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華伶與陳祖為對談．一｜「三權分立」爭議 為何雞同鴨講？
由刪改通識教科書內容引發的「三權分立」之爭暫告一段落。反思雙方觀點，難免存在「雞同鴨講」的困局，一方認為三權分立的體現在於行政、立法、司法的相互制衡；而另一方指出香港並不擁有「主權」，其權力源於「中央授權」而非「與中央分權」，所以沒有三權分立，但存在「行政主導」之下的權力分置。細究之下，雙方交戰激烈，卻未對什麼是「三權分立」達成有效共識。為何出現如此局面？話語鴻溝怎樣形成？又如何影響着「一國兩制」的落實？《香港01》邀請兩位權威學者—通曉民法體系（內地採用）和普通法體系（香港採用）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以及熟悉中西政治哲學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就此進行對談。
傅華伶認為，「雞同鴨講」並非雙方互不了解，而是大家裝作不知道，因為香港還未從反修例風波中恢復過來、還未意識到社會亟待重新出發，所以大家還沒有誠意要溝通。至於話語鴻溝的出現和演變，則要結合雙方的歷史脈絡和發展路徑去分析，因為隨着內地經濟崛起而香港原地固守，中央不斷思考如何調整對港政策，以幫助香港適應未來發展。在《基本法》討論之初，本採取區隔兩地之姿，到如今包括高鐵、大灣區等規劃落地，中央則希望未來將香港納入中國全局發展。然而，香港政治化日益嚴重，有人甚至大肆渲染港獨思潮，中央只好不斷強調「一國」先於「兩制」的重要性，並重申由《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憲制基礎和憲制新秩序。儘管相關措施引發香港的不適應，但傅華伶仍樂觀地指出，這或許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新方向—保持獨特優勢，並向大灣區乃至泛廣東地區輻射自身影響。
陳祖為則持不同觀點，他點明話語鴻溝的成因在於兩地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以對權力的理解為例，中央強調實際控制的權力，香港則強調法律賦予的權力需要制度規範；不同的理解造成溝通隔閡，當中央在與香港的博弈中逐漸處於上風時，自然會以自身的理解「導正」對方的不當行為。陳祖為指出，正是出於對權力理解的不同，導致香港出現「四不像」的政治體制。由於中央希望能加強對港管控，要求特首不從屬於任何政黨，亦不通過普選產生，這在事實上造成特首的施政阻力，而權威性亦遭到質疑，難以獲取社會支持。因此，需要通過強調「行政主導」鞏固特首地位。
如何解決問題？傅華伶和陳祖為討論後得出結論：修改《基本法》或成為香港的出路。以下為對談實錄。
（傅：傅華伶 陳：陳祖為 01：《香港01》）
雞同鴨講—大家裝作不知道？
01：現時香港社會有關三權分立的討論往往是「雞同鴨講」，當定義上沒共識，很難深入討論。例如一方從權力來源和主權的角度出發，強調沒有分立；另一方稱若從地方政府的分權架構看，三權是分立的。這種錯位是如何形成的？是源於香港和內地的話語差異嗎？
陳：作為香港出生的學者，一直以來，我對內地學者或官方所用的話語並不熟悉。1997年我開始慢慢觀察，在和內地學者和官員溝通時發現，在政治、文化傳統等方面確實存在很多分別，導致我不理解他們的話語，他們也不會抽絲剝繭地向你解釋。雙方的溝通在這裏存在隔閡。如果中央對香港的某些行為不滿，會用自己的觀點解釋對方違反某些原則。三權分立還是行政主導的爭議存在十多年，往往都是因為某些政治認知的改變而引發爭論。其實從2003年開始，大量與此相關的論述均來自中央，我反而感到作為一個香港市民，是在被動地了解北京的看法。當北京提出一個在概念和原則上具爭議性的看法，香港便要思考相關看法有沒有道理，社會上因此存在很多不解。
因此，在相關討論上，香港較被動，而中央要導正，就會較具進攻性。這次有關三權分立的討論是因為教科書刪改內容，可理解為政府接受了內地的觀點，全面地在教育體制裏落實內地對三權分立的看法。香港自然會產生很大反響與爭議。我想當下應該坐下來，有條理地提出雙方的論述，看看雙方的分歧在哪裏。
01：陳祖為說中央需要導正在他們看來香港做得不對的事，但香港人未必這樣理解。香港人會想：為什麼過去都是這樣做，現在卻不對了呢？對與不對應該由誰判斷？
傅：從歷史角度看，現在的政治生態與1997年完全不同。我1993年來香港，那時香港較具進攻性，中央較為被動，現在則相反。二十多年來，雙方的地位像打球一樣慢慢變化，如今局勢已很明確。例如2003年《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中央非常被動，一步步後退，與推行《港區國安法》的方式完全不同。另外，中國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也在變化。從回歸到現在，中央領導人已換了三代，香港還是同一批人在闡述與過去相同的觀點，政治思維基本沒變，二十多年來香港進退維谷。
回到三權分立，我相信不是大家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是在裝不知道。我不信中央不知道有兩種不同的三權分立關係，一種是「央地關係」，一種是地方政府的分權架構。我們都知我們在說不同的東西，但我們假裝不知道。討論因此愈發個人化、具攻擊性。若在同一平台用同樣的語言，講清是談央地關係還是談司法與行政的劃分，這樣大家會有共識去討論。談話的出發點是釐清我們到底在談什麼。中學生該不該學習三權分立和香港有沒有三權分立、司法實踐中有沒有這個制度，本身就不是一回事。我們沒說清楚面對什麼問題、要解決什麼問題，反而將所有問題混雜，以致對話無法展開。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對話的誠意。
01：為什麼還沒有誠意？
傅：還沒到時候。去年至今社會還處於一種類似緊急狀況的局面。從中央的角度出發，《港區國安法》推行幾個月，香港社會還沒有消化法律的社會效果。還需很長一段時間，讓大家意識到社會要往前走，才能走到這一步。
01：當我們遇到不同觀點時，很多人會下意識預設對方帶有負面動機，一方批評對方在削弱司法獨立，另一方批評對方在強化司法獨大等等。陳教授是否認同大家裝作不知道在說什麼，以及當我們回應其他人的說法時，會預設一種不好的動機，而不是坦誠地溝通？
陳：我個人及身邊的政治學者從來不會混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以及香港三權的關係。有建制人士說三權分立就是三權鼎立、三權獨立，部份民主派人士也曾這麼理解，但我沒看到有學者會這樣望文生義地去解釋。如果我沒有混淆，為什麼需要澄清呢？我曾撰文講解權力的制衡，清楚指出三權其實是權力的分制，甚至可以是五權分制。我也明確指出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一般三權分立是獨立國家的權力關係，而獨立國家也可講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為什麼煞有介事地說我們存在這樣的混淆需要去導正呢？我不會去看陰謀論背後有什麼動機，而是須理解現狀。中央一直以來給我們的印象是，只有在一些有必要的大問題上才會出聲。這次之所以強硬，我想是因為中央認為須解決香港回歸不順的問題。回歸不順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香港對「一國兩制」及制度設計的理解出錯，中央需要逐步導正，於是從教育系統開始改變，令人逐步接受內地的觀點，以實現人心回歸。這不是陰謀論，而是作為主權國家要走的一條路線。既然如此，其實不應該高高在上指出這是真理，粗暴地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去解決幾十年的爭議。
傅：我覺得中央此舉的考慮存在兩種可能：一是第二次回歸，即再過二十七年或五十年，香港和內地相同；另一是矯正去年發生的事情，而非要走得更遠。說到底就是要解決港獨問題。拋開這個問題，其他都可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不認為香港沒有未來。
陳：我所謂的二次回歸不是變成內地的制度，而是回到中央認為對的「一國兩制」政策。
01：中央認為香港出了問題需要導正，那麼，香港人可能會認為這種導正是否應該尊重香港人的想法？如果只用中央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一方面，在執行過程中會出現問題；另一方面，什麼是對的「一國兩制」仍須探討。
陳：香港在法理上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它的權力來自《基本法》，來自人大，來自中國《憲法》，來自一個實際存在的政治體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過去很多年，因為中央強調自己是法律上的主權國，那麼在權力範圍下，做什麼都可以。
政治學者不會這麼看。第一，我們會問：這個憲法是不是人民認受的？為什麼這套憲法有這樣的權力？第二，香港沒有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地區，而是通過說服香港居民而回歸中國。雖說主權收回，但中央知道沒有足夠的正當性可以單方面做決定，所以必須保證收回主權的行為在香港人眼中是一個合理的舉措。這其實是一種社會契約。否則的話，香港人不會說多年前香港是中國的地方但被割讓出去了，那我們就要接受歷史上的淵源，即使我們一般人已經習慣了很不同的生活方式。國際法律也會講認受性的問題、主權的權力邊界在哪裏的問題。「一國兩制」的構想存在中央和香港兩個方面，就源於這個社會契約—中央和香港人的契約，當然也有英國的參與。
講出來後發現，原來你我看法完全不同，這些話語存在根本上的分歧，不能單方面說主權國怎麼看就是對的，而需兩方面的磨合。
上文刊登於第23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9月21日）, 文章原題《當法治遇上政治—傅華伶與陳祖為對談 如何跨越央港話語鴻溝？》。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封面故事】當法治遇上政治—傅華伶與陳祖為對談 如何跨越央港話語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