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孩跑去戰地當無國界醫生　伴隨爆炸和槍聲迎接新生命誕生

6年前，我們曾採訪過一位在衝突國度、戰火陰影下救援的無國界醫生，她叫蔣勵，今年39歲。之前，她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一位婦產科醫生。
自述：蔣勵 / 編輯：倪楚嬌（一条）

9年前，她辭去工作，與丈夫分離兩地，成為了一名無國界醫生，前往阿富汗救援。在孕產婦死亡率極高的當地，在爆炸和槍聲下接生孩子。她所在的三個月裏，沒有一例孕產婦死亡。她加入的這個組織，叫「無國界醫生」，是全球最大的獨立醫療人道救援組織之一，在199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每年「無國界醫生」會派出3000名救援人員在約70個國家服務，協助生命受到衝突、疫病或天災所危害的人群。正如蔣勵所說：「即使不在前線，亦可參與救援！無窮的遠方 ，無數的人們，其實都與我們相關。」

1. 我在阿富汗當無國界醫生

我叫蔣勵，今年39歲。在大學裏，我第一次聽說了無國界醫生這個組織。當時覺得這個工作挺酷的，可以去醫療資源特別匱乏的地區，做當地人民唯一的醫生，那種感覺很吸引我。

2013年，我接到了第一個任務，所以辭掉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婦產科的工作，去了阿富汗三個月，後來又去了巴基斯坦。周圍的人會覺得說：「這種鐵飯碗你為什麼要丟掉？」但我完全沒有這種顧慮。

當時因為各國的部隊，包括塔利班，在阿富汗有一些武裝衝突。爸爸媽媽還是有點擔心的，雖然他們在嘴上說：「你不一定能被選上。」但我後來才知道，爸爸默默地找了很多阿富汗的相關資料。

當我出這個任務的時候，組織就告訴我，這個項目是無國界醫生所有項目裏頭，安全級別最高的，也就是最危險的。這意味著，救援人員不能夠隨意活動，所有的行動都需要符合安全準則的要求，只能在醫院和駐地之間兩點一線地活動。

從當地機場到醫院的路上，可以看到那個地區非常貧窮，連柏油路都沒有，鎮子裏所有的基礎設施都非常破敗。集市裏也都是男性，很少能見到女性。偶爾見到一兩個女性，也都全身穿著她們傳統的服裝，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從我們到達這個地方的第一分鐘起，我們也被要求，外出的時候要戴頭巾遮住頭髮，還要穿長衫和長褲。

2. 這裏就像一個「嬰兒工廠」

我所在的阿富汗霍斯特省的婦產科醫院，有60張病牀。在這裏，一個月分娩量大概是1300例。北京的三甲醫院，一個月大概分娩也只有200到300例。更大的不同是，在北京我們是一整個專業的團隊。而這裏，連我在內只有兩位婦產科大夫。每個人要負責一個24小時，就是說24小時都是主要你來負責。而在你休息的時候，如果同事處理不過來，也會來叫你，所以基本沒有安穩覺可睡。

這個醫院就像一個「嬰兒工廠」一樣，經常一個孕婦還沒有生完，就有下一個孕婦要生。就像一個流水線，不斷地有嬰兒被生出來。待產室裏住不下，病人就在地上打地鋪。我在車上、地上都接生過……

醫院的設備很簡陋，一些咱們習以為常的醫療的設備，都是沒有的。比如在當地的手術室裏，我們沒辦法做全麻。那時候我們有一個非常嚴重的病人，「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的這麼一個情況，就是說她所有的血都不凝了。

在當地，我們也沒有更好的止血紗布，也沒辦法給她輸更高級的血製品，我只能把我該做的做完之後，看了她半個小時。病人的生命體徵，也不是非常平穩，心率很慢，我覺得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作為醫生的非常絕望的心情。但是好在，那個病人後來恢復過來。第二天當我去查房的時候，她已經能夠坐起來喝東西了，我就覺得非常開心。

在阿富汗，每十萬例裏頭，就有四五百例的孕產婦死亡，相當於咱們國家的大概20多倍。但我在那的3個月裏，沒有一例孕產婦死亡。我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壓力應該挺大的。有一次我剛轉完病房，在回寢室的路上，看東西就開始模糊，等我再恢復意識的時候，才發現剛才是暈過去了，就倒在地上倒了一會兒。那時候，我特別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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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陋的醫院

我在的醫院原先是一個廢棄的軍隊醫院。我們的宿舍，是利用集裝箱式的材料，建起來的一座一座的小房子。外面砌了一層磚牆，防止子彈打進來。我們的醫院大門外頭都會有個標識，就是「禁止武器入內」，我們不管你是屬於哪一派的，也不管你的種族、你的宗教。只要你放下武器，你都可以到我們這兒來接受醫療的救助。

醫院旁邊就是個警察局，經常會有反對派的武裝攻擊這個警察局。有一個晚上，我在跟我先生打電話，然後醫院外突然發生了爆炸，還有很多槍聲。我已經習慣了，他聽到就很緊張，他就說：「你趕緊趴下，你趕緊躺平了，不要起來。」

除了工作，我們其實有挺豐富的活動的。雖然不能出去，但是在駐地的院子裏，弄了一個網球場、乒乓球枱子，我們能時常運動運動。每周大家也會挑一部電影，一塊看。只不過對於我和另外一名婦產科大夫來說，因為我們時時刻刻都有可能被召喚，所以我們倆永遠是參加一下，最早退的那個。我們一定要把有限的時間用在休息上，保護好自己的體力。

4. 如果沒有衝突，那該有多好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遇到了一個嚴重窒息的孩子。我們復甦了30分鐘還是沒有任何的起色，但我一直沒有放棄，總覺得我再捏一會兒氣囊，也許這個孩子就能突然一下哭出來，然後就沒事了。

後來，是這個孩子的祖母走過來，把我手上的氣囊拿掉，然後捧著我的臉，跟我說了一堆話，最後指天，然後說了一個「阿拉」。大概能猜到她是在感謝我，在那一刻我會覺得很受震動。

另外一個是一個雙胎的病人，第一個孩子出來之後，第二個孩子變成了橫位。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但孩子在裏頭待的時間比較長，所以有窒息。我們馬上給他做了新生兒的復甦。整個的過程，他的奶奶都是看在眼裏的。

第二天我在查房的時候，護士告訴我說外面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這個老奶奶，她特意到集市上買了一匹布，然後來送給我，讓我來做衣服。對於我們來說，可能算不了什麼，但是對於他們來說，真的要花非常多的錢才能買這麼一匹布。他們這種對於醫生的感情，都是非常樸素和純樸的，我覺得作為醫生，你希望得到的也就是這樣吧。

我記得，我是在快要離開阿富汗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我們駐地的大鐵門旁邊，然後聽著我先生髮給我的一首大提琴曲。我突然感受到，咱們覺得特別平常的一些東西，對於那兒的人民來說，可能是求之不得的。如果說沒有戰亂或者是爭鬥，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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