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鐵縱火．來稿】協助精神病患者，不是單靠藥物來療癒

尖沙咀港鐵站的縱火事件令人傷心和震驚，帶出了有關精神病的討論。輿論和社交媒體的分享傾向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構成對社群潛在的風險，需要密切的監察和控制，以及更好的「跟進」和「照顧」。
我不禁會問，這是小撮人精神健康「不對勁」的問題嗎？

文：鄭仲仁

我曾經因為兒童時的艱難經驗和社會孤立而發展出強迫症、抑鬱症和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特色。我十三歳被診斷為有精神病，之後感受到身邊的人會抗拒我這個身份，因而不會分享自己的經驗予人知道。在承受童年創傷、精神病污名和失學、失業的影響，我在廿歳左右開始在街上感到別人走過來會加害於我，他們會說出辱駡的聲音。在精神科病房裡，我認為醫護人員聯合來針對我，令我不能出院。我有被迫害的想法，是因為我長期被忽略和壓力所影響，而十分貶低自己，那些迫害我的角色，其實是我看待自己的心聲。我在之後重投社會生活，建立支持的關係和社會角色，這些想法和聲音便逐漸消失。

我在十三歳開始接觸精神科，我學習了不分享自己的事給醫生知道。醫生聽我說了被人迫害的想法後，只會加藥，令我承受痛苦的藥物副作用。醫生不曾關心過我這些想法背後，是訴說着一個怎樣的創傷故事? 當中的痛苦是怎樣的? 我曾經詢問過醫生有關藥物副作用的問題，醫生回應說他要診治很多病人，無時間回答我這些問題。我需要解除心中對藥物的疑慮，我也需要心理方面的支持，但換來的只是簡單的「被服藥」—在不情願的狀況接受效果不佳的治療。我自然會想不服藥，而我當時就是這樣做了。

近年來，我開始不用服藥。我建立了自己幫助自己的方法和能力，也有支持我的關係、角色和信仰。我體會到艱難經驗，包括被虐待、被忽略、持久和巨大的壓力等會造成創傷，引致過去嚴重情緒困擾的反應。雖然藥物治療在當時能夠一定地緩解我的困擾，受傷的心不能單靠藥物來療癒，重要的是讓我有機會去分享經驗和獲得支持，以及能夠接觸足夠的資源，建立支持關係和社會角色。當沒有了這些社區聯繫和投入，藥物治療本身並不能幫到我多少。

我們需要的是加強社區裡的支援，讓人們能夠過自主和有尊嚴的生活，獲取資源，建立關係和實現角色。政策的目標應是促進服務使用者平等地在社區中過着人性化的生活，而不是着眼「跟進」和「照顧」他們。

每當有這類暴力事件發生，服務提供者，包括醫管局的醫護人員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社工都更警覺「風險」的出現。服務提供者會為了安全着想，會加大力度來監察他們認為有同樣風險的人士，確保他們服藥和得到支援，更容易會去考慮以強迫入院的方式來處理不依循治療的受困擾人士。專業人士和社會大眾在這些風險管理和強迫治療的氣氛下，更難去聆聽和理解有精神疾病患者的經驗，令他們更加孤立、困擾和抗拒幫助。各類「強迫治療」的措施容易造成進一步的傷害和情緒困擾，令人抗拒尋求幫助。

涉嫌在尖沙咀港鐵縱火的男子經歷過甚麼? 他面對過甚麼傷痛? 醫療等支援服務能否促進他在社區中過着平等和人性化的生活? 我們從這些事件中，可以反思社會在預防創傷和情緒困擾方面的工作，究竟做到幾多? 在兒童、青少年期，成人們和社會制度會否壓迫年輕的一輩，阻礙他們的全人發展和成長? 在進入成人世界後，市民有足夠的安全感和發展機會，讓人豐盛安穩地生活嗎? 扭曲的價值觀、人際關係的疏離正在如何影響着我們的? 那涉案男子其時講了「曾蔭權害死我兒子」的說話，其實反映了他的甚麼經驗和社會病態?

沒有人想有這樣的慘劇發生。我們經歷極端惶恐和困惑之後，要避免將這個事件簡單化，只當為小撮人的治療和支援問題。研究顯示，患有精神疾病人士的暴力率與其他人沒有顯著地不同，他們造成的暴力事件往往源於很多的背景和環境因素。

有關當局須訂立促進「全民心理健康」的政策。社群中是否互相關懷和支持? 社會政策是否能促進人們身心靈生活的豐盛發展? 人們賺錢謀生的過程和生活的基本資源是否有助其身心靈健康? 香港社會是否尊重每個人的公民權利和義務，並且讓其平等地在社區生活? 我們尤須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增強抗逆力和處理心理創傷的工作，及早預防嚴重情緒困擾的出現。

不論有沒有精神科診斷，大家都會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壓迫和創傷，經歷所造成的心靈傷害。在我來說，情緒困擾的經驗訴說着社會壓迫、創傷的故事，啟發了我面對逆境和療癒傷痛，以及實現社會轉變的方向。

【編按：作者是精神病康復者及從事精神復康服務的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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