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之城】高加索囚牢 歷史中的傷痕領域 納卡舒沙以記憶重生
舒沙有兩個寫法，阿塞拜疆人喚她「Shusha」、亞美尼亞人叫她「Shushi」，她在不同人的心中有着不同的輪廓，她更被稱為南高加索的耶路撒冷，雖不是首都，卻是文化重鎮，舒沙在納卡的地位使其必然成為軍事目標。
繼去年4月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爆發二十年來最大衝突後，最近又有報道指早以佔領北高加索的ISIS有侵入該區的迹象，帶着恐怖主義入侵阿塞拜疆，令到媒體再度關注這地方。鮮血再次勾起這個廿年前已成廢墟的城市的悲愴回憶。破壞記憶所繫之處，等同破壞國族認同——這些年來，人們如何在瓦礫中掙扎求存？
納卡的全名頗為難讀：納戈爾諾－卡拉巴克（Nargono-Karabakh，下文簡稱為納卡），她的一切都如斯曖昧，位處東歐和西亞交界，夾在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地理位置上，她處於阿塞拜疆境內，但納卡境內的居民卻多為亞美尼亞人。1922年蘇聯將其納入阿塞拜疆的管理，翌年成立了納卡自治州（Nargono-Karabakh Autonomous Oblast，NKAO）。1991年蘇聯解體前夕，99.89%亞美尼亞人在公投贊成獨立建國，引發了在歐亞大陸一場漫長而悲痛的戰爭－－納卡戰爭。最終有3萬人命喪於這場兵家之爭。
即使納卡大體上屬實質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一部分歸阿塞拜疆控制，但現時世上只有3個同樣未經聯合國承認的國家認同納卡共和國（Nargono-Karabakh Republic，NKR）的獨立地位。
循環往復的歷史犧牲品：舒沙
在1992年前，舒沙是納卡境內擁有最多阿塞拜疆人聚居的城市，市內阿塞拜疆人及亞美尼亞人的人口相當。舒沙不但位於戰略位置，更無可避免地成為了兩股力量之間的磨心，一方面亞美尼亞人控制大部分納卡地區，另一方面納卡卻落在阿塞拜疆的領土內，形成一個同心圓式的權力關係。1992年，亞美尼亞武裝份子在三個方向舒沙進攻，短短24小時內，舒沙淪陷了，此役被稱為「重奪舒沙」（Capture of Shusha）。
拉卡疆（Cristina Rakedjan）這樣形容她的故鄉舒沙：「想像女皇的皇冠上，最彌足珍貴的一塊寶石——那就是我們亞美尼亞人心中的舒沙。」這塊寶石一直在領土之爭中成為炮灰，1920年的舒沙大屠殺（Shusha Massacre），正是一次種族大清洗，不過，死的是亞美尼亞人，破壞的是亞美尼亞人的建築，2000多幢建築，2萬多亞美尼亞人的生命就此消逝。為了「大義」，為了趕絕非我族裔，和平共處的鄰居成為了最險惡的敵人，親手破壞自己的故鄉，阿塞拜疆人和亞美尼亞人都明白，這苦澀的滋味。現在，舒沙的山谷上聳立着的一座T-72坦克，曯目地提醒着當地人，安寧的生活得來不易。
丹尼爾揚（Anakit Danilyan）是亞美尼亞人，她現在仍留在舒沙，靠在大教堂對面販售紀念品予遊客維生。她回想起當年曾在舒沙和阿塞拜疆的鄰居和平共處，但在亞美尼亞軍掌控舒沙的一天起，卻是人面依舊，世事全非。「那天我們回到家，發現家中被阿塞拜疆人洗劫一空，我的大嫂回家後更被躲藏在她家中的阿塞拜疆人殺死，後來兇手又被亞美尼亞人殺死。」一個小區裏的風景，放諸於整個城市來看竟是驚人的巧合，來回的廝殺，循環的怨恨。
「我們看到太多的殺戮、太多的破壞；所有東西都毀壞了，我們沒有水，沒有暖氣，沒有汽油。」
要殺死一個族群 先殺死其棲身之處
走出納卡首都斯捷潘納克特（Stepanakert），踏上通往舒沙之路恍如隔世。重建得光潔亮麗的道路盡頭是鋪天蓋地的灰暗，泥土的顏色，碎石的觸感，垃圾的氣味，襯托遙遠山巒的只有枯萎的雜草——歡迎來到廢墟之城，舒沙。殘酷的戰火將整個舒沙破壞殆盡，2002年時，城市中80%已成廢墟。
學者將這種大規模的破壞稱之為「城市毀滅」（Urbicide），要殺死一個族群很簡單——殺死他們的城市，他們棲身之處。城市毀滅是一種集中而且有策略地將一個環境破壞盡殆的行動，由基建到房屋，到道路到生產力，無一例外。只要是屬於城市的一環，便要一一扼殺。如果「城市發展」（Urban Development）是提升城市的生產力，城市毀滅便是它的逆向操作，促進城市的死亡。
對軍方來說，城市毀滅當然有它的策略性需要，尤其是易守難攻的地點，軍隊每每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針對性攻擊，這種情況下遠距離大範圍武器便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即使攻陷後城市已然陷落亦在所不惜。除了軍事意義外，城市毀滅還有着極其重要的象徵力量。一個國家的重要城市，在背水一戰的戰事中，可以作為整個國家的象徵。而舒沙在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爭奪納卡之戰中正正扮演着這個重要角色，舒沙承載着阿塞拜疆族群的共同記憶，破壞記憶所繫之處（realm of memory），等同破壞國族認同，無論在阿塞拜疆人的舒沙大屠殺中，抑或是亞美尼亞人的重奪舒沙，武裝份子都目標明確地針對敵方來說極具象徵意義的建築，例如教堂和清真寺等，對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和伊斯蘭教的阿塞拜疆人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亞美尼亞人透過破壞清真寺的尖塔，否定了過去阿塞拜疆人在舒沙殘留的歷史遺骸。這是一種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劃分了「自我」（Self）和「他者」兩個族群，對他者的文化落下審判之鎚，城市滅絕可謂是種族滅絕的一個保險，以確保民族再無翻身之日。
在廢墟擁抱希望的人們
美國建築師活士（Lebbeus Woods）形容，舒沙是一個「傷痕領域」（Scar Terrain），她的一沙一石亦浸泡在歷史餘韻之中，一層層的記憶堆疊成土，多少年後仍緊緊鎖着當年的創傷於空氣之中。
要讓一個城市，以至一個國家在廢墟中重生，重構身份認同是不二法門。宗教對於後蘇聯時代的國家建構國族身份認同往往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國家通常會協助重建壟斷性的宗教，神職人員向政府展示忠誠，政治領袖則豎立敬虔的模範，實現國家與教會在政治及意識形態上的合作。亞美尼亞與基督教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公元301年，亞美尼亞王國國王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使亞美尼亞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基督教國家，而亞美尼亞使徒教會（Armenia Apostolic Church，簡稱AAC）據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教會及基督徒群體。因此，對亞美尼亞人來說，要重建亞美尼亞的國族認同，先從復興宗教著手，而復興宗教，重建宏偉的教堂建築是最好的方法。
1991年，蘇聯解體，亞美尼亞宣布獨立，亞美尼亞教堂的重建及修復工程立即開啟，不少亞美尼亞商人爭相捐款支助重建工程以展示敬虔，而亞美尼亞使徒教會亦隨之恢復運作 。聖救主基督大教堂（Ghazanchetsots Cathedral）是首批獲重建的教堂之一，與位於久姆里（Gyumri）亞美納波克奇教堂（Amenaprkick Church）一樣，它們象徵着亞美尼亞在物理上及精神上的重生。
聖救主基督大教堂目前是舒沙市內別樹一幟的建築，是現存少數的亞美尼亞風格的基督教教堂甚至成為旅遊觀光的景點。在修復過程中，完整的複製品替換了遭毀壞的天使塑像，教堂最終於1998年重新開放。現時是市內最主要的教堂之一，大教堂對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來說是不可取代的地位，除了是精神象徵，不少日常事務亦在此舉行。一對當地情侶，西蒙恩（Davit Simonyan）和霍夫塞皮安（Shogher Hovsepyan）就在這裏舉行婚禮，在一片頹垣敗瓦之中，仍有這種留下來的勇氣。
阿斯良（Arman Asryan）是現時舒沙市內唯一的鞋匠，在1988年離開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庫（Baku），他曾前往俄羅斯，但在1997年選擇了回到他父母的故鄉舒沙扎根。他並不同意外界形容舒沙是個「悲傷之地」，說道「我回到我所屬之地」。他的工作室位於一幢大樓的地下，他表示並非不可以住在納卡的首都斯捷潘納克特，但舒沙的政府願意給他們一間免費的房屋，雖然破敗不堪，連窗戶也沒有了，但他選擇重建這一切。
納卡政府對舒沙的不離不棄亦是舒沙能重新振作的原因。納卡國民議會主席高利安（Ashot Ghulian）認為，納卡的行政過份側重於首都斯捷潘納克特，考慮將文化和青年事務部、教育、科學及體育部遷移至舒沙；而將行政部門遷移至舒沙可以活化當地環境，不單會因此修復本來充滿文化歷史價值的建築，更會因應政府需要興建更多新建築作政府機關之用；他又指「對我們來說，舒沙在亞美尼亞歷史上的地位令我們必須復興舒沙。」
現時舒沙已開始有酒店進駐，服務願意直視舒沙黑暗又沉重的歷史的旅客，基建設施例如哥里斯－斯捷潘納克特高速公路（Goris-Stepanakert Highway），由南部城市哥里斯到首都斯捷潘納克特，途經舒沙，連接三地，當地人民希望透過改善基建以吸引更多人及企業進駐舒沙。
舒沙雖然仍充斥着敗井斷壁，但她決不如龐貝那樣屬已逝之城，活在這片廢墟上，3000多人的心跳，就是舒沙仍然「活着」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