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九故宮爭議看文化的政治
西九文化區構思的提出,輾轉已是19年了,折騰了好幾屆政府。隨着西九管理局的成立,滿以為西九發展已經走上直路,誰料到突然又會殺出個要在原本劃作大型表演場地的選址,改設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再一次激起了新的爭議。
藍圖構思多年 改變需充分理由
香港以前從未有過這麼大規模、以文化發展為重點的項目,單是這一點已足以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很多人希望可推動香港的文化發展,為文化界開拓更廣闊的平台。同時,很多人也擔心所謂西九文化區會否又是掛羊頭賣狗肉,以文化發展作包裝,最終還是在這一大幅黃金地段搞房地產建豪宅;也有人懷疑,政府只把焦點放在開拓旅遊業。
所謂「文化發展」含義廣闊,香港的文化界長期以來要不就是被政治騎劫;要不便是妥協,乘坐惟市場至上的順風車;要不就是被邊緣化,被政府、社會及市場遺棄,在有限的空間中艱苦求存。一旦政府突然說要發展綜合文化區,西九便成了文化界及各路持份者的許願樹。
如果明白及確認這一背景及脈絡,也尊重過去十多年各界討論及正式諮詢的結果,當西九管理局在2008年10月正式成立、立法會也通過了相關撥款,讓西九發展正式上馬之後,如要作出重大改變,理由當需十分充分,且要受社會各界廣泛認同。從這角度看,今次政府突然在保密工夫做得所謂「滴水不漏」的情況下,在簽署協議文件時才向市民公布此事,確實難免會令各界反應負面。
在香港設立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真的是這麼具凌駕性的好處,足以構成合理的理由,讓政府單方面把之前多年幾經辯證才得出的西九發展區設計藍圖修改嗎?故宮博物院真的這麼重要?在西九搞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要達到什麼作用?政府這樣作決策,又反映了什麼深層次的政治文化問題?
以「故宮文化博物館」作為一個「政治及文化地標」放在西九這個香港未來的文化發展坐標區,是不是一個政治性的考慮?也許不少人都如此相信。今天事事都要講政治正確,中央及特區政府在香港人心不穩的政治處境下,有這樣的考慮絕對不會令人感到意外。不過,這可能是對故宮博物院的作用有過高而且不切實際的期望。這可以從故宮博物院作為「大中華政治及文化的地標」及「現代世界的博物館」這兩個角度來分析。
故宮作為凝聚人心的政治圖騰
首先,如果把故宮博物院視作一個「政治及文化的地標」,本身就充滿了矛盾性。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革命政黨,要推翻封建專制,今天在表面上已是一片榮景的新中國,還是否需要以故宮這個被推翻了的王朝的輝煌建築來突顯自身政權的合法性?把這一個具政治及文化圖騰意義的故宮放在香港的文化座標區,便有利於提升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大中華文化的認同及對現政權的支持?就可以更有效統戰香港各界?如果是這麼簡單,新疆西藏早就應該蓋一座故宮博物院。國民黨敗走台灣後,在台北市搞了那個國立故宮博物院,到了今天,台灣八成年輕人卻是「明獨」或「暗獨」。這樣看來,如果故宮博物院真的有這樣大的政治威力,北京當局不但不應再在那另一所故宮博物院前面的「國立」兩個字上糾纏,可能還要鼓勵甚至資助台灣當局把那另一個故宮博物院擴充。就算是同一個故宮,放在中國大陸跟放在香港,能產生的政治圖騰效果是會很不同,甚至可能會是相反的。
如果北京及香港的官員真的是基於這種考慮來作出這樣的決定,就可謂是十分匪夷所思了,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這可能性。這一種具圖騰作用的「故宮情意結」其實早在中共立國之初便出現。共產黨雖說是革命,卻沒有西楚霸王項羽攻入咸陽城之後,即時就把代表霸秦暴政的阿房宮一把火燒毁掉那種革命氣魄。當年共產黨一坐擁了天下,便派出人民子弟兵保護故宮各宮殿,高層領導包括毛澤東等人不多久便全都搬進了本來也是皇宮一部分的中南海定居下來。到了今天,中南海仍恍如皇宮禁地;而偉大領袖的肖像,今天仍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之上。 這一種故宮情意結一天不除,也即是獨裁專制的習性不除,以政治掛帥的理由在香港開分館還是有可能的。
故宮作為一個政治及文化地標,如果期待如此的展示是要增加民族認同感的話,就要搞清楚想人民認同的究竟是什麼?與現世政治有什麼關係?跟支持現在這個執政黨與否,更可能是拉不上邊。
故宮作為一個世界知名的博物館
今天獲世界公認最重要的博物館,都不是以展示政治正統作賣點的,而是兼收並蓄,除了展示各國獨特的歷史及文化外,同時也透過展示各類收藏品、組織及策劃不同主題的文物展覽,推動文化交流,並彰顯文化的匯聚及多元。
北京故宮博物院雖說有超過180萬套不同的展品,可謂十分豐富,但當中差不多全數是中國國內的文物,海外收藏品少之又少。其中超過八成都是清朝故宮內的文物,跟現代博物館發展以「博」、「多元」、「多樣」為主流的發展方式明顯不同。
故宮博物院從面積上看,無疑是全世界現時最大的一個宮殿群或宮殿式博物館,算是世界知名。但它在不同的世界博物館排名榜中,與世界公認的頂級博物館還有段很大的差距。
在國際主題公園協會評選的「全球最受歡迎博物館二十強」當中,中國有兩家,入圍的並不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而是與故宮範圍一箭之遙的中國國家博物館,以及在上海的上海科技館。而在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排名更遠在這兩所在國內的博物館之上。
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幾年前受訪時曾酸溜溜地指出,博物館的文物收藏,不應該以是否藏有外國文物來作標準,更不應以掠奪別國的文物為驕傲,而應該以藏品的保管和博物館業務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為標準。因此,他認為故宮博物院也應該排上第五。這一說法似乎只是中國的標準,在世界博物館的發展潮流上卻不被認同。
北京故宮博物院無疑是全世界最多人參觀的博物館,每年接待高達1,500萬人次,是大英博物館的兩倍多,也比巴黎的羅浮宮高出六成。但中國人口多,參觀故宮的也主要是國內民眾。去看的人多,明顯不會是評價博物館重要性的指標。否則,每年只接待約600萬人次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排名便沒有理由這麼高了。
去年由英國《藝術新聞報》(The Art Newspaper)發布的「2015年世界十大熱門博物館暨美術館排行榜」,以綜合指標來排列,結果亞洲區唯一上榜的是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排在第六位,反而在北京的正統故宮卻榜上無名。
這些排名榜當然有不同的標準,不能以此來否定故宮的價值。現時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曾經住過明清兩代共24位皇帝,是中國歷史、政治及文化的中心中之中心,它在1961年已成為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因此,雖然在不同的排名榜上一直及不上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但大部分海內外中國人都認為北京那個故宮博物院才是正統,台北那一個只是「有文物沒有皇宮」的文物展示博物館而已。而且也不能否認,北京那些王室宮殿除了是鋪陳所有文物的一個處境及平台之外,本身也是極之珍貴的文物,是誰也搬不走的。
文化問題政治化 難與國際級博物館接軌
因此,如果只求展示文物以及作主題式的介紹,選擇便會很多,宮殿是搬不走的,文物卻可以搬來搬去作展示。如果只做到最基本,將來在西九的博物館平台上,安排故宮文物作主題性展覽便可以了,也不一定需要在香港蓋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就算蓋了,也不見得可以產生預期的政治效果。
2011年時,有一個叫「炎黃子孫熱愛祖國聯合會」的內地組織,曾建議在香港建立一個鄧小平紀念館,說要向特區政府申請在西九文化區獲取撥地來興建。據說,該組織打算在館內擺放鄧小平的蠟像及其坐過的檢閱車,又說可以收集到100萬個市民簽名,每人寫下一句對鄧小平說的話,在紀念館一併展出。西九管理局後來認為文化區應以推進文化藝術為基調,而非展覽館。這件事到了今天,似已不了了之。
在西九的發展過程中,這可能只是一樁小事,或一個笑話,但也充分反映了在中共治下,不少人仍認為把文化問題政治化是理所當然不過。博物館因而不是用來作兼收並蓄地展示不同文化的精髓,而是作為展示政治取態,從而凝聚民心的圖騰。這一種觀念或許可用來解釋為何故宮博物院在世界博物館名錄中的排名。起碼,美國人不會把林肯紀念堂或華盛頓紀念碑視作博物館。
雖說中華民族有幾千年歷史和文明,但根據國家文物局發布的全國博物館名錄,現時全國博物館只約4,000家,大概每35萬人才有一所博物館,這個水平比起歐美各國是嚴重偏低。雖說美國歷史很短,但其博物館粗略計算已超過6,000家,平均每5萬人口便有一所博物館。美國那些博物館的面積雖然遠不如故宮博物院及一些其他國內的博物館,但美國首都華盛頓及紐約的幾所著名博物館,排名都遠高於國內的博物館。這除了是因其跨文化的向度、展示方式與技巧多樣靈活之外,其訪客的閱讀水平也影響了博物館可以操作的課題及方法,這些可能都是歐美那些博物館排名較高,影響較大的根本原因。
那台北市那一個沒有故宮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什麼排名會比在北京那個原裝故宮高這麽多?很多人說,國民黨把放在故宮的一級文物都搶走帶去台灣了。但這只是眾多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台北那個故宮博物院比北京那個更能走出中華,擁抱世界。
2010年時,大英博物館與英國廣播公司第四台合作搞了一個「從100件物件看世界歷史」的專題節目,蒐集的展品來自全世界每一個角落跨越200萬年人類發展歷史,除了在電視台播出之外,部分展品亦組成了實體展覽,後來更編輯成書,一紙風行。展覽除了在英國本土大受歡迎之外,也吸引了大量的海外遊客專程參觀。
多年以來,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已經累積了很多與海外博物館的合作經驗,現在也已經很少硬銷大中華概念;這樣反而令它更順利與國際級博物館接軌。2014年,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是第一個由歐洲引入「從100件物件看世界歷史」這展覽的亞洲地區博物館,有不少人也專程往台北參觀。
因為展覽館的風格不同,所在地國民的人民質素差異也實在太大,所以就算有同一樣的展品,不同的展示方式便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較為互動活潑的展覽方式,在國內的博物館一般都較難做到,很多時也會令展覽的效果打了折扣。
所以,如果撇除要把計劃中那「故宮文化博物館」視作一個政治圖騰,把要用來教化香港人這個工具性的考慮擺開,西九是不是還需要一個故宮博物院的分館?倒不如想想,如果香港有一個綜合文化發展區,可以如何為更有效運用那些大中華的歷史文物,包括故宮的文物,作出貢獻?
西九文化發展區本來的構想就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化發展項目。如果能夠把東西方的文物、文化及歷史向世人展示,那就沒理由要強烈反對在西九有一個大中華文物的永久展示場地;如果是一個兼收並蓄,包含東西方不同文化元素的綜合文化發展區域,也沒理由要排斥這裏面有一「故宮文化博物館」。故宮作為一個政治圖騰是永遠搬不來香港的,就算真的能搬過來,也就不再是北京故宮了,就如台北那一個「國立故宮博物院」也不可能成為故宮一樣。
香港有能力豐富故宮文物生命力
有興趣更容易、更近距離地接觸中華大地的歷史文物的人應當不少;香港的人文質素及機構管治能力,也可能足以為故宮的文物提供一個更理想的展示場地。也許我們可以為那些文物開拓及策劃一些更具文化藝術意義的展覽活動,除了豐富本土的文化內涵外,也可以推動東西方文明的交匯與互補。如要繼續發揚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特質及地位,設立一個這樣的展覽館其實也有其作用,亦可以賦予故宮文物更豐富的生命力。
那特區政府何以仍能把此事搞砸?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這件事上的最大敗筆,是繞過了所有合理的、法例規定的、公眾期望的、過去也是一貫依循的諮詢程序,以為可以在造成既定事實之後才去說服公眾。這可以說是對今天香港民情的嚴重誤判。除了政治爭論不休外,幾乎可以肯定會有法律訴訟跟尾。
這個計劃中的故宮文化博物館規模應該有多大?與西九其他組成部分的相對作用應該如何定位?是不是應該取代了原本在計劃中的大型表演場地?這些問題其實都可與文化界、持份者、香港市民,甚至是立法會各派別從長計議。所謂要「避免政治化」,其實正好反映政府心底裏就把這個問題政治化在先。也正因如此,事態發展的結果,便真的把這一件本來可以是文化發展及文化政策的議題高度政治化起來了。
在香港設立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本應是一件美事,但不能否認會有人視之為文化上的統戰。就算抱持這種看法的人不太多,也值得北京檢討。這可能也是中央政府一再拖延香港民主發展的代價,就連在文化認知上應該是中性的故宮文物,部分港人也開始感到抗拒了。
從「公共行政文化的養成」這個角度來分析,特區政府是不是因為過去幾年的政治形勢,逐漸失去了說服公眾的耐性?還是失去了說服公眾的信心?一旦政府形成了這種行事的態度及行政文化,到頭來只會增加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整個社會的政治文化只會變得愈來愈惡質。這似乎是一個過去幾年因為政制死結未能解開而形成的惡性循環。我記起了龍應台說過的一句話:民主就是要給我們「一個可以理直氣壯的政府」。特區政府今天就連文化政策問題也不能理直氣壯起來,可以怨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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