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理性防疫 人人有責 盲反或釀疫情失控（下）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本地確診數字持續上升，需要接受檢疫隔離的人士也愈來愈多。要有效防止疫症在社區爆發，最為合適的措施是設立檢疫中心，盡可能隔離並檢驗疑受感染人士，惟政府選址時處處碰壁，多次受到當區居民及區議員反對，部份更演變成警民衝突。歷經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一役，特區政府十七年來仍未準備好檢疫中心這類檢疫設施，以致阻止新型肺炎「落地生根」的關鍵時刻也沒有足夠檢疫場所應對，的確難辭其咎；然而，防疫工作也是全民責任，如果人人基於「鄰避心理」，或受躁動社會氣氛影響致「事事反對」，疫情恐怕更難控制，受害的仍是香港。
承接上文︰【武漢肺炎】理性防疫 人人有責 盲反或釀疫情失控（上）
鄰避心理 無助理性抗疫
鑑於有大量市民反對政府徵用民居設施作檢疫中心，部份更引起激烈的警民衝突，出現破壞公共設施等行為。平等機會委員會曾公開呼籲公眾盡量保持理性，體恤有關檢疫設施的必要性，不要抱着「不要在我家附近」的心態反對。平機會擔憂這種情況會將疫情推向更難控制的局面，其主席朱敏健表示，明白市民對疫情有所憂慮，惟若大眾抱着「臨事而懼，趨避唯恐不及」的心態，反對社區設立這些設施，香港便無法控制疫情，最終全社會受害。
各區出現反彈情況，或許與居民的「鄰避症候群」有關。所謂鄰避症候群，即是平日大眾所言的「別在我後園（Not in my back yard）」，是指有些公共設施原意是為了整體社會利益，但其產生的負面成本卻由設施附近的居民承受，則會造成社會生態的不和諧，容易導致公衆心理隔閡，極易引起鄰近居民抵制；有關設施包括核電廠、焚化爐、監獄、精神病院、垃圾堆填區等厭惡性設施。無論是暉明邨、翠雅山房、駿洋邨，抑或最近各區出現的「反指定診所」抗議，或許正是居民不滿厭惡性設施在其社區出現的一種表現。
如何應對鄰避症候群？美國政府及社會事務專家Frank Noto曾撰寫《Overcoming NIMBY Opposition》一文，指出要解決鄰避症候群，必須處理好四種反對心態來源：價值觀衝突、情緒需要、錯誤資訊及利益衝突。所謂價值觀衝突，即建立設施的目的與鄰近居民背道而馳。惟疫情當道，相信政府及市民都不會盼望香港淪為疫區，故不應存在較大的價值觀差異。
而錯誤資訊的意思，是指市民可能因相信謠言或未經證實的信息，產生恐慌性反應。例如，當傳出政府有意徵用暉明邨作檢疫中心，當區居民便開始堵路抗議，入黑後更肆意破壞，皆因誤以為入住暉明邨的隔離人士均為確診患者。惟政府其後強調，所有入住檢疫中心的人士並無病徵，亦非確診或懷疑感染病人。若能做好溝通工作，具體說明如何保證隔離營不會加劇社區傳播風險，都能有助避免錯誤資訊加劇居民的恐慌。
在情緒需要方面，是指設施鄰近的居民可能出現負面感受，應被視作一種自然情況，並予以包容諒解，政府有責任協助他們能走出被情緒支配的狀態。例如，港府作出徵用翠雅山房作檢疫中心的決定時，若能主動向周邊社區提供額外援助，包括加強附近社區的消毒清潔，甚至承諾向鄰近社區提供更多諮詢渠道，未必不可以安撫當區居民情緒。
至於利益衝突的處理，特首林鄭月娥上周五（2月14日）公布百億抗疫基金具體措施時，提到將向受影響的駿洋邨及暉明邨等公屋輪候家庭，發放一次性6,000元特別津貼。不過，公民力量林宇星認為，該津貼僅「有好過無」，未必能抵銷準住戶需要另覓居所的沉重租金，故建議當局採取「實報實銷」的做法，代受影響居民繳付租金，直到他們入伙。另外，由於屋邨獲政府徵用作檢疫中心後，可能會增加住户對衞生問題的擔憂，故他希望政府提供額外清潔服務，確保未來入住的居户能安心上樓。
家居隔離 存社區爆發隱憂
為阻疫情蔓延，港府自2月8日起，要求凡過去十四日曾到內地者，回港後必須接受強制檢疫兩星期。政府落實此安排，即意味檢疫中心的需求會進一步增加。而根據衞生防疫中心統計，政府至2月10日起，至少已向1,193人發出檢疫令，當中香港居民佔1,066人、非香港居民佔127人；當中有1,138人在家檢疫、35人在酒店檢疫、20人入住檢疫中心。
從數字來看，在家檢疫人數佔絕大多數，入住檢疫中心的寥寥無幾。然而，當局既發出強制檢疫令，就說明有關人士可能具備一定感染風險，惟當局卻無法安排他們入住檢疫中心，只能採取家居隔離這個次優安排。不過，誠如傳染病權威袁國勇所言，要防止新型肺炎在社區爆發，設檢疫中心無疑為較好的方法。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在電台節目中也提到，家居自我隔離未必可行，因為單靠自律方式存有風險，「最好有大型集中隔離地點」。
可是，港府即使經歷2003年SARS的慘痛教訓，仍然未汲取經驗，預早準備檢疫中心這類防疫設施。按理說，港府理應明白疫情發展速度難以預測，稍有前瞻意識，已會及早儲備抗疫資源，例如選定遠離市區的度假村及居住用地，甚或與酒店業者早作協議，待社會爆發公共衞生危機時，好調動相關資源作隔離之用。遺憾的是，縱然政府在SARS過後成立了專家委員會，並總結出《汲取經驗 防患未然》報告，當中明文表示必須作好準備以防初次出現及新發現的疾病，並建立良好體制，以應付緊急事故和危機，但今次疫情卻暴露出政府未有汲取經驗，應變能力依然低下，在危急關口居然無法拿出大型檢疫用地。
若而不盡快尋覓更多地方作檢疫中心，最大可能出現的情況，便會是擴大家居隔離安排。家居隔離方案有不少局限，相較於配套完整及有監管的集中隔離點，只能算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其中最讓人擔憂的，便是疑似感染人士能繼續與家人同居，令他們也容易變成受感染群體，反過來增加病毒在社區散播和爆發的風險。而打從家居檢疫實施後，衞生署在官網上定期公開檢疫人士所居住的大廈名單，但此舉卻引起網民不安，更有網民表示害怕正在隔離的鄰里會散播病毒，決定立即舉家搬遷。
依賴家居隔離檢疫的另一憂慮，便是要確保當事人自律安守家中。為確保方案成效，政府安排警方突擊檢查，並宣告違反指定令，可被罰款25,000元及監禁六個月。截至2月10日，警方在167次突擊檢查中，發現有九人未有全天候留在居所，並以各種古怪理由解釋，包括聲稱因睡覺而無法聯絡，以及當時曾短暫外出購買日常用品，當中兩人一度失聯，需要警方發出通緝令，並考慮作出檢控。
對此，林正財表示若然要達至「零風險」，最理想當然是讓有感染風險的人在檢疫中心隔離，皆因有職員從關口將他們帶到中心，有警衛看守門口，杜絕走失可能。惟他明白「始終我們安排用作檢疫的容量不足」，無法執行這種高規格的防疫措施。他表示政府未來若能尋覓更多隔離資源，不妨考慮將違令紅線收緊，如被發現第一次偷走，便直接送往管控規格嚴密的隔離營，不讓他們有再犯錯機會，盡可能減低疫情散播至社區的風險。
歸根究柢，當局必須立即設立大型檢疫中心，方能接載滯留湖北的港人回港，同時隔離檢疫所有高風險人士。面對「事事反對」的民情，港府不能不予解說，或只作口頭呼籲、甚至埋怨市民不能諒解，而是應該提供更多科學理據，並改善與市民溝通的技巧。至於香港市民，經歷了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難免仍然被焦慮和恐慌的敏感神經主導情緒，但疫症當前，也斷不能因而喪失最基本的同理心，甚至抱持「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堅決反對任何合理的檢疫設施，萬一疫情失控，所有市民也難以獨善其身，受害的只會是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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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1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17日）《理性防疫，人人有責 — 我們與檢疫中心的距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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