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姓名排序再倒轉　「脫亞入歐」後回歸傳統

本月初（9月6日），日本政府決定修改官方文件中日本人英文姓名的拼寫順序，由原來歐美式的「先名後姓」，改為日語傳統的「先姓後名」。例如，首相安倍晉三便由「Shinzo Abe」改為「Abe Shinzo」。很多人認為，這個改變似乎只是限於官方的「小改變」，根本談不上有何重大影響，不單只多數外媒仍舊使用原來的排列，不少日本民眾也認為改變無關緊要。然而，官方「正名」之舉或許予人「小題大做」的印象，但其實反映了日本政府意識形態上的轉向。

日本政府這次改變姓名排序，嚴格而言不能稱之為「倒轉」，而是「倒轉再倒轉」。日本人的名字排列跟東亞絕大部份地區一樣，傳統上都是「先姓後名」，直至十九世紀末明治維新、實行了一系列的「西方化」政策後才有所改變。為了便於與當時的西方列強交流，日本有意識地將拉丁字母化後的日本人名，以「先名後姓」這個西方習慣排列。如今，日本官方把順序再次倒轉，回到傳統，代表了什麼？

要了解這點，我們必須了解日本現代化的思潮與政治取向。在近代之前，日本雖然從未似朝鮮一樣成為中國的藩屬，但亦一直積極吸收中國文化。然而步入十九世紀，日本目睹中國在鴉片戰爭等一連串對西方的戰事中戰敗，加上在1863、64年間，在薩英戰爭、下關戰爭等對西方列強的小磨擦中，開始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強大，國家思潮一舉由原本排外的「攘夷」轉向對西方開放的「開國」方向。

1867年德川幕府倒台（「大政奉還」）後，新成立的明治政府懷着「不想像清朝一樣被西方列強玩弄於股掌」的恐懼心理，開始不顧一切、傾盡精力進行日本「現代化」，進而展開了世人熟知的明治維新。小說家司馬遼太郎在《坂上之雲》中言簡意賅地指出，「不管好壞如何先建設起近代國家，原本就是維新成立的大目的」。而在十九世紀日本的思潮當中，所謂「現代化」幾乎就等於「西方化」—只要「從頭到腳」將西方的制度、文化、理念搬到日本，便可得到足夠的實力對抗外國入侵，保全日本獨立自主。日本人幾乎不加思考地全盤西化，甚至被當時的歐洲人戲謔為猴子。在不少的西方政治漫畫當中，日本人都以猴子的形態出現，可見連西方人也認為日本人幾乎是盲目地學習西方。

鄰國沿用先姓後名排序

日本一心想要向西方先進地區靠攏，鼓吹這種思潮的佼佼者是思想家福澤諭吉。他在1885年發表不署名文章《脫亞論》提倡日本須與其他「野蠻」亞洲國家斷絕關係，並與歐洲列強為伍，形成了所謂的「脫亞入歐」論。二戰期間，日本雖然一度與西方國家交惡，但在二戰後又再以美國盟友的身份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分子，故而又有所謂的「脫亞入美」論。

日本人的「姓名」本身也是近代化的結果。在江戶時代（十七世紀）或以前，只有較有地位的階層如貴族、武士等才能擁有姓氏，一般平民百姓都沒有姓氏。明治維新後，一方面為了戶籍管理方便，一方面也是為了公平起見，平民開始擁有姓氏。1875年日本更頒布了「平民苗字必稱義務令」，強制皇室以外的所有人必須擁有姓氏。但另一方面，「姓」與「名」孰先孰後，本身就是單純的文化問題，並沒有哪種排列比較優勝。西方固然有其值得學習的地方，但「先名後姓」的排序充其量只是令日本人「看起來」更像西方人，日本人執意學習，只是反映了與亞洲割裂、親近西方的意識形態。

那麼，將排序「倒轉再倒轉」回復傳統，便是向這種崇拜西方的思潮作出反思。當初被福澤諭吉認為野蠻落後的亞洲同儕如中國、韓國，雖然一度衰落，但在二戰後卻先後浴火重生。縱然這些亞洲國家都在學習西方進行現代化，但她們並沒有仿效日本「脫亞入歐」式般不管好壞地學習西方文化。既然沒有「脫亞入歐」的意識形態，東亞諸國在近代化過程中，更沒有必要故意跟從西方「先名後姓」的排序方式，而是理所當然地沿用傳統「先姓後名」的習慣。

如果翻查外國媒體，不難發現大部份東亞人名的英文名稱都是按傳統的「先姓後名」排列，例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拼成「Xi Jin ping」而不是「Jinping Xi」、韓國總統文在寅是「Moon Jae-in」而非「Jae-in Moon」、朝鮮領袖金正恩是「Kim Jong Un」而非「Jong Un Kim」、台灣總統蔡英文是「Tsai Ing-wen」而非「Ing-wen Tsai」。唯獨日本人的名字是以「先名後姓」排列，安倍晉三沒有寫成「Abe Shinzo」，而是「Shinzo Abe」。

西方困局迫使日本反思出路

「先名後姓」乃過去日本囫圇吞棗進行西方化所留下的歷史產物，曾經令日本人「看似文明」，亦代表了其對自身傳統的全盤否定和對西化主義的全盤接受。但在現代多元主義下，這顯得與亞洲鄰國格格不入。時移世易，明治維新已過去140載有餘，當初被輕視的亞洲各國漸漸掙脫西方列強的控制，像中國、韓國等更是亞洲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在這種情況下，似乎日本人也開始反思是否要全盤學習西方，以及自身與亞洲同儕的關係。

早在2000年左右，日本文部科學省已有人提出，應尊重文化多元，不應盲目以西方習慣為尊，建議政府把日本人的英文姓名順序改回「先姓後名」的傳統。但這個建議多年來並沒有得到政府重視，甚至有反對聲音認為多此一舉。

時至現在，日本官方才接受了這個建議，有不少分析認為是日本官方正在反思過去盲目崇拜西方的理性。必須承認，「脫亞論」有其歷史背景，十九世紀的日本甘於被嘲笑為猴子，也想盡快西化以及獲得西方國家的認同。然而，近年日本亦開始意識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社會、經濟等方面都陷入發展困局，日本不能再一味依賴西方，必須正視亞洲的地緣政治關係。

甚至有人認為，改換姓名順序雖然只是一個「小動作」，但也許代表了日本「脫歐入亞」的新意識形態。巧合的是，推動「脫亞入歐」的代表福澤諭吉在佔據日本最大額的萬圓日鈔刻印人物三十多年後，在今年為慶祝新天皇登基而發行的「令和」新鈔中「功成身退」。到底這是否意味着日本思潮的微妙變化，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盲搬外來制度或「水土不服」

十九世紀時，中國也曾發起「洋務運動」進行近代化改革，更時常被拿來與同時代的明治維新相比較。過去的研究總喜歡將洋務運動之失敗歸結於清廷只知道外國的船堅炮利，而沒有像明治維新一般全盤西化。這種歷史線性發展觀曾經盛極一時，到了冷戰結束時，日裔美籍政治學者福山更出版《歷史之終結與最後的人》，宣示人類歷史只有一條路可走。

西方民主政治近年遭遇嚴峻挑戰，迫使福山反思其主張，那種「全球通用」的線性想法亦愈發受質疑—不同的國家地區各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實在不能一概而論。冷靜下來一看，全盤西化是否就是唯一的道路，的確值得反思。西方制度、價值自有其值得學習之處，不過不問後果地將西方的一切「搬字過紙」，也未必一定就會成功。美國及西方在過去幾十年不斷將自身制度和價值觀輸出到其他地方，但這些制度卻時常有「水土不服」的情況。從伊拉克重建，到「阿拉伯之春」都奉西方民主制度為尊，但卻未能帶來有效管治；烏克蘭革命後，國家更陷入親西方與親俄的二分局面、東部長期陷入戰亂。

在近一個半世紀後，日本將名字排列修正回傳統順序，正好告訴我們人類文化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的真理。日本的例子也可幫助我們反思近年香港的爭議與局勢。香港正面對多重深層次矛盾，但是否不論好壞全盤學習西方，便能解決這些問題呢？香港在思考改革時，不能再停留於「脫亞入歐」式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應該認真考慮自己獨特的情況，探求怎樣的方法才能務實回應香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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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16日）《日本姓名排序再倒轉 「脫亞入歐」後回歸傳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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