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經濟．出路｜回歸以人為本 推動數碼經濟轉型
前文提到，特區政府好像做了不少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但社會的數碼化普及和應用程度仍然十分有限，而市民普遍也不信任由政府主導的數碼設施和應用程式，令數碼經濟轉型停滯。到底，問題出在哪裏，香港又該怎樣推動數碼經濟翻新篇章？
香港數碼經濟發展系列報道二之二
承接上文：數碼經濟．困局｜「信息革命」席捲全球 香港為何裹足不前?
癥結與出路
「數碼經濟的推動，應該要在十三年前，而不是今日。」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鄒崇銘指出，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到踏入千禧年代，多次的資訊科技革命帶來網絡和智能手機的普及，都是香港社會發展數碼經濟的大好時機，「1990年的電腦網際網絡；2000年的辦公室革命（以電腦取代行政工作）、3G的普及（第三代行動通訊技術）；2004年Facebook的出現；2007年第一台iPhone面世，將全球化、網絡和經濟的關係深入到日常生活上。」鄒崇銘續稱，「但（香港政府）直到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出爐才開始『發力』，到現在受疫情所迫發展（數碼經濟），以前根本就毫無作為。」
翻查資料，時值上世紀九十年代，數碼技術快速從信息產業外溢，信息和知識逐步取代工業經濟時代的資本和人力技術，成為新的生產要素，當時香港政府亦意識到資訊科技的重要性，提出發展數碼科技，推動社會向「知識型經濟」轉型，而知識型經濟正是數碼經濟的雛型—各行各業需要有一定的信息和知識基礎，才能推動「產業數碼化」和「數碼化產業」。而現時褒貶不一的數碼港和科技園，皆出於董建華政府的「手筆」。
香港曾有全盤轉型方案
鄒崇銘指出，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Michael Porter於1990年提出的「國家競爭優勢鑽石理論」（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着重於國家參與、國家投資科研、發展產業集群和配套。董建華政府在任內正是仿照國家競爭優勢鑽石理論，提出幫助香港渡過「去工業化」時期發展瓶頸的長遠策略，當中包括提倡發展創新工業、佈局資訊科技行業等「知識型」行業，並在1997年宣布分三期十五年建設香港科學園。
政府當時提出的長遠策略並非只有經濟的數碼化，而是全盤的轉型方案。比如，1998年的《施政報告》，政府成立資訊科技及廣播局，發布第一份「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其後每三年修訂一次），提出要從通訊基建、電子交易、培養人才、塑造應用市場四方面推動整體經濟應用資訊科技；同年又設立創新科技委員會和應用科技中心，發展創新科技配合資訊科技的整體策略。
翌年，政府進一步明確了資訊社會和知識型經濟的關係，一方面提出「數碼港」計劃，旨在扶植初創公司，另一方面推動教育改革，培養更多的知識型人才，推動社會向知識型經濟轉型。
但無奈的是，董建華時期的通盤社會發展策略不幸在千禧年初遭遇「科網爆破」，到曾蔭權政府於2005年上任，更將相關政策「推倒重來」—政府主導的「國家競爭優勢」改為「積極不干預」。鄒崇銘形容當時最大的改變就是，「曾蔭權將以往牽動整體發展的資訊科技發展策略改為六大優勢產業之一『獨立發展』，但創新產業根本不是一個行業，而是推動整體行業的結構轉型、提升的工具，從根本上阻礙了整體社會的發展進程。」
現時香港數碼經濟的轉型困局，正是由這種「前後矛盾」的長遠政策思維所導致的，後來曾蔭權政府強調「積極不干預」政策，又加劇了香港「短視」和「安於現狀」的市場氛圍，令市場的結構性壟斷更為嚴重，結果導致政府投資的數碼科技建設與市場和社會脫節，導致社會轉型長期停滯。
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發展一直得益於外來環境，鄒崇銘指出，「上世紀（香港）的工業發展就是得益於中美冷戰，而到了八、九十年代，香港廠家憑藉早前累積而來的資本，到內地投資設廠，享受改革開放的經濟紅利，但仍然停留於依靠勞動密集型、低技術要求的製造業，而非大力投資生產技術和提升產能。」
千禧年後，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發展蓬勃，香港政府改行自由經濟的發展政策，令以往「短期炒賣」、重視近利的市場氛圍「變本加厲」；後來，沙士（SARS）重創香港經濟，本以為港府會借機加快推動社會轉型，但適逢內地開放「自由行」，大量旅客湧入本港消費，帶動本港經濟「起死回生」。可是，政府根本沒有制訂通盤的長遠發展政策，零售及旅遊業的發展紅利仍然以地產和勞動力為主，並未進入以信息和知識為主要生產要素的知識型經濟之中。
最關鍵的是，在港府的「不干預」下，這種「短視」的市場氛圍令既得利益者安於現狀，既然「躺着都能賺錢」，誰會冒險推動數碼轉型和投資周期長的創科行業？
市場「安於現狀」轉型緩慢
梁偉峯形容，過去港府甚少引入競爭，令市場固化，以致屢失發展優勢，「二十一年前，全世界都望着我們的八達通『流哂口水』，但這二十一年來發生過什麼？（八達通）就是『咩事都無發生過』。」他續稱，「當年，與八達通競爭的有HSBC（滙豐）的Mondex，另一個是Visa Cash，為什麼八達通會羸？當時技術最好的是Mondex，但八達通公司的股東大部份都是交通公司，這就是它的優勢。但它只不過是一張交通卡、只不過是坐車用，沒想過要發展成如今的電子支付功能。」
八達通的成功依賴於大眾運輸上，可以說是以龐大的「基礎用戶」自然壟斷市場，這卻換來了往後多年來「一枝獨秀」的市場環境。直至近年，港鐵和公共巴士才逐漸引入使用其他支付工具，但在這之前，「只此一家」的八達通已把應用範圍延伸到公共服務的方方面面，從街上的泊車咪錶到公立醫院的醫藥費，不只令市民沒有了選擇，更令香港的數碼支付發展落後於人。比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於2019年發布的調查顯示，市民的常用支付仍以八達通和現金為主，使用率分別為99%和97％，信用卡有53%，而常用手機支付（包括如支付寶及微信支付等電子支付工具）的市民僅佔20%。
這種「壟斷」的狀態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善，公立醫院於2019年加入手機付款功能，而港鐵站閘口機要到今年1月才支援AlipayHK用QR Code入閘，打破八達通在公共交通付費上的壟斷，而政府作為港鐵的最大股東，可謂責無旁貸。
「如果沒有疫情，我們的電子支付不會發展得如此迅速，例如外國的士不接受電子支付，但可以用信用卡付費，我們卻要求遊客購買八達通，而不是用信用卡支付的士費。」梁偉峯無奈地說，「其中的問題，就是安於現狀，『幾好咪繼續用』，『是但求其』甚至沒有需要改變，但其實『hea吓hea吓』，結果就輸。」
疫情爆發無疑是香港推行數碼經濟的「催化劑」，市民的確可以看到外賣、網購平台迅速數碼化，但當中又有多少家是香港公司，還是說市場早已被外來企業所搶佔？現時，市面上快速崛起的外賣平台Deliveroo（戶戶送）、foodpanda和Uber eats（優食），分別來自英國、德國和美國，根據Measurable Ai在3月公布的統計， Deliveroo於2020年6月取代foodpanda，重奪香港最大的外賣平台之位，兩者的市場佔有率分別為48％、44％，Uber eats則維持其8％的市佔率。而在Deliveroo和foodpanda兩大外賣平台打得「有來有回」之際，為何沒有一間香港企業能夠參與競爭？
梁偉峯指出，本應坐擁26,000家餐飲商戶和每月600萬活躍用戶的OpenRice，其實最有優勢發展成市場「龍頭」，「這種『黃頁式』的（推介）網站平台，有很齊全的數據庫，有每間餐廳詳細的情況和資料，其實它是最有條件的，但不知為什麼轉型得很慢。」事實上，自2017年，OpenRice已從餐飲指南逐步轉型為餐廳及用戶提供一站式服務，提供訂座、支付、餐飲劵、優惠券、招聘、遙距排隊、外賣自取等服務，然而，其外賣服務卻要等到2020年才開始測試，但那時市場早已被Deliveroo和foodpanda「瓜分」，僅能推出不設車隊的定點外賣服務，在有限範圍內步行配送。梁偉峯分析指，這種狀況能夠適用於其他本地創科公司，「以前沒有人能追上，很晚才發現被人瓜分市場，現在才來發展已經太晚，『個餅都畀人分哂』。」
科技發展與日常生活脫節
除了市場「安於現狀」太晚轉型，另一個問題是香港的科技發展亦與市民的日常生活脫節，以致市民不理解，甚至不信任科技，更難談「數碼轉型」。
如果要說香港最快向數碼經濟轉型的行業，金融業或是其中之一。根據政府投資推廣署整理的數據，現時香港有600多間金融科技企業，86％的傳統銀行應用金融科技，又有八家虛擬銀行和四家虛擬保險公司；近年又有眾多「同股不同權」的內地創科公司來港上市，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數碼金融」地位，但這些公司脫離了金融應用的範圍，對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又有多大影響？而「同股不同權」的內地創科公司除了利用香港來集資，並帶起本港抽新股熱潮外，對推動香港經濟走向數碼化又有多大幫助？
「二次上市只是數碼金額上的轉換，比如快手來香港二次上市之前，香港有幾多人識？又有幾多人用？」鄒崇銘把問題帶回Michael porter的競爭力優勢理論，指本土市場是產品和服務「脫胎換骨」的過程，數碼經濟的轉型必然建基於本地市場的需求，如果創科公司所帶來的產品與市民生活「脫節」，亦不在香港招聘和開發相適應的產品，「對本地的就業、市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本港的資訊科技發展都沒有影響。」同樣無助於建立生態推動社會向數碼經濟的轉型。
這種「脫節」同樣適用於香港的創科園區，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創會會長洪文正認為，政府的園區發展相當「離地」，「我到現在都不清楚，科技園區裏面究竟在做什麼？」而當城市的科技發展困在園區之內，又局限於金融範疇，與市民的生活割裂，市民在不理解的情況下，自然會懷疑科技背後的技術邏輯，甚至拒絕使用政府推出的服務。先前被示威者拆除的智慧燈柱、政府為防疫專門開發的「安心出行」和整合式應用程式「智方便」都被質疑為監控市民，正是其中的例子。
這樣的結果，導致政府徒然不斷興建「新基礎建設」，高呼要推動社會向智慧城市和數碼經濟轉型，但轉型政策和思維卻跟不上市場和市民的日常生活，以致重蹈知識型經濟的覆轍。可以想像，到最後可能僅有金融及專業服務業依賴自身的優勢而成功轉型。政府若要回到數碼經濟的轉型正軌，關鍵還在於糾正社會的轉型思維，並重建數碼經濟與市場和市民之間的關係，逐步培養生態，令市民願意走向「數碼經濟」。
開放競爭「活化」本地市場
梁偉峯和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創會會長洪文正不約而同地指出，要推動數碼經濟，必然要打破市場「安於現狀」的心理，而開放市場無疑是必要之舉。
洪文正以香港的士市場為例，由於政府長年沒有增發市區的士牌，導致的士市場缺乏競爭，在疫情爆發前，的士仍未普及信用卡付費，服務質素經常為人詬病。2015年，的士市場面對Uber來勢洶洶，政府不單沒有透過「競爭」迫使的士市場提升服務質素，反而拒絕承認外來的競爭者—同年8月，警方拘捕七名Uber司機，並突擊搜查Uber的香港辦公室。
其實，外來競爭和本地市場並非必然對立。梁偉峯舉例說：「新加坡政府亦明白Uber是大勢所趨，於是乎一手硬、一手軟，一方面合法化，並加強管制網約車—司機需要具備兩年駕駛經驗，並修讀10小時的課程，以考取相關駕駛牌照載客取酬，費用為140新加坡元（約805港元），另加7%消費稅；另一方面，鼓勵傳統的士司機使用網約App等數碼平台，增加營業收入。」這意味着新加坡政府通過引入競爭，平衡的士司機和Uber雙方的利益，促進傳統的士行業「數碼轉型」，改善原有服務質素，以與Uber競爭；而的士司機也能夠轉行當網約車司機，不再受的士的出租價格和高昂的牌費束縛，「到最後，的士司機、Uber和政府、市民都是贏家。」
梁偉峯建議，政府一方面可以借鑑新加坡政府的做法，適當地引入競爭，「活化」本地市場，打破企業「安於現狀」的心態，「為什麼內地的電子支付能夠成功？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包袱，敢去試、敢去做。」他續稱，「當市民有了更多選擇，自然會有更多要求，那這些要求又會轉化為力量，令本地的生產商和持份者提供更好的數碼產品和服務，這樣才會令生態愈造愈好。」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在應用科技上搭建平台，鼓勵更多人利用創新思維，開發更多數碼經濟的應用場景，梁偉峯指出，「八達通和GoGoVan的成功，都不在於背後的科技技術有多先進，而是其商業模式成功，一個依賴公共交通，一個利用會員制和定位系統，將以前打電話上傳呼中心約輕型貨車的模式『數碼轉型』，就成了新的『藍海』。」
「像以前有段時間流行葡撻，一時間周街都賣葡撻，最後做殘市場，『一窩蜂』是我們的毛病。」梁偉峯批評，現時政府過分聚焦創科發展，忽略商業模式的開發和科技的應用，「並不是每人都有開發大數據的能力，而是要懂得使用，知道使用的時機和場景，知道找誰合作。要推動數碼經濟，正是塑造這種市場生態，令各行各業都預備進行數碼轉型。」
「三步走」向數碼經濟轉型
此外，香港要向數碼經濟轉型，無疑要重建創科與市民的關係，令市民明白科技背後的技術邏輯，才願意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場景中應用這些科技。
梁偉峯指出，數碼經濟的轉型涉及「三步走」的發展階段，先要有數碼城市基礎建設，再開發不同的數碼化服務和應用，同步鼓勵、教育市民使用數碼化的服務，培養「智慧市民」（smart people），才能夠促進社會向數碼經濟轉型，「就算頭兩步大力投資，但無做到最後一步，那都沒用，市民反而會找方法『避』，城市的數碼化優勢就無法正常發揮。」
因此，政府要推動數碼經濟、建設智慧城市，必然要「以人為本」，教育市民數碼科技的內涵。洪文正指出，新加坡會僱用退休人士作為科學館的導賞員，教育市民科技知識，當地政府亦會聘請不同市民作顧問，就智慧城市建設向當局提供意見和反饋，「政府讓市民理解資訊科技，根據他們的反饋調整政策，令數碼應用更貼合市民的生活。」
此外，數碼經濟的另一關鍵還在於科技與市民的「互動」，如果政府的科技應用仍只是「閉門造車」，市民無法參與其中，更難以相信和普及科技應用。
梁偉峯以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建設為例，「當地為應對老年化趨勢，首先將裝有定位系統的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擺放在城市的不同地方，招募市民學習急救相關課程，並考取牌照，一旦警方接獲消息有老人在街上暈倒，會即時利用應用程式通知附近的受訓市民，利用AED延長急救的黃金時間，減少救護車因延誤到場致傷者失救情況。」
新加坡當局設計的這套智慧城市運作模式，有效結合數碼科技和「智慧市民」，不但讓受訓市民清楚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同時亦明白數碼科技的應用並非用作收集個人資料和私隱，這正是香港政府推動數碼經濟時需要學習的思維—懂藉互動的過程推動市民學習、應用科技，培育更多「智慧市民」，從而創造更多社會需求，令市場生態愈造愈好。
然而，現時香港社會撕裂嚴重，部份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不高，政府要普及數碼科技，無疑需要更長的時間。鄒崇銘建議與其由政府主導數碼經濟的建設，不如由每位市民按「需」投資，「政府可以考慮分發科技券，用一種集資的方式，讓市民按需求投資；抑或是科學園公司公開集資，由市民股東決定要研發的產品種類，再由政府配對資助。」從而令市民明白自己所投資的科技是有利於社會發展，並保障個人的私隱，令政府提供的科技「服務」更加「貼地」。
最終目的提升社會效率
當政府扭轉數碼經濟的轉型思維，重建數碼科技與市場和市民之間的關係，逐步推進「數碼產業化」、「產業數碼化」，置身在智慧城市的企業和市民自然會產生大量數據，被儲存於企業和政府設有的數據中心內。
但單向的數據所產生的價值是有限的，只有打通不同的經濟活動和城市活動之間的關係，才能夠更整全地理解經濟和市民的需求，提升社會和經濟的效率，這才是發展「數碼經濟」的最終目的。以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就是路政署所收集到的交通數據可以有限度地分享給物流公司，以提升物流運輸的效率。換言之，要令數據由「量變」到「質變」，必然要有限度地打通政府和企業所管有的數據，拓展數據應用的場景。
正如香港交易所前行政總裁李小加去年在網上撰文所指，「在未來的數據海洋中，再大的平台也只是一個孤島，數據只有共享與融合才能實現價值的最大化。」這就衍生出數據的交易、共享和監管問題。
問題是，一旦涉及數據共享和交易，自然會令生產數據的市民擔心私隱被不法洩露和利用，威脅個人安全。因此，政府必然要明確劃定邊界、制訂法律，釐清數據在交易和共享的過程中，哪些是因為涉及國家安全限制而不可共享或交易；哪些內容是出於個人安全或隱私等重要考慮，必須以加密等形式進行保護，否則不得交易。
李小加認為，數據本身的所有權可能不應該也無法被交易，數據交易指的更多是數據使用權的分享與交換，但具體定價、收費和結算等標準需要由市場來開拓和探索，政府只是提供政策框架性指導，而不是制訂「包羅萬象的具體標準」，從而找到屬於數據市場特有的最佳發展道路。
為免私人數據市場蠻荒式地增長以至損害市民利益，鄒崇明建議數據中心可由市民賦權民間團體管理，確保其中共享和交易的數據內容符合市民權益，從而推動數碼經濟的發展。
當市民清晰理解自己所產生的數據，在交易的過程中不會洩露個人私隱，反而有利於城市和經濟的發展，自然會願意與政府一同走向數碼經濟。
上文節錄自第264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10日）《「信息革命」席捲全球 香港怎樣推動「數碼經濟」？》。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