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之疫.上】一夜難除的數十年痼疾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初期,俄羅斯可說是抗疫模範—早在1月底肺炎疫情在中國爆發之際,該國率先關閉中俄邊境陸路關口,且在4月之前仍能「守住」防線。不過,隨着病毒持續在歐洲大規模傳播,俄羅斯的西方防疫通道出現缺口。病毒大舉入侵,當地脆弱的醫療系統隨即支離破碎。
牽連一億人的俄羅斯醫療體系千瘡百孔,新冠疫情殘酷無情地撕開體系內深入肌理的潰爛疽瘡—資金短缺、官僚主義、城鄉醫療差距。疫情的到來,對當地醫療體系是頒布死亡的誥令,抑或是否極重生的契機?
「他們指控我是誹謗國家醫療體系的『叛國者』。」在俄羅斯西北部城市普里奧焦爾斯克(Priozersk)一間醫院工作的Natalya Trofimova向國外媒體表示,自己曾向當地衞生部門投訴院內防護裝備不足,卻被當局解僱,理由是:洩露病人的相片。
Trofimova的控訴僅是冰山一角。多間歐美媒體的駐俄記者曾多次成功聯絡在當地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很多受訪醫護皆表示,身邊不少同事因向上級諫言而遭解僱,不少受訪醫護就是其中一員。
過去一個月,不斷有俄羅斯醫護上載影片,指出當地醫院缺乏醫療裝備,要求大眾給予支援。有人還在網上開設獨立統計網頁,讓民眾提供已知因新冠肺炎逝世、卻未被官方計入數據的醫護人員名字,好讓外界知道俄羅斯的真實狀況。
俄羅斯醫護正值生死存亡的時刻,前線醫護卻連說真話也會被罰,是有什麼不能公開的事情嗎?醫護的處境又有多危急?
死亡數字存極大爭議
俄羅斯的確診病例在4月初開始不斷攀升,4月7日,當地單日新增確診人數首次破千;到4月30日,該國總確診人數突破10萬;及後5月3至13日,每天平均錄得逾萬宗新增確診個案,增速前所未有;到5月14日,每日新增確診人數才回落至1萬宗以下。截至5月31日,當地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超過40萬,是全球第三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巴西。
除了疫情發展快得令人驚訝外,俄羅斯政府通報的疫情數據中還有一點惹人關注,就是死亡數字。相比起當地目前逾40萬的確診人數,俄羅斯通報的死亡數字逾4,600人,即死亡率控制在約1%,與美國、中國、伊朗、巴西等疫情較嚴重的國家相比低許多。各界對這個數字有不同解讀。有人歸因於俄羅斯有效擴大了檢測及追蹤病源的範圍。檢測普及率高,意味着能夠尋找出社區內的隱性患者,而患者愈早確診,便愈能獲得及時的治療,從而減低死亡風險。韓國便是其中一個例子,該國實施大規模檢測,目前的死亡率控制在約2%。
不過,有媒體引用數據分析,指出俄羅斯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不準確,實際死亡人數很可能遠高於官方數字。英媒《金融時報》分析俄羅斯首都莫斯科與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的死亡人數後發現,與往年相比,兩大城市4月份的死亡人數都不尋常地增多,推斷俄羅斯全國實際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字多出超過七成。
類似的質疑其實在過去數月亦曾發生在中國、美國、伊朗、印度等國身上,不少國家亦曾調整疫情數據,這可說是疫情下的數據盲點。雖然如此,這些數字仍能反映出俄羅斯醫療系統背後的某些面貌,甚至能看出當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薪低工時長逼走醫護
根據彭博社在2018年發表的分析報告,俄羅斯有着世上其中一個最低效的醫療系統,榜上僅美國、阿塞拜疆和保加利亞為它墊底。中國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2014年發表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的住院死亡率比同等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高逾一倍。據世界銀行統計,2016年,俄羅斯的人均預期壽命為71.7歲,較世界衞生組織(WHO)統計的全球平均數字72歲稍低。
種種數字反映出俄羅斯的醫療體系早已問題重重,今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令整個醫療體系雪上加霜,醫護人員更首當其衝。
在疫情爆發之前,俄羅斯醫護人員的生活其實並不好過,前述財經研究院的報告顯示,當地醫生的薪酬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8%。「我們根本每天都在掙扎求存。」45歲的Alexey Potapov向《德國之聲》記者憶述以往在醫院當醫生的日子時感慨地說。
Potapov曾與妻子在家鄉一間公營醫院任職,每周工作約60小時,月薪折合只有數千港元,夫婦過着捉襟見肘的生活。後來,他在工餘時間修讀電腦編程,最終取得相關學位,並轉行到莫斯科一間電腦科技公司工作,人工是以往的三倍。妻子其後也決定轉行,不再做醫生了。
「我當健身室教練,比當醫生掙得更多。」在聖彼得堡一間醫學院畢業的Yelena Tumasov也有類似的想法。Tumasov本來希望當一名運動醫學治療師,但忍受不了過低待遇和工時過長,最終轉行。她的丈夫Yevgeniy在醫院當了十三年外科醫生,最終也無奈離開醫護行業。
薪低工時長,加快了醫護流失的速度。俄羅斯衞生部去年發表的報告顯示,該國醫療系統缺少4萬名醫生,護士的短缺人數更高達27萬;此外,不少醫護人員,特別是偏遠地區的從業者仍使用前蘇聯時代的過時設備和技術。
全民免費醫療「遺病」
上述問題的一大徵結,說白了就是錢的問題。事實上,俄羅斯的醫療體系長期處於經費緊絀的狀態,要了解背後原因,有必要從醫療體系的資金來源說起。
目前,支撐俄羅斯醫療體系的資金來自三方面:政府預算撥款、強制醫保基金繳費(由僱主繳納),以及居民個人付費(譬如自費購買藥品、享用超出免費醫療服務範圍的醫療服務)。當中政府預算撥款和強制醫保基金繳費是國內強制性醫保制度(Obligatory Medical Insurance, OMI)的資金來源。OMI保障居民在政府醫院的基本診療服務開支,額外的醫療服務 (例如更繁複的手術、私人診療服務等)則由個人自付。
政府預算撥款部份,或多或少繼承了前蘇聯時代全民免費醫療系統制度的精神。在前蘇聯時代,民眾基本上可免費享用各類醫療服務,只需負擔藥費,這對民眾而言當然是好事,但代價是政府負擔沉重。當時整個醫療體系的開支大部份由政府承擔,而這個擔子愈來愈沉重,到1990年、即蘇聯解體前一年,蘇聯整體醫療支出佔國民收入總額近兩成。
全民免費醫療亦讓民眾養成動輒看病的習慣,醫院長期迎來源源不絕的病人,看病要排長龍,醫生應接不暇。由於醫療體系全賴政府資金支持,一旦政府經費發不下來,醫院便沒法招募足夠醫護人手,亦沒法定期更新醫療設備,更會打擊醫院及醫護人員改善服務的積極性。這些前蘇聯時代醫療系統的舊毛病,一直遺留到今天的普京時代,始終沒法根治。
上文節錄自第21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1日)《疫情危機暴露體系痼疾 俄羅斯醫療的死亡與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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