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江游擊隊有多強？武裝齊全英軍也投降　成香港積極抗日雄獅

在遭遇陳策的突圍部隊時，東江游擊隊進行抗日活動已有三年，並為中國政府和當地民眾所周知。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惠陽和寶安縣沿着東江下游一帶方圓約800平方英哩的區域。當香港於1941年底淪陷，這支活躍在英王領地東北方的抗日游擊隊已經跨越了稚嫩的初創時期並戰勝了極度的坎坷與艱難。陳策的突圍部隊出境以後兩個月，香港大學前醫學院院長賴廉士（Lindsay Ride，1898-1977）又同幾名戰俘成功越獄，一起穿越新界崎嶇的大山逃往中國大後方。東江游擊隊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所有中國人組成的隊伍中，他們是最活躍、最可靠、最有效並最積極抗日的隊伍」，賴廉士這樣評價東江游擊隊。「從新界一直到九龍的日佔區都在他們的實際掌控之下」。（本文節錄自《異途相逢：勞工運動與香港殖民統治1938-1958》。）

文：陸延（史學者，於美國新罕布什州立大學執教多年，專研中國近現代歷史中跨國界跨文化的內外互動與發展）

東江游擊隊的組成，既是一項由共產黨發起的行動，更是當地民眾對中國政府軍撤出後的無政府亂局和侵華日軍殘暴統治的回應與反抗。就在日軍於1938年10月初登陸大亞灣並進攻廣州的時候，香港的共產黨領導層在紅磡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廖承志向其他兩位會議參加者吳有恆和曾生傳達了來自西北的指示。

共產黨中央預計日軍將很快攻佔大廣州地區，因而希望在香港的黨組織發展游擊戰爭、抵抗日本佔領軍。吳有恆當時擔任香港市委書記，曾生作為地下黨員擔任海員工會的領導。兩個年輕人都爭着要去組建游擊隊。討論下來，大家認為吳有恆在香港承擔着領導600多名地下黨員的責任，不能輕易走開；而曾生來自東江地區，是組織領導游擊隊的更好人選……

【懶人包】缺經驗、沒裝備　點圖看看東江游擊隊如何靠愛國熱情苦苦支撐　終成香港唯一積極抗日的星星之火▼▼▼

當香港還在享受着最後的和平與安寧時，120多名工人和學生離開家人悄然北上，前往曾生的家鄉惠陽縣。他們有的一人獨行，有的三倆結伴同往。這些北上的人們至少有一半是通過惠陽青年會而加入曾生領導的游擊隊。香港地下黨市委的兩名成員劉宣和周伯明也加入了北上的行列，擔任年輕人的培訓工作。到達惠陽後經過篩選，只有三十多名志願者成為最初的游擊戰士；大多數志願者的體格不符合參戰的需要，轉而成為「民運人員」，投入動員村民參加抗戰的工作。這支小小的隊伍開始與附近的中國政府軍隊聯繫，希望得到承認並獲得武器彈藥。他們從國軍151師溫淑海旅長手中獲得十枝步槍，並被他命名為「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1939年，東江游擊隊又被任命為（中國）第四戰區第三游擊縱隊新編大隊。雖然新編大隊並未因此獲得第四戰區的任何給養或武器彈藥，這支游擊隊很快獲得戰區長官嘉獎，表彰它「最能執行命令，最能打擊敵人，最能得到準確情報，最能在軍風紀上起模範作用」。

來自政府軍隊對東江游擊隊最初的有限支持並沒有維持多久，雙方的關係很快惡化。政府方面試圖控制這個最為活躍最為堅決抗敵的游擊隊，將其收編。遭到拒絕以後，政府軍開始了大規模圍剿，試圖將東江游擊隊全部殲滅。1940年春季，政府軍伏擊東江游擊隊，將其趕出東江地區。在此艱難時刻，游擊隊收到上級指示，命其返回原基地、重建游擊區。當時，東江游擊隊的力量已經從700人之眾減少到100名左右。

政府軍與東江游擊隊從最初合作到翻臉衝突，僅僅是日益劇烈的國共衝突的一個側面。1937年，兩黨同意組成第二次統一戰線，一致抵抗日本侵略。國民黨對於在敵佔區進行游擊戰爭並成功建立抗日基地的共產黨深懷戒意，從1939年起就動用精銳部隊封鎖延安地區，禁止一切工業品和醫藥物品的輸入。防共政策迫使共產黨領導下的游擊隊、特別是在長江以南的部隊調整組織部署和戰術方法。1940年5月，曾生領導的游擊隊同王作堯領導下在東江西南方的東莞地區活動的一支游擊隊合併。他們公開宣佈，新成立的部隊接受共產黨領導，並將其命名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抗戰勝利前，這支地方抗日武裝必須同時在兩個前線反擊敵人：一面同中國政府軍及日本佔領軍統領下的偽軍作戰，一面對日本佔領軍進行游擊戰。這支隊伍從糧食到武器彈藥以致最基本的醫藥和醫護用品樣樣缺乏、沒有絲毫保障，但卻愈戰愈強。它的隊伍從120名志願者開始發展，到1943年重新命名為東江縱隊時已有3,500名之強。

東江游擊隊的力量，並非僅僅因為中國政府的寬容或壓迫而增強或減弱。游擊隊本身缺乏經驗，造成了它的初期錯誤判斷和挫折。但是這支部隊靠着堅定意志、愛國熱情和當地人民的支持堅持了下來。從游擊隊指揮員到初期志願加入的游擊隊員，所有成員一開始既沒有軍事技能、更沒有戰場經驗。在沒有任何訓練的情況下，東江游擊隊就投入戰場打了它成立之初的第一仗。在1938年剛剛成立時，共產黨曾經派來幾位有過戰場經歷的老戰士，幫助訓練這些來自廣東和香港工廠、學校及田間的志願者。新四軍派來了曾經參加北伐戰爭的鄭晉（又名鄭天保）和經歷了紅軍長征的盧偉良，擔任東江游擊隊的軍事顧問。他們給游擊隊員進行基本軍事訓練，之後一直留在隊伍裏。經濟上，東江游擊隊依靠在東南亞和北美的海外華僑資助；由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為他們送來海外籌集的醫藥、捐款以及衣物和被褥。雖然這些外界捐贈支持了游擊隊每日必須的給養，但遠不足以使東江縱隊的志願者們在極度艱難的處境下支撐了七年之久。

東江游擊隊為何能夠在逆境下愈挫愈勇，外界觀察者各持不同看法。作為戰前香港殖民體系中的保守成員，賴廉士從局外人的角度斷定，共產主義的信仰灌輸是把一般群眾拖進武裝抗敵的主要原因。他於戰俘營出逃後跋山涉水穿越新界山區，注意到游擊隊裏有共產黨的領導力量。他認為「政治性的鼓動演說……對取得中國農民支持並在他們心目中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起着重要作用」。與賴廉士相反，在美國空軍第14軍服役的飛行員克爾中尉（Lieutenant Donald Kerr）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戰爭接近尾聲時，克爾中尉的戰鬥機在啟德機場附近被擊落，他成功跳傘逃生並得到東江游擊隊戰士的及時救助。在被轉移去中國大後方之前，克爾中尉與東江游擊隊共處達一個月之久。他從年輕的翻譯譚天（1916-1985，英文名Francis）口中了解到，共產黨領導的「實際行動」是取得游擊隊員擁戴和當地群眾支持的關鍵。這兩個完全相反的解釋，一個似乎居高臨下帶着不屑的意味，一個似乎又過於簡短扼要，無法說明為甚麼幾乎樣樣匱乏的東江游擊隊能夠在武裝齊全的英軍被日軍繳械投降後，成為廣東包括香港地區的唯一一簇「積極抗日的星星之火」。

沒有廣泛的社會支持和民間救亡運動所激發的蓬勃動力，就不會有東江游擊隊的存在。單單是「政治性的鼓動演說」絕不可能使這些游擊隊員在無比艱難的環境下堅持如此之久。遠在游擊隊開始發展前，許許多多為了拯救危亡中的祖國而奔走呼號的青年已經在為游擊隊的出現鋪墊下一塊塊社會基石。組織發起游擊隊並成為司令員的曾生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他的親身經歷展示了救亡運動與武裝抵抗、草根社會與共產黨領導、香港勞工運動復甦與戰時抗敵間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

在曾生抵達坪山建立游擊隊的兩年前，他還是廣州中山大學的一名學生。為了逃離內地政府的政治迫害和尋找共產黨，曾生來到香港，成為「日本皇后號」遠洋輪上的一名走鐘仔（即聽到客艙內客人打鈴即作回應的服務生）。就像他在中山大學參加救亡運動一樣，曾生立刻將遠洋輪變成了他救亡活動的平台。很快，他在同船的海員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不少是二十年代就參加共產黨但失去了組織聯繫的早期共產黨人。曾生觀察了解海員的生活，發現鄉里關係的相互支持對這些離鄉背井在外謀生的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此，他把這些從惠陽和坪山來的海員組成互助團體。餘閒樂社由此重新活躍，海員們在漫長的航程中可以排演粵劇而自娛自樂排遣孤寂。

曾生在「日本皇后號」上的社會活動很快就帶上了政治色彩。當全面抗戰爆發，「日本皇后號」上的船員開始為乘客演唱抗日救亡歌曲、表演救亡劇目，以此為祖國的抗戰募集捐款各個遠洋輪上也都紛紛組成餘閒樂社，最終在1937年組成餘閒樂社全港聯會，會員從最初的17,000名發展到一年後的30,000名。1937年8月，餘閒樂社和其他海員互助組織共六十多個團體聯手，成功在港英政府註冊並建立香港海員工會。四個月以後，工會被殖民當局無故查封。那時，曾生已經是有着一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並承擔着中共香港市委的組織任務。

由於這段經歷，曾生更加關注鄉親關係的聚合力。他在廣州政治環境相對寬鬆之際回到中山大學，於1937年完成學業並獲得學士學位。不久，他說服母親，變賣了家裏的田地而籌資500元，回到香港開辦了專門接受海員子弟的海華學校。曾生還以惠陽人的身份參加了香港的惠陽青年會。以他特有的組織能力，曾生成為海員勞工運動和惠陽青年活動之間的重要紐帶。最早參加東江游擊隊的120名志願者中，大部分來自曾生個人積極參與的三個組織——海華學校，惠陽青年會，海員工會。1938年末，其他在香港和在海外的僑團組織又共同發起組織歸國服務團，為在大廣州地區和海南島共產黨領導下的游擊隊送去各種組織動員、宣傳及醫療服務的人力資源。

以曾生的經歷觀察，鄉里關係顯然對推動和擴大救亡運動起到了積極的聚合作用。然而，救亡運動還得益於其他各個不同民間團體，在本質上跨越了地域界線，走向全國人民尋求同生共存的更大目標。東江游擊隊中層骨幹蔡國樑（1912-1952）的經歷還表明，青年團體是許多人走上抗日武裝鬥爭之路的重要橋樑。從戰俘營逃出來的歐美人士，大多都經蔡國樑指揮的中隊救助，前往中國大後方。蔡國樑出身於廈門的一個漁民之家；因為他做工的淘化大同罐頭廠在香港開了分廠並僱他為工頭，蔡國樑就成了香港的一名新移民。當時他的名字叫蔡順法。在工廠裏，他對工人之間的互助特別熱心，自動為他們組織識字班，贏得許多工人的尊敬。在廠外，他又參加了當時住在九龍城附近的海員、小販和菜農的子女組成的學德勵志社。當時的學德勵志社有大概八十多名社員，其中約有四五人已經加入了共產黨。

蔡國樑在勞工中熱心公益而受到大家愛戴，引起地下共產黨人周伯明的注意。兩個年輕人見面一談，各自都覺得相見恨晚。兩個月後，蔡國樑說起他想加入共產黨的想法，很快被接受參加共產黨。當曾生組建他小小的游擊隊時，蔡順法已經把他的名字改為蔡國樑。以他在工友中的號召力，蔡國樑馬上動員了廠裏十七名工人一起趕赴東江。他的兩個妹妹蔡冰如和蔡仲敏也都是淘化大同罐頭廠的工人和婦女活動積極分子。她們跟着哥哥參加了游擊隊。蔡冰如成為一名護士，蔡仲敏則加入了情報部門的工作。

東江游擊隊最初的志願者大都來自城市。對絕大多數城市青年來說，在鄉村開展游擊戰是個巨大的挑戰。一般籠統的說法是，意志和決心使他們戰勝了從城市到鄉村的適應與過渡的挑戰。但是，一位非凡的青年女性以她具體的親身經歷給這個過程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紀錄，使後人能夠更深切地體會東江游擊隊戰士們看似平常而不平凡的生命歷程。蔡松英（1926-）出身於一個郵局職員的家庭，和蔡國樑沒有親戚關係。還在讀小學的時候，她就成了一名救亡運動積極分子。當時蔡松英和同學們一起組織了一個「螞蟻兒童劇團」，在學校演出救亡歌曲，還去附近的鄉村地區表演，宣傳救亡運動。部分螞蟻兒童劇團的成員又義務擔任夜校的小教員，為一百多名報童和擦鞋童掃盲。小學畢業後，因為家境困難，蔡松英不得不中斷學習，先後去捷和鋼鐵廠和中華漆廠做工，做油燈的噴漆工作。不過她並沒有停止參加救亡活動。工作之餘她參加了一個讀書會，與其他會員定期碰頭，討論祖國的戰事和現狀。1940年初，十四歲的蔡松英瞞着家人悄悄離開香港，參加了由香港學生賑濟會組織的第四次回國服務團。七個月後，蔡松英返回家中，答應父母做個安分守己的女孩，家裏也同意讓她繼續讀書上中學。剛剛上到高一，香港淪陷，蔡松英不顧母親的反對而再次離家。通過救亡團體的各種渠道，十七歲的蔡松英找到東江游擊隊，成為港九獨立大隊的一員。像游擊隊裏許多女隊員一樣，她沒有擔任衝鋒陷陣的戰鬥任務，而是成為在當地民眾中進行宣傳教育工作的「民運員」。

雖然蔡松英在職員家庭長大，從來沒有享受過奢華，在新界鄉間從事民運工作的種種挑戰依然遠遠超出她的想像。她把從事民運工作總結為「過三關：第一關是語言關，第二關是腳底關，第三關是黑夜關」。位於香港和廣東省之間的新界，當地居民說着不同的方言，而許多居民只說客家話，聽不懂來自城市的廣府話。蔡松英是在香港長大的佛山人，為了和新界的村民溝通，馬上學會了客家話。但是「腳底關」就不是那麼好過。村民赤腳走路，對穿鞋的城裏人心生隔閡。為了成為他們認可的「自家人」，蔡松英脫去鞋襪，光腳和村民一起在地裏幹活，光腳走上處處荊棘的山間小路，光腳走下海灘收蠔。她的腳底沒有村民那種長年赤腳而生成的厚繭，常常被山路上的草根和海灘上的尖石與貝殼劃得鮮血淋漓。為了獲得村民信任，她咬緊牙關絕不穿上鞋襪。在漆黑的山間行走，更是城裏姑娘從未做過的事。「當在一個村做完宣傳、上完課和教完夜校，便要摸黑由一條村走到另一條村」。她常常是一人行動，不能打手電或點火把，以免引人注意。為了防止有人告密或連累幫助她的村民，她通常只在山裏找個岩洞或者在草地上過夜。做民運工作的三年八個月中，睡在村裏的夜晚加起來不到一個月，對她來說是莫大的享受。有一次，蔡松英在疲勞工作一天後摸到山上，找了一個稍微平整的地方就地躺下，摸到一塊石頭當作枕頭就睡了。早上醒來，發現那塊「石頭」竟然是個骷髏頭！

正是在曾生和蔡國樑這樣的青年領導努力下，東江游擊隊才能夠從民眾的救國運動進一步發展、並建立武裝抗敵的游擊基地。在此基礎上，像蔡松英這樣十幾歲二十出頭的民運員們，憑着每一個人的堅定決心和頑強意志，把東江游擊隊和當地普通的村民緊緊聯繫在一起。他們不單單是「搞宣傳」或者像賴廉士所說的進行「煽動性的政治演說」。他們是以自己的行為給目不識丁的村民村婦傳遞着一個重要的信息：我們東江游擊隊和那些騷擾香港遠鄉近郊的土匪是完全不同的武裝力量。在那些僻遠的村落，過去的殖民官員鮮有光臨。現在，這些民運員們為村民們帶來了新的組織方式。他們幫助村民建立民兵以自衛；他們組織起兒童團、婦女會和抗日青年隊，使每個人成為抗日戰爭的一分子；他們建起夜校為村民掃盲，使他們獲得參與社會的有力工具。他們給窮鄉僻壤帶去村民們從來都買不起的藥品和基本醫療救助。當新界地區在1942年遭受乾旱饑荒時，民運員們幫助村民開荒播種，游擊隊則從廣東地區運入糧食，還運入豬苗給村民飼養，待生豬長大後以同豬苗等重的豬肉歸還「借貸」。在香港從英屬殖民地瞬間變成日軍佔領地時，東江游擊隊的民運員成為軍事抗敵以外的組織力量，在把村民們引向團結抗日的同時，也把社會進步帶到了鄉間。

書名：異途相逢：勞工運動與香港殖民統治1938-1958

作者：陸延，史學者，在美國新罕布什州立大學執教四分之一世紀，研究興趣着意於中國近現代歷史中跨國界跨文化的內外互動與發展。專著 Re-understanding Japan: Chinese Perspectives（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和 Crossed Paths: Labor Activism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1938-1958（康奈爾大學出版社）以外，其他論著見 Moder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Labor: Studies in Working Class History 等學術雜誌。

【本文獲「香港中華書局」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