2026年度的12,000人，又把照顧券的使用範圍擴展到租借輔助安老的樂齡科技產品；然而，服務券的最大問題是「有券無服務」，因為香港社區市場發展遲緩，地區資源分配不均，加上護理人手持續短缺，導致有關服務長期供不應求——申訴專員公署曾在去年底主動調查試驗計劃成效，發現有逾兩成領券長者未曾使用便已脫離計劃，但有超過6,513人輪候服務。

「補救性」社福觀念不合時宜

為什麼特區政府不願加大支援照顧者的力度？歸根究底，問題在於當局制定政策的觀念，仍然以「子女供養父母責任」作為重要考量，認為港府只須扮演補充或輔助角色。

根據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在2019年所撰《從「安居照顧」到「居家安老」》一文，香港政府自1965年發表首份社會福利未來發展白皮書開始，「以子女有負起照顧年老父母的責任為藉口，拒絕為長者提供所需的安老服務」；至1970年代初期，當局更提出「家居照顧」概念，表明政府沒有足夠資源應付長者所需，只能協助他們留在社區生活、方面他們得到家人照料；直到1970年代末期，當局才在第三份白皮書認真面對長者安老的各項需要，有限度地在社會福利範疇加入長者服務。

但儘管如此，以「孝順」、「敬老」等原則驅使的「家居照顧」概念已經成為安老政策的導向；而周永新指出，有關導向假設香港家庭制度仍有強大照顧長者的能力，甚或相信家庭成員在傳統「孝敬」價值觀念影響下仍然願意照顧家中長者，可惜時移勢易，這套觀念不再符合港人意願，所以「政府不能再有這樣的假設」——因為香港家庭結構出現變化，成員平均不到三人，親子和鄰里關係已面臨重構，人與人之間變得更加疏離，「養兒防老」的觀念備受挑戰，父母已經不敢期望獨生子女可以提供適切支援，而獨生子女也未必願意獨力承擔照顧責任，必須由政府善用公共資源為有需要人士伸出援手。

進一步說，政府那種只願扮演補充或輔助角色而不願確保「老有所養，老有所終」的社會福利觀念，正正就是資本主義教條化和扭曲化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福利主要的作用分成三種不同層次：補救、附帶福利、減少社會矛盾。周永新曾在《香港01》的專訪中解釋，香港社會福利政策一直是以「補救性」為主，因為當局向來認定生老病死都是個人問題，應該先由個人承擔，再由子女和親友接濟，最後才需政府出手。

教條化資本主義必須改革

環顧全球各地，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北歐國家的「需求導向型」（needs-based），無論公民本身是否富裕，都會給予全民援金保障；二是香港沿用的「資產導向型」（means-based），故會透過不同限度資產審查提供不同援助。然而，「社會權利」和「社會福利」本就密不可分，但香港往往把兩者切割看待，只願提供有限度的審查式福利，而不願確保人人皆能享有政府救助的全民式權利。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及社聯總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黃和平合著《未完成的香港社會保障：批判的導論》一書指出，隨著新自由主義在1980年代的興起，本地政府官員及右翼經濟學者普遍形成一種認識，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下貧窮不可能被消除、貧富懸殊也不應該被縮減，否則便會落入共產主義及福利國家破產的陷阱——這又導致那些社會精英繼續維持本港社會福利制度的低度發展，仍舊把有限度和審查式的福利當作一種基於仁慈而施行的救濟，而不是公民身份或普世人權的一部份。

周永新則一再重申，在港英年代，政府並無誠意推行社會福利，所以打着「資本主義」的旗號諸多推搪；而時至今日，當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漸現，那套社保制度早已千瘡百孔，特區政府萬萬不可步其後塵，而是應該實事求是混合而行。事實上，不少歐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均已採用社會主義的社保規劃，例如實行大學免費、全民醫保、兒童補貼等；而挪威、瑞典及丹麥等福利高、被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同時擁有發達的市場經濟領域，在20世紀下半葉開始結合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一方面改革經濟結構、促進產業發展、提升生產效率、增加合理報酬，另一方面透過調整稅收及房屋、教育、醫療等等政策，實現收入再分配、壓低生活成本，從而縮小貧富差距、提升整體生活品質。

其實，無論是社會主義抑或資本主義社會，對於社會保障不應完全二元對立，更不應以此作為忽視基層福祉的藉口。但在香港，治港精英總是教條理解資本主義的存在，甚至冷漠到把意識形態作為不願作為的藉口，突顯他們仍然缺乏「有為政府」的治理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