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的前世今生：一段與中共關係不大的羞辱史

「支那」一詞，就史言史，與香港獨派討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關係不大。「支那」羞辱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祖輩、乃至我們自身。但「裝睡的人你叫不醒」，若然拿連正常日本人都不用的「死語」，來高喊幾句侮祖辱宗的毒語，能讓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的話，我們也只能盡力是其是，非其非，讓還沒裝睡的人，保持清醒，不要辱人、自侮。

「支那」稱呼由誕生之初，就是一個「符號」，到今日，仍是一個「符號」。「符號」本身是沒有意義的，須賴人予以價值。而首先賦予「支那」符號價值的其實就是日本。現時香港獨派所做的，是在「日本傳統」上添加「香港元素」，以「支那」稱呼中國，就是要透過塑造「他者」、一個可憎、可恨、可蔑視的「他者」，以建立他們的所謂「香港民族」。

日本人對「中國」的稱呼甚多，唐（から）、唐土（もろこし）、唐山、唐國、漢、明、清、清國、中華、華夏、中國、中土、南京、支那等均是（參見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新井白石（1657-1725）於《采覧異言》、寺島良安（生卒不詳）於《和漢三才図会》啟開使用「支那」之風。可以說，使用「支那」之初，其實並無蔑意，甚至帶有敬重之意；只是當時的文人不想以「中國」稱呼中國，因為這等同把日本貶為東夷。據佐藤三郎，鴉片戰爭前，日方稱中國，多用「唐國」，而稱中國人，則稱「唐人」，其中明顯帶有敬羨之意。

歷史學家蔣廷黻有句名言：「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對日本而言，「中國」神話也是在鴉片戰爭後幻滅。鴉片戰爭後，兩國幾乎同時經歷變革，維新運動最後徹底敗予明治維新，日本先後借甲午與日俄兩場戰爭（《アジアの心―日中文化交流のあゆみ》），躍身世界強國行列，更不願再稱「中國」為「唐國」、「中國」、「中華」，進而蔑視清國，除「支那人」外，漢人也漸被恥笑為「清國奴」。

其間，有兩事值得我們留意。福澤諭吉於1869年撰《世界國盡》，開首即說：

「然自文明開化後，國勢頹敗，風俗漸衰，而不知修德，唯我獨尊，不知世外形勢，高枕休眠，加之暴君污吏肆虐天下，惡政當道，欺壓下民，終遭天罰。天保十二年（1841），與英吉利國不和，僅只一戰，即遭敗北…以致成如今之衰敗狀。」

福澤這段文字，可以說是賦予了「支那」實質的內涵，從此之後，「支那」在日語中，已不再是什麼中性詞。1873年刊行的《小學背誦十詞》，更寫到：

「自古即聞名遐邇的文明古國，有支那、西班牙、葡萄牙，其國勢已衰敗…已成微弱一小國…已變成後世之笑柄。」

可見自明治初年，「支那」已作為蔑稱，進入日本的小學教科書中。

概括而言，由明治初年至日本戰敗，日方（不管是政府或民間）對中方用得最多的稱呼，就是「支那」。不單是政府文書，知識分子更是普遍使用此詞，京都學派「支那學」宗師內藤湖南的名著，就是《支那上古史》；其更在名著《支那論》中侮辱「支那」是「蚯蚓式國家」，任人切割而無所感覺，鼓吹侵華。

相對而言，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初，還是頗為樂於使用「支那」一詞。1903年有由「支那少年」編集的「支那四千年開化史」，1905年宋教仁、黃興等創立雜誌〈二十世紀支那〉。革命分子、改革派如孫文、黃遵憲、周作人等，均曾使用「支那」一詞。由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的十多年間，「支那」一詞在中國頗為流行。其主因在當時中國沒有明確「國號」可言，革命分子更不想用「清國」、「大清」稱呼自身國家，而「中國」一詞又過於自大，加上「支那」與「China」音近，使用此詞，有開化之意，所以「支那」作為中性詞廣為人用。

但早期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已充分意識到「支那」一詞的「侮辱性」。

郭沫若在〈關於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態度〉談到「支那」在日本的用法：

「英支、法支、德支、美支、俄支、鮮支、滿支，中國始終是處在最劣等的地位。這些表現稍稍留意他們的新聞紙，便可以明白。而且最可佩的是他們的整齊劃一。」

郁達夫於〈雪夜〉中講述親身經歷：

「這些無邪的少女，這些絕對服從男子的麗質，她們原都是受過父兄的薰陶的，一聽到了弱國的支那兩字，哪裏還能夠維持她們的常態，保留她們的人對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裏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裏心裏，會起怎麼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地想像不出來的。」

「不滅倭寇，誓不生還」的謝冰瑩留學日本時，曾被日本孩子擲石襲擊，並被罵「支那人，亡國奴！」1936年溥儀訪日，謝因拒迎接而被監禁於刑務所。她記下在監倉中一事：

「我看到一個黑東西，好像『南京蟲』（按：蟑螂、臭蟲），我故意勉強敷衍着她。『瞎說！南京蟲是你們支那的，日本沒有！』她用嘲笑的眼光望着我，又嘻嘻地笑了，我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似的…」（〈在日本獄中〉）。

「支那」一詞令中國民眾生厭、反感、痛恨，正是自留學生始。但由留學生擴散至中國社會對之普遍生厭，則是一個頗為漫長的過程。日本學者藤巻啓森說，日本軍國主義崛起，是導致中國人對「支那」反感的主因。「二十一條」、「山東權益問題」、「九一八」等事件陸續激發中國人討厭日人使用「支那」稱呼中國。到三十年代時，郭沫若是這樣說的：

「本來『支那』並非惡意…但出自日本人口中時，則比歐洲人稱猶太人還要下作。」

郁達夫說：

「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賤賊』還更難聽。」

國民政府於完成北伐後，於1930年5月26日通報日方：

「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日方於11月29日的內閣會議中決議使用「中華民國」，停止在官方文書使用「支那」；但民間就續用不絕。郭、郁的文章是 1936 年寫下的，很快，中國民眾開始普遍明白「支那」一詞帶來的「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八年抗戰帶給中國民眾無比的傷痛，香港在四年後也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佔領時段。日方稱七七事變定稱「支那事變」，佔領地也廣泛使用「支那」。「支那」二字，此後承載的已是國恥，是日本人對我們祖輩的侮辱與欺凌。

1946年1月7日，日本外務省以總局長崗崎勝男名義，向各省次官發出〈關於避免『支那』稱呼的事宜〉，內中明言：

「中華民國方面極為討厭『支那』一詞…今後亦不再申辯道理…總之，只要不使用『支那』一詞即可。」

同年7月3日，教科書中所有「支那」稱呼改稱「中國」，「支那」在日語中漸成死語。

「支那」一詞，就史言史，與香港獨派討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關係不大。「支那」羞辱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祖輩、乃至我們自身。但「裝睡的人你叫不醒」，若然拿連正常日本人都不用的「死語」，來高喊幾句侮祖辱宗的毒語，能讓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的話，我們也只能盡力是其是，非其非，讓還沒裝睡的人，保持清醒，不要辱人、自侮。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