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猛進下的阿富汗「城鄉鴻溝」｜地理看世界

自美國總統拜登決定無條件從阿富汗撤軍之後，塔利班先拿下全國各省的農鄉地區，形成「農村包圍城市」之勢。踏入8月，塔利班再向全國各個城市幾乎同時發動猛攻，在沒有首都喀布爾投放中央軍力支援的地方，守軍或當地部落、軍閥經常舉手投降，讓塔利班可不費兵卒直接拿下城市控制權。如今，喀布爾之失也許是指日可待之事。
此刻的塔利班進軍正正利用了阿富汗久已有之的「城鄉鴻溝」。

14世紀的阿拉伯學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曾將文明分為兩類，一是「沙漠文明」（desert civilization），二是「定居文明」（sedentary civilization）。兩者的衝突正正表述了今天阿富汗孤城四面楚歌背後的城鄉對立。

沙漠文明與定居文明之爭

沙漠文明，存在於自給自足的農耕或畜牧社群之中，他們以親屬關係建構成小群體，而由於生產種類的單一性，有極強的平等概念，不容易產生單一領袖。同時，他們看待這個世界的角度傾向出於阿拉伯語中的「Asabiyyah」——這不必是建構在血緣之上，亦非基於個人主義由自由契約所構成的關係，而是一種「我們一起面對外面世界」的群體團結感。根據伊本赫勒敦的理論，這種文明只能形成小群體，除非有類似宗教的外力將散落各地的沙漠文明群體團結在一起。

而定居文明，則是以剩餘農產品的存在為前提的產物。這種城市文明有密集人口、高度分工和複雜的經濟模式，成員文化水平較高，以個人的居住地和社會階級作為身份認同，不再以血緣關係或上述的Asabiyyah團結精神為本。根據伊本赫勒敦，定居文明的領袖不再如沙漠文明一般要是一個能夠促成各人共識的人，而是一個能動用巨大財富和權力的專權者，以其資源支持一套中央管治機構、武力人員和懲罰制度去維持其地位。

在波士頓大學人類學者Thomas Barfield的眼中，沙漠文明與定居文明的鴻溝，比起阿富汗的地域身份差異，以至族群身份差異，更能解釋當代的阿富汗。觀乎當下源自南部坎大哈（Kandahar）和東部加茲尼（Ghazni）等地、以普什圖族（Pashtun）吉爾吉人（Ghilzai）為主的塔利班，在深受波斯、中亞文化和族群影響的北部各省勢如破竹，得到不少部落支持，就可見地域差異與族群差異很可能並不是理解今天阿富汗局面的應有角度。

事實上，正如伊本赫勒敦的描述，由於Asabiyyah所造成的團結對外，加上其後伊斯蘭宗教的引入，將分散各地的部落以同一神明團結在一起，沙漠文明的武力往往勝過只以財力維持「僱傭武力」的定居文明；他更認為，城市富俗的專權統治者幾乎無可避免地陷入貪腐，使管治敗壞，而城市的財富對沙漠文明亦構成了吸引力，後者的武力更成為了政權更替的動力。這種描述與今天阿富汗政府腐敗成風，被塔利班軍隊從農鄉地區發起猛攻，而受中央僱用的政府軍多有直接棄械投降的情況也極其相似。

至於為何今天阿富汗的狀況仍然能用幾個世紀前的社會學區分去理解，則要從地理說起。

不失交流的割裂與多元

今天阿富汗國境的主要地貌由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所定義。這個橫越阿富汗大片國土的山脈，構成了阿富汗全國通行困難的問題。即使是今天，除了鋪設好的主要幹道之外，離幹道數公里外就已是一個人們靠走路、騎馬、騎驢通行的地方。

雖然興都庫什的高山形成了向阿富汗國境四方流散的河道，可是由於其山勢爬升急速，不少河流都不會全年有水，也沒有較平緩的地勢作水路交通，而河道更通常終於無人之境，無助於貫通各地。同時，高山更造成冬天連月積雪的問題，導致不少村落長期孤懸於外，難以受到以城市為中心的中央政府管治；而高山在平面距離接近地區的氣候差異也催化了社群生活樣態和文化的多樣性。

興都庫什山脈亦將阿富汗割裂成南北兩個不同文化圈。山脈以北是深受中亞和伊朗影響的草原地帶，今天也是住着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哈扎拉（Hazara）等族人，不少也說着波斯語系的語言，或信奉什葉派伊斯蘭教；山脈以南則是佔阿富汗四成人口的普什圖族的天下，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和習俗，近數個世紀以來是阿富汗的統治階層，而其活動範圍亦超越英國人訂下的杜蘭線（Durand Line），遍及巴勒斯坦北部從白沙瓦（Peshawar）至奎達（Quetta）一帶。

此等地貌雖然造成了族群的多元性和部落的繁雜性，卻不代表各地之間並沒有恆常交流。事實上，興都庫什山脈山巒間的通道，早在公元前數千年已是貿易要通，產自今天阿富汗北部巴達赫尚省（Badakhshan）的礦石在古埃及法老王圖騰卡門的墓中亦有發現。這些通道其後更成為了中東、伊朗等地與印度和中國的貿易要道，亦是絲綢之路的一部份。時至今日，山上的遊牧民族仍有到城裏購鹽的需要。

這種地勢隔絕和交流不止的背景，使阿富汗以農村、牧地和城鎮的三種樣態，將阿富汗區分成四大主要區域：西部的赫拉特（Herat）、北部的巴爾赫（Balkh）、南部的坎大哈、東部的喀布爾。這些地區都有都建成了由農業支持的大城市，形成了上文所述的定居文明，至今這四個同名省份的首府也是阿富汗的首四個大城市的所在，而其周邊地區則由農村和牧地所包圍。

其中，赫拉特是波斯世界的貿易中心之一；巴爾赫更是拜火教創始人瑣羅亞斯德（Zoroaster）的逝世之地；坎大哈則是普什圖族管治勢力的大本營；而海拔近1,800米的喀布爾城則是古時的交通南北的要道，同時也是普什圖人、塔吉克人與哈扎拉人的人口交匯處，一直有極重要的政治地位。

城與鄉之間的隔閡

然而，在交通困難的阿富汗，城市對於活於廣大沙漠文明之中的農耕和畜牧部落而言，最多只是一個交易的地點，而非管治的核心。中央政府的管治往往難以有效延伸至農鄉地區。且由於沙漠文明中的群體關係結構，中央政府的資源往往也是通過與政府有關係的地方頭面人物取得，使政府與各地之間的距離難以拉近。

管治的隔閡造成了此意識形態上的疏離，不少人在蘇聯入侵之前幾乎都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村落。雖然城市人與農鄉地區的人都信奉伊斯蘭教，但較為富裕和過着文化生活的城市人慣常視非城市人為野蠻，而農鄉地區的人則認為城市人軟弱而且腐敗。Barfield更稱，相對於阿富汗的城市人，他作為一個尊重農鄉文化的西方人類學家，更能與鄉下人有效地相處。

在19世紀西方文化傳入之際，其影響也幾乎只及於城市而未有觸及農鄉，這就導致城鄉之間陷進了一場持久的文化戰爭之中。例如19世紀得英國支持的君主阿布杜爾·拉赫曼汗（Abdur Rahman Khan），就曾因為自由化改革、意圖減弱宗教領袖的影響力而在其任內引起過來自農鄉地區的近四十場叛亂。

在這個維度來看，塔利班管治時期對城市人實施嚴格的伊斯蘭法，可算是農鄉鄉地區的保守伊斯蘭精神對於自由化城市的反撲。

類似的城鄉差距，過去在全球層面其實甚為普及。在不同的國家，這個現象都透過交通的方便化、全國性文化的推展、農鄉地區教育的普及和經濟發展、農村人口大量入城等途徑被逐漸消磨。可是，阿富汗卻從來沒有真正經歷過這個過程。

長久以來，阿富汗超過九成人口皆為農村人口。然而，即使經歷過上世紀末的蘇聯入侵，以及本世紀前20年的美國入侵，至今其農村人口依然佔全國73%，使阿富汗在國家城市化排行上幾乎敬陪末席。

同時，全國性的教育也未能普及，其識字率至今只達至四成的水平。這也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對立：根據Barfield的親身經歷，不識字的鄉下人還活在遙遠的歷史脈絡之中，他們口中依然能準確地描述近八個世紀前的蒙古人入侵，而這段歷史故事仍然是能夠引起人們強烈情緒的記憶。他們與喀布爾咖啡店中高談人權和自由的城市人恍惚是活在兩個不同世界的人。

大城市離地管治的失敗

在2001年美國入侵之後，阿富汗人對於這個變局本來普遍持有較為正面的態度，而作為勝利者的非普什圖族北方聯盟也願意將未來政府的領導位置交由普什圖族人卡爾扎伊（Hamid Karzai）出任，可見經歷過蘇聯入侵之後，各個部落確有齊心國家發展的決心。

問題是，西方決策者的眼中，往往只能看到由喀布爾為代表的阿富汗，沒有關注意到佔廣大人口的農鄉地區發展的重要性。他們只以為有了民主選舉，政府就有了合法性，卻忽略了對於大多數的阿富汗人，這只是嘗試管治他們的另一個城市政府，其合法性還需要以其為他們帶來的實際好處來判斷。

同時，外界只以為塔利班的嚴厲伊斯蘭法只是全然強加於阿富汗人身上的惡法，只要塔利班實力無存，政府自可推行自由化政策。殊不知，在宗教與政治幾乎毫無區別的阿富汗，這種認知大概只在城市人之中有效，卻不適用於農鄉地區。

相較於喀布爾政府和外國人的疏忽，塔利班卻清楚知道農鄉地區是其重奪政權的唯一希望。經過十多年的經營，除了南部和東部的農鄉地區遍布塔利班之外，他們也透過吸收北部的非普什圖族人加入而逐漸大體聯結起全國的農鄉地區人民。多年佈置之後，其餘下的奪權目標就只有被農村包圍的城市，而腐敗的阿富汗政府用錢買來的武裝部隊，遇上以Asabiyyah團結在一起的塔利班，當然是無從應付。

今天的結果，可算是美國及其支持的喀布爾政府廿年來「離地」管治的結果。但正如伊本赫勒敦所述，當農鄉人口認為他們比城市人更為道德高尚（例如是根據伊斯蘭的戒律而言）時，這其實是因為農鄉地區沒有資源讓他們變得腐敗。他朝塔利班坐鎮喀布爾而要建立其全國性管治之際，歷史或許也會以不同的人扮演同樣的角色來重演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