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挨打、流產、監控生活也不離婚　社工嘆無奈：她們無處可去

編按：家庭暴力（家暴）的恐怖，在於受害者多為女性及孩子，而且受着種種有形無形的制肘，使得她們多只願啞忍，不敢將事情公開。以下為一位社工在跟進家暴案例多年後的感受，讓大家會對家暴及受害人心理有多一份了解。

周紅萍從2009年成為社工以來，一直在深圳從事家暴防護相關的工作。11年的時間裏，她和團隊每一年要長期跟蹤30個左右存在家暴的家庭，每年接待的家暴防護諮詢超過360人次。在她接觸的家暴案例當中，2成受害者是孩子和老人，8成發生在夫妻之間，其中夫妻互打佔20%，剩下80%的家暴案例，受害者都是女性，「我在工作中，沒有遇到丈夫是受害者的情況」。

在從事家暴防護的專業助人者中，像周紅萍這樣堅持10多年的並不多，「感覺在全國大概有幾十個人」。能堅持這麼久，在於這份工作給予她們的巨大價值感。

周紅萍也有精疲力盡的時候：

「你覺得最累的時候，就是她明知道有危險，還要回到那個家，你明知道她有危險，也不得不讓她回去。因為她無處可去。」

有關家庭暴力的6件事（按圖了解）：

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毆打

2009年成為社工不久，一位骨瘦如柴的女人走進了周紅萍的辦公室，這是她接待的第一位家暴受害者。求助的女士是一位海歸，16歲就考上了大學少年班，畢業後到美國留學，工作履歷也非常光鮮。她的丈夫出身於高幹家庭，受教育程度不低。

踏出求助這一步時，家暴已經發生了半年多。 步入婚姻後，夫妻倆都不懂得用理性方式，來處理親密關係裏的矛盾。兩人吵到激烈處，就開始互相毆打對方。 在求助女士的原生家庭裏，爸爸就會打媽媽。這也是家庭暴力的共性之一，在家暴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更容易習得用暴力去處理衝突。

既是施暴者，又是受暴者，這位女士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壓力，她患上了重度抑鬱，吃不下飯也睡不着覺，體重不斷地往下掉。

在很多人的認知當中，農村才是家暴的高發地區。城市家庭，尤其高知家庭，家暴發生的情況應該較少。

實際上並非如此，在周紅萍接待的女性受害者中，沒有固定工作的流動女性，與知識水準較高的女性，大約各佔了一半。「當然，流動女性主動求助的意識會相對弱一些，有一定的隱蔽性」。

「之前的一個研討會上，我聽到過一個反家暴組織公佈的一組資料，城市家庭中有27%家庭存在家庭暴力，農村這個比例約為30%，相差其實並不大。所以家庭暴力，不是以知識水準高低來判斷的，而是是否懂得情緒管理、懂得非暴力溝通，以及心理方面是否存在一定問題。」

周紅萍接觸到的案例當中，走到求助這一步時，受暴者一般都經歷了較長時間的家暴。面對暴行，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選擇報警，這是來自全國婦聯的一組資料。

據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發佈的資料，全國2.7億個家庭中，有30%的已婚婦女曾遭受家暴，加上未公開家暴史的人群，實際情況會比這更嚴峻。平均每7.4秒，就會有一位女性受到丈夫毆打。

2016年3月1日，我國首部《反家暴法》實施。根據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2020年2月發佈的《反家暴法》實施四周年監測報告，2016年3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這46個月內，中國境內媒體報導的家暴致死亡案件942起，導致至少1214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其中女性佔了75.78%。

家暴帶給受暴者的，不僅是身體傷害與生命威脅，還有精神上的痛苦。不少受暴者，都會像這位元海歸女性一樣，患上或輕或重的心理疾病。

「尤其是孩子，遭受家暴，或者目睹爸爸打了媽媽，都會受到一定的心理傷害。家暴帶來的傷害，並不會因暴力停止就自動癒合。「療愈需要專業的陪伴和心理輔導，這是個很漫長的過程」。

在廣東省今年10月1日實施的反家庭暴力辦法中明確規定，目睹家暴的未成年人也是家暴受害人。目睹家暴的孩子，外在表現上，相對於被家暴的孩子沒有那麼明顯，「但也有不少信號，沉默，容易害怕，會出現行為倒退，比如原來不尿床又尿床了。孩子不敢跟施暴者靠近，想保護媽媽但是無能無力，自責又擔心，情緒非常複雜。」

被家暴的孩子，很多時候情況要嚴重許多。

在一次家暴防護的宣傳活動上，一位媽媽帶着8、9歲的女兒向周紅萍求助。孩子的爸爸在深圳一家知名工廠做主管，工作壓力很大，對女兒期待又很高。一旦孩子達不到要求，爸爸就會打她。

「找到我們的時候，孩子由於家暴導致的精神壓力，已經出現了心梗、呼吸困難的問題，用專業術語來說，就是心理問題的軀體化症狀。」

周紅萍還接待過一個孩子，同樣是被爸爸家暴。媽媽陪着來找周紅萍做諮詢的時候，孩子除了呼吸不暢、心梗等生理障礙，一周有時候都不能排一次便。

「我先給孩子做了相關的測試，但測不出來他被爸爸打過。這是個聰明的孩子，在無意識地保護爸爸，「這種情況有點類似於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孩子覺得爸爸安全了，他的家才是安全的。」

隨後，周紅萍拿出一張紙，讓孩子自由繪畫。大約半小時後，孩子完成了畫作，畫面上的場景讓周紅萍心痛——好幾張凳子東倒西歪地飛在空中，桌子也懸浮在半空，桌面上的飯碗、碟子、盤子裏的食物，都撒了出來，「就是一個家暴現場，房間裏還畫着一個馬桶，馬桶蓋是蓋着的」。

「孩子的記憶不會掩飾，他畫出了印象最深刻的東西。」

讓周紅萍感到惋惜的是，這兩個孩子的父親，在其後的定期輔導中從未出現過。不過，最後的跟進結果還不錯。通過疏導，以及媽媽在家庭裏的協調，兩個父親都停止了暴力行為。 孩子們的身體也很快恢復了正常。

「不管怎麼說，子女遭遇暴力的情況下，父母還是願意為了孩子去改變的。」

家暴不會自動消失

在大多數家庭暴力中，不管是丈夫打妻子，還是家長打孩子，大多處於家暴後和好，和好後再家暴的迴圈之中。

「在理論上，家庭暴力分為壓力期、暴力期和蜜月期，循環往復，發展到最後，蜜月期消失，只剩下壓力期和暴力期，家裏已經沒有多少溫情可言了。沒有專業人員介入，家暴是很難自動消失的。」

家暴一般分為控制型和非控制型。在周紅萍的職業經歷中，控制型家暴佔了大多數。

非控制型家庭暴力，一般由家庭糾紛引發。比如夫妻爭吵，激怒之下動了手，如果不加以介入，家庭暴力也會越來越嚴重，陷入暴力迴圈。這一類施暴者，大多是因為某件事情發生了衝突，出於憤怒動了手。

控制型施暴者不同，「只要你不聽我的，我就打你，老婆和孩子都有可能成為施暴對象，甚至有些還會打別人。他需要控制別人，來獲取安全感。」

在周紅萍介入的案例中，有的丈夫為了控制妻子，會在妻子手機裏裝監聽、定位。家裏不同地方裝上攝像頭，有些連妻子都不清楚具體位置，丈夫再利用下班時間一一重播。偷偷列印妻子的電話清單，把通話超過3、5分鐘的號碼勾畫出來，一一回撥過去核實。有的丈夫甚至會檢查妻子的內褲，以判斷她是否忠誠。

在周紅萍的工作經歷中，非控制型的家庭暴力，通過社工等專業人士的長期跟進，引導施暴者學會非暴力溝通，最後大部分都能起到不錯的效果，家裏能夠中止或者改變暴力關係。

控制型的家庭暴力，大多數還是以離婚，來徹底終止暴力。

「我們很難改變控制型家暴的溝通模式，控制型施暴者通常不會認為打人是錯的，或者說意識不到家暴究竟錯在哪裏，他們覺得老婆孩子不聽話，管一管是天經地義的」。

前不久，周紅萍接待了一位女性。求助的時候，這位女士已經在家暴關係裏糾纏了3年。除了貫穿始終的暴力，她還流產了兩次。

根據求助者的敘述，結婚前男方就開始打她。婚後沒多久，女方懷孕了，男方不願意要孩子，女方自己去流產後，兩人離婚。離婚沒多久，男方糾纏着求復合。修復關係的過程中，女方再次懷孕，男方又不願意要小孩，女方再次流產與男方分手。結果男方又回頭求饒。 在與求助者糾纏的同時，這位男士還和上一任妻子保持着曖昧關係，上一段婚姻破裂，同樣是因為家暴。

「這是典型的控制型關係，男方沒有對錯的概念，腳踏兩條船，還一直跟受害者強調，我是在意你的，你不用管別人，只要按我的規矩來，我就會對你好的。」

有研究者也提出，施暴者也應該成為反家暴的救助對象。他們大多數也都因為成長經歷或者環境原因，存在一定的心理缺陷。「可在我們實際操作中，幾乎沒有施暴者，會主動來求助」。大多數時候，周紅萍和她的同事們，只能通過介入受暴者，輸出家庭暴力解決方案，進而影響施暴者，讓他們在家庭內學會非暴力溝通，這能改善一部分家庭的暴力關係。

周紅萍也遇到兩人一起來求助的夫妻，「在我跟進的案例中，像這種兩個人改變動機都很強烈的，最後都能解決，但這樣的案例極少，其中只有一例控制型家暴。」

她無處可去

做了十幾年的家暴防護工作，周紅萍的熱情始終未減，這很大程度上源於工作本身帶來的價值感。但她也有精疲力盡的時候：

社工的無助，有一部分因為同理心，你感受到了受暴者的傷痛，你會難受，所以我們要及時調整自己的狀態，另一部分就是，你沒辦法改變受暴者的處境，又擔心她的安全的時候，你也會感到無可奈何。

周紅萍接待過一位求助者。「進來的時候，她腳上穿着拖鞋，拖着兩個女兒，小的還沒滿月，身上錢都沒帶」。這位女士被丈夫打了，帶着兩個女兒走出家門的時候，丈夫在身後說，「出去了就不要再回來了」。

夫妻倆在深圳開了個房產仲介，生了孩子後，妻子成了全職媽媽，店裏的業務和家裏的經濟大權，都握在丈夫手裏，妻子連家裏的資產狀況都不太清楚。連生了兩個女孩，她被丈夫和婆家嫌棄，丈夫也似乎有出軌的跡象，月子裏因為家庭瑣事吵架時，丈夫打了她，還掐了她的脖子。

在家暴風險評估裏，掐脖子屬於高危風險。有研究顯示，這是女性被謀殺的一個重要風險因素。打是一回事，掐脖子是另一回事。

可她無處可去。

「孩子那麼小，她身上也沒有錢。我報警後，委託員警和另一位社工陪她回家，要求丈夫暫時搬出去住，並對他開出了《家庭暴力告誡書》。」

周紅萍給了求助者兩種解決方案：等傷情和心情平復後，再決定是否與老公談離婚。如果決定離婚，一定要在協力廠商陪同的情況下跟丈夫談，避免再次受到傷害。如果決定不離婚，那一定要丈夫承諾以後不再家暴，他有改變的意願，社工定期上門訪問輔導，才可以。

「但我心裏清楚，她其實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她的娘家在很偏僻的農村，給不了甚麼支持，一直還希望她多貼補家裏。從現實出發，一般她最後還是會呆在那裏的。」

全職媽媽，還有多個孩子，在家裏也不掌握經濟決策權。這種求助者，是最令周紅萍無奈的。「如果沒有獨立能力，娘家也沒有足夠的支持，她們會非常被動。」

對於這類女性群體，無論目前的社會支持，還是原來的家庭，都很難保障受暴者的生活。在《反家暴法》實施四周年監測報告中，有這麼一段描述：

「四年來，我們未搜索到一則公安機關按反家暴法規定通知民政部門協助庇護、安置的報導，也沒有搜索到民政部門作為主體發佈的有關接收庇護、進行安置的資訊。所有保護和安置方面的報導，以及庇護所的建設等資訊，幾乎都來自婦女組織，主要是婦聯系統，也包括一些民間機構。 這表明，公安和民政尚未擔當起庇護和安置的主要責任。如果沒有婦女組織的推動，反家暴法關於庇護和安置的規定幾乎是一紙空文。」

周紅萍接觸到的情況裏，獨生子女，或者娘家很珍視這個女兒，離婚後娘家能給予一定的有力支援。除此之外，沒有獨立能力的女兒，回到家中的遭遇，跟張愛玲《傾城之戀》裏白流蘇差不了太多 ，而一些每年可以分紅的村子，嫁出去的女兒，離婚後戶籍想再遷回去，整個村集體都不歡迎。

「你覺得最累的時候，就是她明明知道再回到那個家會有危險，可是她無處可去，為了孩子，為了生存，她得回去。作為反家暴工作者，你也知道她可能面臨一定的危險，但是也不得不讓她回去。」

即便是有獨立能力的女性，要擺脫一段充滿暴力的婚姻，也要承受諸多壓力。

「家暴剛開始發生的時候，周圍的人都是勸和的，很少有親人直接勸離。中國的家庭都講究家和萬事興，女兒剛開始被打的時候，娘家人一般不會認為這是家庭暴力，只覺得是衝突。 哪有舌頭不碰牙齒，家醜不可外揚，為了孩子，不到萬不得已別離婚，一般親人們都是這個態度。」

周紅萍接待的受害者大多都是妻子，這些女性最明顯的特點，就是猶豫不決，今天下了離開丈夫的決心，明天又反悔了，後來被打了又決定離婚，大後天又反悔了。

做了多年的家暴防護工作，周紅萍能理解這些女性的心境，她們既想保護自己、維護尊嚴，又跟丈夫還有感情上的羈絆，孩子更是難以割捨，現實的撫養權問題、生存問題、社會接納問題，都會讓她們難做決定。

容易被許多人忽略或誤解的，還是心理上的問題，長期處於暴力環境之下，受害者會患上不同程度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她們對於施暴者，會生出奇怪的依戀關係。」「所以不能單純地說，她們為甚麼這麼傻，執迷不悟，其實並不是這麼簡單的，不離開，一定有不離開的原因和理由。我們能做的，就是接納她，同理她。在安全得到保證的前提下，盡可能以她的利益最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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