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世界將變成「一國一網」？開放的互聯網終只是浪漫想象？
近來，港版國安法的落地有可能會給國際科技公司帶來一個兩難的選擇：要麼使其服務適應新條款並監控其內容，要麼拒絕這樣做，但面臨法律訴訟的風險，甚至可能不得不離開香港。
在科技公司的難題背後，卻隱藏着一個更大的謎題，也是我們所有人都要關心的問題：互聯網，被其創造者視為一種徹底開放和中立的技術，是否符合世界的現實？全球互聯網是否正在分裂成兩個不同的網絡？
要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情況，不妨從互聯網的創造者的原來想法開始，追溯互聯網短暫而動盪的歷史。
互聯網與「基本的開放性」
最早的計算機網絡之一是美國國防部委託的項目，即ARPANET項目。不過，互聯網遠非一個國家的項目：萬維網（World Wide Web）的核心元素，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傳輸控制協議和網際網絡協議（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and internet protocal, TP/IP）、超文本（hypertext）等系統，都來自於一批跨越美國、英國、法國和瑞士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小組。
互聯網的設計將網絡的權力和功能置於其邊緣，掌握在終端用戶手中。
這些互聯網先驅們對他們所創造的東西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它的「基本開放性」（fundamental openness）。
這個說法來自於TP/IP系統的共同創造者瑟夫（Vint Cerf）。在2009年一篇題為《開放的互聯網》（The open Internet: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瑟夫解釋互聯網如何不同於以前的集中式系統，如有線電視網絡。
作為一個「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互聯網不是為任何特定用途而設計的。瑟夫表示，「互聯網的設計將網絡的權力和功能置於其邊緣，掌握在終端用戶手中」。網絡應用的用戶和生產者決定如何使用它們，而不是網絡本身，網絡對其傳輸的內容漠不關心。
從這個角度看，互聯網是「技術中立」的完美典範：它不做任何事情，只是「促成」。而這也是它最初的理想：在這裏，人類的知識可以自由地儲存、分享和成長。
開放互聯網的第一個挑戰者：商業
當互聯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普及後，這個理想很快受到了挑戰，但它的第一個對手不是軍隊或政府，而是那些開始建設和供應互聯網的網絡的公司：互聯網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很快就意識到，保持不斷增長的網絡的「中立」不符合它們的商業利益。如果人為地控制用戶的網絡速度，它們就可以為更快的網速收取更多的費用。因為看netflix或與朋友Skype使用的數據比閱讀維基百科的文章要多得多，所以服務供應商也樂得向那些需要更高帶寬的用戶收取更多費用。
問題是，這違背了互聯網最初的設計，即網絡僅供傳輸數據，不用知道數據的內容，服務不應按用途來提供的。這一原則被稱為「網絡中立性」（net neutrality），是美國社會政治上和法律上一直辯論的一點。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推翻了奧巴馬時期的「網絡中立性」規則，允許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在某些情況下控制它們提供的速度，進一步激化了這場辯論。
「開放4%」：互聯網的「守門人」
通過Google，你能找到的網站只佔互聯網所有內容的4%。
近年來，除了服務供應商對互聯網的影響，新興科技巨頭的出現，也帶來了新的危機：就是Google、Facebook等大公司的「把關」作用。
原則上，互聯網是一個自由的網絡：任何人只要能連上互聯網，就可以輸入網站的網址，訪問自己想要的內容。然而，在實踐中大多數人並不是通過網址來訪問網絡，而是通過瀏覽器、搜尋引擎和社交媒體應用來訪問網上的內容，這三者合起來就形成互聯網的「大門」。
因此，那些提供熱門瀏覽器、搜尋引擎或社交平台的公司也就變成互聯網的「守門人」，他們自我標榜的「開放」也並非現實。可以想想：通過Google，你能找到的網站只佔互聯網所有內容的4%：據估計，互聯網96%的內容存儲在「深層網絡 」（deep web）上，而「深網」這個稱呼只是指所有不被搜尋引擎索引的網站。
另外，像Facebook或TikTok這樣的社交媒體平台，對互聯網的開放性帶來了另一個挑戰。通過對人類自然的社交衝動的濫用，這些公司的推薦算法不僅決定我們屏幕上出現的內容，還決定我們所接觸到的人、想法、產品和政治意識形態。
互聯網的「基本開放性」也愈發像是天真的烏托邦主義。
因為這些算法的目的是通過廣告來實現利潤最大化，所以我們所能接觸到的內容，既受我們自己的偏好所影響，也是由任何有足夠資金支付社交媒體公司的人或組織所支配的。在「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和政治癒發極端化的時代，互聯網的「基本開放性」也愈發像是天真的烏托邦主義。
這也引發了另一種擔憂：互聯網受到的衝擊，不只來自商業，而也有政治。
一國兩網？
言及至此，我們終於可以回到香港了。
當政府和安全機構被允許訪問並節制網絡內容，香港的國家安全法進一步挑戰了「互聯網被用戶治理」的想法。
雖然像Google、Twitter或Facebook這樣的大科技公司現在已經宣佈暫停對香港當局提供數據，但這只能是暫時的解決辦法。從長遠來看，它們將不得不做出決定：要麼遵守新規則，要麼徹底離開香港市場。
港版國安法針對互聯網管理的新增規定，理應是出於遏制敵對「境外勢力」的考量，但不乏有些評論者認為，這意味着我們所熟知的互聯網環境在香港正在發生變化，並變得更接近中國「防火長城」牆內。目前，某些外國科技公司已經擱置在香港未來的投資計劃，其他公司也在考慮將員工撤出，讓這些評論者擔心香港的互聯網很快就會變成「一國一網」。
互聯網的開放與國家主權
香港是互聯網的未來的標誌嗎？美國政壇似乎認為是：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Senate’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準備的一份題為「新老大哥：中國和數字威權主義」（The New Big Brother,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報告7月21日宣佈。
報告指出世界上幾個試圖對互聯網實施類似中國防火牆系統的國家，並警告說：「如果中國繼續完善數字威權主義的工具，並能夠在國內和國外有效實施，那麼中國而不是美國及其盟友將塑造（全球）數字環境。」
然而，這種似乎認為「美國是開放互聯網捍衛者」的報告，與最近的另一則新聞形成鮮明對比：法國和德國最近宣佈，歐盟計劃建立歐洲大陸自己的數據存儲系統「Gaia-X」，旨在提供不依賴美國科技巨頭的互聯網空間......並避免美國國家安全局龐大的數字監控計劃。
與美國報告所言相反，世界互聯網並沒有「新冷戰」式的「開放」對壘「封閉」。相反，互聯網的「基本開放性」本來就在全球範圍內面臨經濟保護主義和各國主權的嚴峻現實。
一個世界，一百個互聯網
於此，我們所面臨的前景或許是「一個世界，多個互聯網」。換句話說，是「一國一網」：每個國家通過各種限制塑造自己想要的互聯網。就像其他公共產品如水一樣，或者其他通用技術如電一樣，互聯網的主要監管機構仍然是國家。無論它們創造者有什麼樣的理想，水和電網是國家建設和控制的，也是國家決定其境內的互聯網應該受到怎樣程度的監管，保持怎樣的開放或封閉程度。
互聯網已經改變了世界，然而，我們現在也意識到，互聯網正在被世界改變。
有人會宣稱，這違背了互聯網的設計初衷，會令互聯網逐漸沉寂，成為一潭死水。但實際上，即使是世界上管制最廣、最深的中國「局域網」，竟然也在防火牆內讓數字經濟充滿活力，迸發着活躍的社會討論，甚至包括關於技術中立的深思熟慮。
今天的互聯網已經成為我們了解世界的窗口。人類有史以來首次可以將所有知識集合於一起。更實際的說，它是我們能找到知識、娛樂、工作、甚至是愛情的地方。
互聯網已經改變了世界，然而，我們現在也意識到，互聯網正在被世界改變。
互聯網的「開放與封閉」之爭，並不是與所謂「基本開放性」有關的簡單技術問題，也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它都不完全是「開放vs.封閉」的問題，也可以被視作「自由vs.穩定」。互聯網的開放性取決於技術與社會的互動，技術能帶來新的可能性，而社會為這些可能性提供了結構，並對其加以限制。技術開闢新的商業機會和政治行為，但社會格局則決定哪些機會或行為會被支持，哪些會被限制。
「萬維網之父」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曾提出，互聯網的問題不能歸咎於一個政府或一個社交網絡。相反，互聯網需要的是「網絡契約」（a contract for the web），一種類似於《海洋法》或《外層空間條約》的集體努力，它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共同點，在此基礎上繼續建設可能是人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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