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低薪青年・中】賺得少欠得多：拜登政府需紓青年負債之困
所謂「低薪青年」，核心計量標準還是在於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能否保障受薪者在一定程度上確保生活質素（像最簡單的衣食住行）。而美國新一代年輕人擁抱的工作模式和難以卸卻的學貸負擔，卻讓他們當中不少人被迫蒙上「低薪青年」的社會標籤。政府理應想方法給他們「減負」。
此為【美國低薪青年】系列報道第二篇。
談到造成美國青年就業及收入水平不穩定的原因，不得不提一個關鍵的社會現象，就是為數不少的青年勞動人口比上一輩更願意長期從事非按僱傭合約受僱的「零工工作」（gig work）。
「零工工作的青年獲得一份短期工作，然後可以讓他們餬口和繳付卡數。他們想更上一層樓，就隨時轉換職場跑道……但問題是，他們自身沒能建立一套專業技能或人際關係網絡，這樣很容易讓他們在職場上處於劣勢。」市場研究公司Evercore ISI Research的經濟學家Ernie Tedeschi說道。
加之疫情進一步破壞零工經濟的既有秩序和生態，以往，大家還可以在一些社交場合、聯誼會、商業展演活動中建立人際網絡關係，從中獲得更多潛在的短期工作機會，但疫下的社交距離令和限聚令等，讓這些面對面表現自身能力的機會通通消失。習慣從事零工工作的年輕一代，在如此晦暗的就業環境中，就只能被冠上「低薪青年」的社會標籤。
可支配收入低 賺得少還欠得多
所謂「低薪青年」，核心計量標準還是在於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能否保障受薪者在一定程度上確保生活質素（像最簡單的衣食住行）。青年勞動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低於合理標準，除了因為他們在入息方面跟不上，更大原因還在於恆常債務負擔。撇除信用卡消費、汽車、房屋等債務，青年這個特定年齡群組還背負着一項沉重債務─一般大學生（或從社區學院）畢業後所累積的沉重學債。
不少美國大學生就學期間需要向政府借貸繳交學費，待畢業後才分期歸還。美國今年學貸借貸人數高達4,500萬，總額達1.56萬億美元（約12.1萬億港元），而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統計，2019年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學費貸款額高達30,062美元（約233,091港元）。有調查顯示，美國年輕人的教育水平愈高，他所承擔的債務比例便更高：高中畢業生約為23%；大學畢業生則約為62%。
換言之，即使大學生畢業後能順利找到工作，積累下來的學債負擔仍然相當困身，不少人更會陷入每月入不敷支的常態惡性循環。因此，為「低薪青年」減免學債負擔，有助提高他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從而改善生活質素。
政府換屆在即 怎解新一代之苦？
如無意外，白宮即將換屆，拜登團隊未來如何處理這一迫在眉睫的青年就業及低收入問題呢？細看拜登團隊的青年政策，便可發現他們已重點關注在職青年低收入與學債相互依存的共生關係。拜登團隊的教育政綱強調人們不應因為經濟條件所限而沒法上大學。
因此，拜登團隊承諾為年收入低於12.5萬美元（約96.9萬港元）的家庭減免大學學費，聲言每十個家庭就有八個會因此受惠。團隊又承諾雙倍提高*聯邦助學金的最高資助金額，並隨時按通脹幅度調節補助額，冀紓緩貧困學生在學期間的財政壓力，間接減少他們需要借取的學貸，減輕投身職場以後的債務負擔。
*聯邦助學金：美國聯邦政府有多種提供給高等教育學生的補助方案。這裏指的是聯邦培爾助學金（Federal Pell Grants），按需要審核和補助低收入學生。拜登團隊認為，培爾助學金多年來未有提高補助金額，追不上學費膨脹速度。如上世紀七十年代，培爾助學金最高可為低收入學生補助七至八成學費，但在今天，補助金額最高只佔學費約三成。
拜登團隊在其競選網站中也不諱言，形容這些政綱脫胎自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及華盛頓州眾議員賈亞帕爾（Pramila Jayapal）在2017年倡議的「全民就學法案」（College for All Act）。
消除美國青年學後債務負擔，乃解決當今「低薪青年」問題、提高就業青年可支配收入的一個關鍵。在可見未來，美國經濟短時間內難以恢復元氣，就業市場復蘇進度大致悲觀，要為接下來數年的大學畢業生保障一定水平的可支配收入，為他們「減債」可能是目前少數值得考慮的挽救方案。
青年就業及低收入問題雖是難解的任務，卻是展現來年拜登政府執政魄力的一個重要面向……
（節錄）
【美國低薪青年・下】職場新鮮人「沙紙情意結」 與現實或有落差
上文節錄自第24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16日）《疫下就業市場愈趨衰靡 如何解開美國「低薪青年」的死結》。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