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改革派青年黃裕舜對話——當建制泛民抗爭行不通 可有第四條路？
不少同齡人自詡「抗爭派」、追求「時代革命」，而現年23歲、曾是「極端建制」的黃裕舜（Brian Wong）自稱「自改派」，並正籌組「改革聯盟」，銳意推動「社會改革」，希望香港的出路能夠愈辯愈明。訪問過後，問他要搭哪條港鐵路線？他幽默地答道：「我需要轉線的—先搭改革線，然後轉到從政線。」
「跟我做訪問會很辛苦嗎？我就是這樣話多，語速又快……」黃裕舜突然停下，似乎意識到什麼似的，尷尬地笑笑。活躍於國際辯論界的他，說話時總帶着點辯論場上的「職業病」。他雖年僅23歲，已是牛津大學政治學的博士生，而最為香港政圈熟悉的，是連續兩年在《信報》專欄針砭時弊，並被引薦予不少特區高官，「政途」可謂無可限量。原本打算待在「象牙塔」中「指點江山」，一場「反修例風暴」令他驚覺不能獨善其身。
見證大事件 與港同成長
1997年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特殊年份，這年出生的年輕人們，成長在剛剛脫離英殖的環境，與回歸後的香港一起成長，經歷了各項「香港大事記」—2003年的沙士、2008年的北京奧運、2012年的反國教、2014年的雨傘運動等。黃裕舜成長於中產家庭，從小就愛讀書，不願與人交流，對政治也毫不關心。他表示，自己雖生長於回歸後的香港，但從來沒有「國家」的概念：「我小時候去過很多『北邊』的城市遊玩，像是北京、上海、廣州這些，覺得這些地方挺好的，但就感覺不到是自己的國家。」
據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研究，2008年時，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與「香港的中國人」—廣義中國人的香港居民百分比達至1998年以來的高峰，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及「中國的香港人」都處於最低比例。但黃裕舜的心態不是這樣：「我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就只覺得挺好的啊，是挺偉大的一個國家啊—但仍感覺不到這是我的國家，也體會不到作為國民的歸屬感。」如此「一心只讀聖賢書」不問世事的心態，在2012年發生了改變—反國教風波。由香港特區教育局資助教聯會出版了一本國民教育課教學手冊，當局表示將透過持續學習，使學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快速的發展引以自豪及建立國民身份認同。但反對的一方則認為手冊內容過於着重民族主義的情感灌輸，且避開了當代中國的敏感事件，內容偏頗。
黃裕舜當時15歲，由於第一次遇到與自己切身相關的「大事件」，迫他不得不走出書本中文學與理論的世界，面對真實的社會問題。他那時只覺得兩邊的觀點都「有點對」，也都「有點不對」：「在兩者之間，我嘗試問自己到底支持什麼。但我答不了，想不到……」他總結當時自己的感受稱，他並不反對在學校推行國民教育，因為據書本所知，很多國家都有國民教育這個部份，但同時作為土生土長的本地學生，他也堅持在推行時務必接近香港學生的本地思維，才不會令他們心中香港的定位和文化被「蠶食」。對國教事件的關注成為了黃裕舜的「政治覺醒」，此後，他意識到，政治是關乎自身的，漸漸產生了興趣。
而由於在當時，批判政府類的媒體在年輕人之間成為「主流聲音」，認為兩方各有對錯的黃裕舜覺得，這種將國民教育和國家主義全面推翻的論述並不準確，所以開始接觸一些「非常之建制」的媒體，並將這一方的新聞和論述轉發至自己的社交媒體專頁：「當時喜歡的所謂建制傳媒，現在看來就是深藍的、極端激進建制立場。轉發這些文章後，會在朋輩間被罵『白癡』。現在回看，我想對（當時的）自己說，Brian，你有冇搞錯呀，十四五歲淨係send啲『幫港出聲』真係癡咗線！」他將這次經歷描述為，在政治覺醒後「誤入」極端建制陣營，那時瘋狂轉發「幫港出聲」的他，不會想到兩年後又一件大事的發生改變了他。
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發生了一系列爭取雙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示威者自發佔據以中環附近的金鐘為主的港九多個主要幹道進行靜坐及遊行。「佔中」事件令黃裕舜開始關注事情的其他面向。他回憶，當時他的同學中雖少有參與「佔中」，但其就讀的港島中學非常接近活動地點，所以每天放學都會路過，看到那些示威者，有時還會跟他們攀談幾句。他表示，那時他已經很喜歡寫文章，寫了很多「非常學術」、「十分離地」的文去反對「佔中」。「但當我看到它在我眼前發生，從朋輩間了解到這場運動的原則和思想，甚至親眼看到人群被催淚彈驅散，我就被震撼了，我不太清楚如何去反應這眼前的一幕幕……直至現在我也會說我仍反對這樣的表達形式—但不同的是，我開始去了解他人為何會選擇如此的方式，他們是怎麼想的。我也開始去看一些所謂『深黃』的傳媒。」剛走出「極端建制」的他，謹慎地對待另一方的信息，不再盲目地完全相信，而是開始抱着了解的態度對待。自那時起，他也開始接觸泛民一方，甚至有關本土思潮的著作，如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和方志恒的《香港革新論》等。
我是自改派 初心本良好
「一成不變並不是政治家、學者應有的風範，初心良好才是從政者的基本。一個人，他的觀點想法十年二十年都不變，你說這是堅定還是愚蠢呢？我覺得是後者。」黃裕舜笑稱自己是「自改派」，他的成長、思維形成的過程，就是一場仍在進行中的改革。
在不同思想的衝擊後，黃裕舜經歷了下一階段的改變。2015年開始在英國求學，這段經歷令他心中原本陌生的「國家主義」慢慢浮現。海外生活中，他接觸、也受到過不少種族歧視的對待：「無論你的英文講得多流利、多像出生在倫敦的本地人，就因為你的膚色和外貌，在他們眼中就永遠不會是『自己人』。」
他在大大小小的辯論場中，都是以流利的英文舌戰群雄，想必也曾「幻想」過，將語言練習純熟，便可融入當地社會而避免遭到不公對待吧。然而，在他今年3月份從英國返港後寫的《英倫歷險記》一文中，提及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幾起「亞洲面孔」遭攻擊的事件。其中他也提到，對亞洲人或黃種人的歧視或排斥，並不會因為自己的「香港人」或「台灣人」身份而獲「豁免」。
海外求學的經歷令他反思並重新看待自己的「身份」，他逐漸意識到，認同國家、認同政府和認同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意義的。這時，他對國家的歸屬感漸漸強烈：「我作為中國的一份子，要做的是改變這個國家，讓所有人在這個國家裏能夠開心一點。我不會想去拖垮這個國家，因為這樣做非但沒有可能，更是對所有的人不負責—在香港也是一樣。」於是他學着去探索、去了解中央面對香港議題時的「難處」和「執着」，以及香港不同持份者的想法。
黃裕舜嘗試「打開自己」，接觸不同路線的人和思想，這其中就包括湯家驊創辦的民主思路，並逐漸認為這個智庫倡導的理念與自己很接近—尋求在國家體制下進行適合香港的民主道路。黃裕舜稱其為「第三條路」，並於2016年投身於當時還是民主思路中骨幹力量的黃梓謙與麥嘉晉的助選活動。但這次特殊的經歷和落敗的結果，令黃裕舜再次陷入沉思—他看到了香港的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之間的距離：「我突然意識到，走中間政治，就算是Gary（黃梓謙） 和Raymond（麥嘉晉）這樣優秀的人才，在香港這個非常二元對立的社會中，拿取到議席的難度也很高。」走「中間路線」其實未必不可行，但正如黃裕舜所言，香港社會形態特殊，二元對立的立場嚴重，在議會選舉中難以獲得選票。更何況，本港的中間政治由於無願景更無論述支撐，常被揶揄為搖擺不定的「騎牆派」。
了解過建制、泛民、中間三條道路後，黃裕舜的想法也在不斷變化，他非常不介意去反思自己和批評自己：「去年的反修例事件中，7月份之前的我還未正確拿捏到香港政治的複雜性，回看我之前的想法及對政治策略的理解，我會說好天真好傻。去年5月份，我在《信報》專欄還在寫，希望特首三思、考慮是否要推這個條例，推的時候要考慮什麼等。但那時我還沒有深思或作出太多的思考—特首、整個特區班子犯了什麼錯，體制有什麼錯……我沒有想到這些。」
「改革自己」是黃裕舜的特質之一，也來源於其作為辯手的思維習慣。兒時接觸到辯論後，他便一發不可收拾地愛上了這個毋須人情與客套、只用理據和道理說話的方式。Brian Wong的名字也隨着他的積極參與和優異的表現被辯論界的不少人熟知。辯論令他在思考方式上受益匪淺，當看到一項議題時，他會在決定自己的立場前看到正反兩方論點及對應的反駁，能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去分析。
但自從去年的反修例風波後，他意識到，辯論的世界太過簡單：「世界上不是所有事都能夠清清楚楚的。而且辯論跟學術界相通的一點，是討論的、要贏的是『argument』，但在政界，你要贏到『人』的支持及民心，而不是要贏『debate』。若想討論政治的問題，我就要改革自己。」他從不愛說話，到習慣用辯論的方式跟人溝通，再到和不同的朋友聊天、交流，現在又意識到了辯論式思維的局限性。「自改」於他而言，是一個不斷完善自我的成長過程，他驚覺，香港需要的，也是改革：「正如鄧小平老先生當年說的，誰不改革，誰就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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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3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0月5日）《與改革派青年黃裕舜對話 香港須在改革中「愈辯愈明」》。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