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保國】提倡年青人要講武德 民國學者盼重塑中華武士道精神
一句「年青人不講武德」，渾元形意太極門掌門人馬保國被指用這句遁詞之說，搪塞他擂台戰敗，技不如人的醜態，更讓這句話成為近來內地大小視頻惡攪的段子。每個人對「武德」會有不同的價值取態，但大致方向有一重互相尊重，自強不息的精神價值。回望百年前的中國，便因為面對列強環伺，外侮侵迫，而在知識界中掀起討論以「武德」救國的熱潮。這次為大家介紹當中的「戰國策學派」，如何在文化論述中如何談武德，重振中華民族的武魂！
戰國策派的背景
民國以來，中國文化界掀起了整理國故甚至全面擁抱外來文化的討論。當中梁啟超等學者，開始結合西方思潮，反思儒家的尚文文化，主張以尚武價值打造新國民，甚至仿傚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嘗試在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尋找這片失落的武魂。1940年代一班於德國學府出身，受德國哲學影響的大學教授，便以《戰國策》半月刊等刊物為陣地大談民族自強之道，而被人冠以「戰國策學派」。
戰國策學派主要成員有林同濟、陳銓、雷海宗等教授，他們根據當時國際局勢提出「文化形態史觀」，指出中國正處於如中國戰國「角於力」的時代。是故如欲生存於列強中，須從立人到立國，從能力和意志來造新民族，徹底改革中國文化。他們認為個性解放與集體團結是互相補充，希望將中國打造成一個個強大的個人支持起一個強大國家。並以為戰爭反制的關鍵，必須依賴技術進步和先進武器。主張文化應重返戰國文化，鼓吹尚武崇力，而傳統文人/士人及官僚文化更必須徹底改良。
【延伸閱讀】
【解讀．馬保國】中國武術的武俠情意結 神功 絕招與門派的營銷
戰國時的尚武尚德
戰國策學派中以雷海宗 （1902-1962）所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最為代表作。雷於書中收錄了數篇於1930年代所撰寫論文，總結先秦以來中國各時段文化發展，以軍人、家族和元首為切入角度，剖析傳中統中國文化弱點。
雷海宗認為，中國戰國以前的「剛道文化」、「士大夫」精神應該加以繼承；然而這些文明在秦漢以後日漸消亡，中國文化也因而變成一種「無兵的文化」。所謂「無兵的文化」則是指秦以來尚文輕武，造成兩千年來中國國民柔弱精神。
他指出，春秋時代，「士」是世襲貴族，是為戰爭服務，君主也經常要親自出戰，一般百姓不能當兵，那時「男子都以當兵為職務，為榮譽，為樂趣。不能當兵是莫大的羞恥。」
戰國的來臨，貴族政治瓦解，君主專制來臨，文武開始分離，文士不習武藝而以三寸不爛之舌得相位，專習武藝之人卻已失昔日「武德」信仰，相比起「舊貴族用他們文武兼備的才能去維持一種政治社會的制度」，聶政與荊軻「這些新的俠士並無固定主張，誰出高價就為誰盡力，甚至賣命，也正如文人求主而事只求自己的私利一樣」，雷認為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這組人格組成的社會也是光明坦白的社會，這是武德的象徵。
盼揚武德年青人關心國家
雷海宗所講的「武德」，並不單單是「講武」的規矩和戰爭上的禮儀。當然，戰場上會發展出一些規矩，例如古代交兵不斬來使，近代戰爭容許有停火協定，讓交戰國救援戰場中傷亡等等。
然而，戰國策派所主張的「武德」並不專指人在戰爭、武力上的行為舉止，而是把武德視為一種人格道德修養，不是單單侷限於狹義的「武力」上。武德以維持共同體的生存價值為目標，就如雷海宗積極讚揚春秋時代的貴族「文武合一」，他們會有「武德」去守護當時的群體價值秩序，個人之「德」與國家福祉互相建構互為表裡，只是在文武分離的世代，才出現「文德」「武德」的歧途。
在雷海宗等戰國策學派觀點中，重文輕武的代價是使知識分子和平民變為順民，他們不關心國家生死，社會和國家嚴重割裂；他們主張武德是一種個人的文武才能服務於國家，對國家負責任，不言私利的文化。戰國文化標誌「文德」盛行而「武德」墜落，東漢以後「無兵文化」正式成形，成為中國永久未解決問題。只有隋及盛唐承襲外族制度，百餘年間實行半徵兵的府兵制，成為漢以後中國自治的惟一盛強時代。
戰國策派的言論，當年已被左翼文人評為「宣揚法西斯文化」、「為國民黨統治提供學理依據」。雷海宗所強調的中國弱點在「無兵文化」，乃嘗試將中國文化重回至戰國以前的重文兼武文化，希望將民族利益與個人品德互補，團結國民，以對抗當時外侮。
今非昔比，馬保國一句「年輕人不講武德」再被炒作揶揄，當中既含網民批判「大師」在技不如人時，以道德名義作搪塞借口，有欺世盜名之嫌；然而這種批判背後，正正抵觸了官方民族復興的文化論述，當中華民族被譽為禮儀之邦時，輿論卻在這節口上讓馬保國一人綑綁了整國傳統武術界，讓這次民間大量抽水抵觸了官方紅線，而要官媒出口勒令叫停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