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守秘密，律師可以去到幾盡？
有的客人是「超超級」小心的，生怕在調查當局的會客室、走廊，甚至洗手間的談話也會有外洩的風險，於是我們出發前便發明一套「手語」，到了現場，凡遇到客人被盤問到敏感事情的時候，我們便叫調查員離開房間一會兒，跟着我和客人便用「手語」交談。
立法會選舉自由黨新界西參選人周永勤早前棄選，源於一段秘密錄音外洩，內容令周擔心自身及家人安全。此事讓我聯想起前陣子的「港大校委會洩密事件」，也是由於有秘密的錄音外洩，導致軒然大波。
在法律界，最轟動的洩密事件，是多年前的一件法庭審訊：
在一宗刑事審訊過程中，警察和證人在法院「證人房」內的秘密談話被人偷偷地錄下，然後交給法官；辯方以此指控警方左右證人的口供，被告後來無罪釋放，而涉案的警察亦被調查。
律師其實是超危險的工作，因為我們的工作涉及太多要保守的秘密。
基本上，我們大部分的律師信件都要打上「保密函件」，嚴重的更會打上「絕對機密函件」。曾經有一家律師行，代客發信追債的時候，竟然把這些應該保密的律師信傳真到「債仔」的工作地方，債仔的所有同事都知道他收到「律師信」，債仔因此「含怒到日落」，起訴那家律師行誹謗。
亦曾有一宗上市公司「炒外匯風波」案，當證監會搜查公司文件時，代表上市公司的律師沒有清清楚楚地阻止證監會查閱一些根據法律，當事人是可以保密的文件，後來證監會堅持要使用這些保密文件，於是雙方就這些文件是否可以保密及使用的法律觀點大打官司，最後是律師行勝訴。
法庭內也怕被錄音 討論嚴重案情要離港
律師每天工作，凡事要小心三思，好大壓力。例如在法庭上，我們和當事人或大律師討論的時候，我們不會講出口，只會寫在紙上，交給對方；如真的要開口，也會用手遮掩嘴巴，謹慎用詞，輕聲、盡量隱晦地談述事情，以免被對家或法官暗地裏聽到內容。當然，遇到最敏感的事情，我們會要求法官退庭，然後大律師、律師和當事人等跑到「證人房」內才敢討論；如非常敏感的，我們更會看看枱底有沒有裝上錄音器，才敢放心交談。
遇到重大的刑事案，如警方及廉署（ICAC）的調查，我們和客人在律師行或大律師寫字樓開會的時候，會根據案情的嚴重性，分三種方式處理：
（一）大家只是把手機關掉；
（二）大家把手機的電池也拿出來；
（三）把手機關掉，而且叫秘書從會客室拿走，放在較遠的地方。因為只是手機關掉，是不夠安全的，如有人竊聽，他可以利用電子技術，遙控啟動手機，所以從保密角度來說，帶手機開會，是有風險的。
遇到超級嚴重的案情，我們甚至會離開香港，去鄰近地區開會。我試過有一件大案，大家要坐船離開香港開會，避開任何竊聽的可能。
為防洩密自創手語 避用面書微信
就算處理民事案，內容也可能是敏感的，亦要絕對保密。我們是不會透過電郵或手機互相傳遞訊息，我們會用古老的傳真方法來避過外洩的風險。如果在外面開會，很多時候要在餐廳進行，一般來說，客人會訂一間VIP房，說話比較方便；如內容比較敏感，客人更會訂酒店房間，於是幾個男人，會在酒店「團伙」開會。
有的客人是「超超級」小心的，生怕在調查當局的會客室、走廊，甚至洗手間的談話也會有外洩的風險，於是我們出發前便發明一套「手語」，到了現場，凡遇到客人被盤問到敏感事情的時候，我們便叫調查員離開房間一會兒，跟着我和客人便用「手語」交談。
還有一次也是此生不忘的：某年晚上，我經過銅鑼灣某酒店的coffee shop，看到一位朋友，他身邊坐着另一個男人。我上前和朋友打招呼，談了數分鐘閒話，然後離開。過了數個月，我的朋友被檢控，原來當晚他身邊的男人先在口袋內暗藏錄音機，然後才去和我的朋友喝茶，而控方最有力的證據，便是當晚朋友和這投訴人的談話內容；幸好朋友雖然上了法庭，但獲無罪釋放。
重點是，根據法律，所有呈堂的錄音帶不能有半點修剪，於是在朋友的審訊當天，當晚的錄音便原汁原味地在法庭播放，而我和朋友的前半段八卦閒話，也半字不漏地讓所有人都聽到，當天報紙的法院新聞也有報道，我尷尬死了。你看，律師連私生活也要慎言。
近年的法律「新人類」頗多是大意的，嚇得律師行的老闆天天坐立不安，怕工作上的秘密不小心被外洩。來生，如果我不當律師，應該可以省掉一大筆晚上吃melatonin（褪黑素）以助安睡的錢。
此外，我很少用WhatsApp和客人談秘密事情，更加不用Facebook和WeChat，就是怕有任何機會洩露客人的資料或秘密。推己及人，從客戶的利益考慮自己的一舉一動，是我們律師對客人應有的尊重。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